文革浩劫恶行多 中国最博学之人无处安身(图)


陈寅恪这一位“中国最博学之人”,在文革期间遭遇迫害而辞世。
陈寅恪这一位“中国最博学之人”,在文革期间遭遇迫害而辞世。(绘图:Winnie Wang/看中国)

他,没有博士文凭,却因学贯中西,通晓包括梵文、西夏文与突厥文等十几种语言,而被誉为“中国最博学之人”,且与梁启超王国维并称为“清华三巨头”,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他就是一生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一代大师陈寅恪。令人惋惜的是,这一位博学大师晚年却遭遇文革浩劫,身家性命无处安顿。最终双目失明且患心脏病的他,在红卫兵的迫害之下彻底崩溃,逝世前一日说道:“我如在死囚牢中”,留下“涕泣对牛衣”的诗句。

中国在民国时期涌现出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不只学问深厚,还被称为是有“风骨”、“好玩”的人,而他们对世事也经常有惊世骇俗的作为。陈寅恪在这一群人中,丝毫不逊色。对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知道他是一位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人,其拥有的学问,被赞叹是“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陈寅恪的学识与其家庭背景密不可分。

1890年,陈寅恪出生在湖南长沙,祖籍江西义宁。他是晚清大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维新派政治家陈宝箴之孙。陈寅恪的祖父两代都倡导新政,父亲陈三立还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除了教授四书、五经,还开设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现代化课程。

聪慧好学的陈寅恪在家庭环境的薰陶下,从小就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长大后又先后留学日本与欧美多国,通晓二十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不过,颇具意味的是,他一生中竟没拿过一张文凭。曾有人就此事询问陈寅恪,而他回答说,考博士并不难,但在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时间学别的知识了。

幸好当时的中国相对开放,也尊重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并没有明珠暗投。1925年,清华要办中国最好的国学研究院,第一件事,就是要请一流的学者来当导师。负责国学院筹备工作的吴宓,很快就请来了王国维、梁启超和赵元任三位知名的导师,并向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推荐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同学——陈寅恪。

曹云祥从未听说过陈寅恪这个名字,遂去问梁启超说,“这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说,“他不是博士。”曹又问,“他有什么著作?”得到回答,“也没有著作。”

曹云祥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一听,竟急了,说道:“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呢!”

最终,陈寅恪被破格聘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而他的第一堂课,也让学生们印象深刻。他给学生们送上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这是什么意思呢?学生们交头接耳,做出不同解读。大家静下来之后,陈寅恪揭开了谜底。原来,“南海圣人”指的是康有为,作为他的弟子梁启超的学生,自然就成了“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而王国维曾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王国维的学生也就成了大清皇帝的同学了。

陈寅恪讲历史,不仅脉络清晰,还善于挖掘细节,再加上他个人独到的见解,总让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课的除了清华的学生,还有专程赶来的北大等院校的学生,就连朱自清、冯友兰、吴宓那样的名教授也都慕名而来。久而久之,陈寅恪的学问就在学界出了名,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

提到陈寅恪,大陆学者吴洪森还有自己的观点。他在《平生所学唯余骨》一文中说,人们大都只注意陈寅恪学问的渊博和天才记忆,这些都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而忽略了他身上读书人人人可以学的东西,那就是风骨,也就是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时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的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出日金40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他断然拒绝。

第二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陈寅恪没有登上蒋介石“抢救学人”的专机,而是留在大陆继续做学术研究。面对中共政权,他依然努力挺直脊梁。

1953年,毛泽东设立历史研究委员会,增设三个研究所,提议郭沫若任远古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委任状下达后,郭沫若和范文澜马上赴任,唯有陈寅恪不为所动,继续在广东中山大学教书。当时,经常有北京的说客来请,包括他的得意门生、北大历史学系副教授汪籛。

1953年11月,汪籛怀揣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亲笔邀请信来到陈寅恪家,以为势在必得。不料,陈寅恪却答复说,“做学问,不应有‘在某某主义或某某思想的指导下’这种定语,凡有这种定语的都不是真学问。”又说,“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最主要的是要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

他对赴任提出两个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信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二,请毛泽东或刘少奇给出一张允许证明书,作为挡箭牌。当时,有学生劝说陈寅恪不要这样做,他却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我只想为学术领域留一块净土。”最后,去北京赴任的事不了了之。

几年后,中共掀起了摧残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陈寅恪虽然受到批判,但时任中南第一书记陶铸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在陶铸的关照下,陈寅恪度过了一段还算平静的生活。

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陶铸被打倒了。已经76岁的陈寅恪同样面临劫难,最终被迫害致死。

根据《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记载,同一年,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们就把矛头对准了陈寅恪这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对他扣上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甚至是“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大帽子。

陈寅恪的助手随后被赶走,护士被撤除,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校园内,陈家居住了十六年的东南区一号二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就像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更为恐怖的是,大字报逐渐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是陈寅恪的衣服上。面对此情此景,陈寅恪夫人唐筼哀叹说,“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疯狂的造反派们还对陈寅恪抄家,查封书籍,抢走手稿,由于当时的中山大学还流传说“陈寅恪有惊人记忆力”。造反派抓住这一点,竟将陈寅恪拖下病床,强迫他背诵毛语录,若不肯背或有一句背错,就对他辱骂毒打。

造反派还想出毒计,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在陈寅恪的窗前屋后,说是让他听取革命群众的怒吼之声。见到患有严重失眠症和心脏病的陈寅恪受不了这些嚎叫,难受得在床上抱头打滚,造反派们更兴奋了,干脆把高音喇叭绑在陈寅恪的床头上。不一会儿,陈家两位老人就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正月,陈家被迫搬进四面透风的平房。陈寅恪当时变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其两位女儿则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劳动,只有革命委员会和“工宣队”等权力机构偶尔会派人上门察看。少数亲友偷偷登门探望时,见到陈寅恪躺在床上说不出话,但眼角不断流出泪水来。

1969年10月7日清晨5点30分,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在心力衰竭、肠梗阻和肠麻痹的病痛中含冤去世。一个多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也撒手人寰,追随丈夫而去。

在文革那样造反与暴动均有理的恐怖年代,一位卓越的知识分子就这样逝去,其实很常见。

三百年难得一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就此远去,此实属中国文坛之大不幸也,他终止了无尽的苦难,而现在人们真正认清中共历年造下的深重罪孽则已正式展开。

责任编辑:衍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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