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个慷慨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一个慷慨的人民。（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11月14日讯】我1997年8月来到美国，依靠两所大学提供的全额助学金完成硕士和博士的七年研究生教育；我爱人1999年来到美国，同样得到美国大学的助学金资助完成学业。事实上，上个世界八十和九十年代来到美国读研究生的中国学生全部或绝大部分依靠的就是美国大学提供的慷慨的助学金/奖学金。有了这笔资助，大学免去了学费，发给了学生助学金/奖学金用来租房，购买食物和支付其它开销。作为交换，助学金获得者每周给大学工作20小时，帮助教授批改作业，寻找研究资料，或直接给本科生上课。获得奖学金的同学则什么都不用做，可以将所有精力用在学习上。美国人的慷慨好施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近年来，随着全球地域、政治的变化或某些国家煽动的盲目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对美国的污名、谩骂声越来越多，轻则用来宣泄个人或国家私愤，重则在社会上散布一些严重损害美国声誉的假信息和谣言，既对美国不利，也误导对美国怀有善意的人对美国的客观了解。
本文难以对美国的政治、体制、生活的方方面面做出评价，只想就美国和美国人的乐善好施从我的亲身经历分享几个故事。通过我和成千上万来到美国读书、就业、安家的移民的见证向善意的人们证明美国是一个慷慨的国家，美国人民是一个慷慨的人民。
从历史上、宏观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带来毁灭性打击。战后1948-1952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或叫欧洲重建计划，给欧洲十几个国家援助了150亿美元，重建毁坏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工业体系，也包括对战争发起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援助。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说，“我们的政策不是针对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饥饿、贫穷、毁坏和混乱”。这些援助无需偿还，欧洲国家只支付了5%的行政管理费。同样地，美国也给炸毁珍珠港同美国交战过的日本在1946-1952年提供了22亿美元的援助，其中17亿为无偿，5亿为贷款。
在对外援助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援国。据美国国会研究中心透露，2016年美国对外援助为490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1.2%。在这笔援助中，42%用于长远资助计划，如经济发展和改善健康，其中大部分用于非洲国家；30%用于军事，安全；14%用人道主义；11%用于政治稳定、发展自由经济和推进民主化。美国2016年的外援数额比第2名的德国多出100亿美元。据美国捐赠年鉴报道，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捐赠是其类似国家的2-10倍。按人均计算，美国的捐赠是欧洲人的七倍，加拿大人的两倍。
在资助联合国方面，美国的资助占到联合国预算的五分之一。这种资助由两部分组成：会员费和自愿捐献。2017年，美国给联合国的资助是105亿美元，占其预算的22%，其中35亿为会员费，70亿为自愿捐献。而且从2010-2017年美国自愿捐给联合国的钱数增加了54%.
在美国国内，捐赠也得到美国大多数人的支持，体现了美国国民整体对捐赠的热情和慷慨。2016年的捐赠为3900亿美元，2017年为4100亿，2018年为4277亿。有超过一半的美国人捐出他们收入的2.1%或更多，用于教会、教育、健康、公共事业、艺术和文化等方面。从家庭捐款数目看，2000年捐赠者家庭的平均捐款为2041美元，2017年增加到2514美元。2017年，富裕的家庭90%都捐赠，平均为29，269美元。著名的美国大慈善家比尔・盖茨2017年捐了48亿美元，马克・扎克伯格21亿，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10亿，亨利・希尔曼(Henry Hillmann)8亿，迈克尔・布隆伯格7亿。
在捐助大学方面，美国人也是慷慨解囊。根据《高等教育报》报道，美国大学在2018年收到460亿美元捐款，比上年增加7.2%，其中哈佛大学收到14亿，斯坦福大学11亿，哥伦比亚大学10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7亿，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7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7亿。一些规模小的私立大学因为毕业生少，收到的绝对捐款不能和以上大学从数量上比较，但毕业生的捐款比例很高，许多都在50%以上，如阿穆赫斯特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卡尔顿学院、威廉和玛丽学院，显示了美国大学毕业生热爱母校、感恩母校、回馈母校的优良传统。美国人坚信人人平等，坚信只要有充足的资源和机会，每个人都可以成功，都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也鼓励毕业生在自己工作、生活安排好以后能有一颗感恩的心，通过捐助让更多人享受这样的机会。作为美国慷慨教育的直接受益者，我和太太每年也拿出一笔钱捐给我们的大学和教会，而且随着家庭负担的减轻，我们还愿意增加我们的捐赠。
以上历史上、宏观上的数字如果让你觉得抽象，那么允许我分享几个我亲身经历的故事。我刚到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阿迪丽・彼得斯(Ardelia Peters)教授为我和其他几位中国同学每人送上了20美元的支票。当时彼得斯教授的工资并不高，但通过她提供的担保，五六位她以前在中国认识的学生来到她所任教的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毕业以后都留在了美国。和我比较熟悉的贝尔・克根(Bill Coggin)教授在我刚到美国时，敞开家门，欢迎我在他家居住了一个多星期，并告诉我以后见他不用提前预约，可以随时到家里找他。那时我一个人来到美国，甚感孤单，教授的话语安慰了我的孤寂和不安。我也经常到他家里聊天。他总是喜欢坐在躺椅上，抽着烟。我们谈论文学、政治，文化等。有时他带我一起去餐馆用餐。感恩节时他邀请他以前在西安认识的几位中国同事一起共庆佳节。他祥和地站在桌子一端，给每位客人切上可口的刚烤好的火鸡。大家围在桌子四周，边品尝美食，边笑语盈盈地交谈，度过了在异国他乡一个平安、温馨的夜晚。第二年春天，当得知我太太在美国驻中国领事馆申请探亲签证再次被拒后，克根教授不嫌麻烦到大学和银行给我办理了经济担保书，虽然它没有起到作用。太太最后依靠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助学金一年后来到美国。两年后，我研究生毕业到外州攻读博士学位，克根教授用卡车将我的行李，包括床、书架拉到了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市。另外，他还慷慨地让一个他先前认识的中国学生在他家里免费住了两年，直到研究生毕业。
另外一对我感恩的美国教授是华莱士・布莱策(Wallace Pretzer)和他的夫人戴安。我来到美国时他们都已从大学退休。他们经常带我去参加一些活动，如参观动物园、美术馆和艺术节。来美第二年，我一个人住在一个合伙租房里，每人有自己的卧室，但厨房和洗浴间公用。为了节省开支，我没有安装电话。有时候有活动时他们就直接把车开到我的住处找我。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学习压力大肠胃出了问题，不得不接受治疗。治疗后，除了保险报销了大部份费用外，我也要出一部分，他们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张300美元的支票，坚持让我收下。我博士毕业时，70多岁的他们冒着风雪驱车四个多小时参加我的毕业典礼，为我拍照，并在当天晚上踏着风雪赶回。两位老人分别在2018年和2019年以将近九十岁的高龄过世了。高兴的是，在去世之前他们中转芝加哥乘火车去新墨西哥州看风筝表演，将车停在我家门前。晚上我和太太在家里招待他俩和他们芝加哥的朋友。回来时我去车站接他们，安排晚餐，休息和第二天的启程，略表对两位教授的感激之情。
在我读博士期间，太太在另一个州读硕士，两地车程四个多小时，我每两周驱车看她一次，生活极为不便。有一次夜间开车时，轮胎爆破，车冲到路边的壕沟，人虽然没有受伤，但车扭曲变形，不得不贱卖给当地的拖车公司。对一对穷学生来说，这真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没有车子了，出门购买食物就得靠他人的帮助，也不可能再探望太太。我和太太商量是否可以让她申请转学到我在的大学读博。太太递出了申请书，后被录取了。我也将我们两地分居的情况告诉了主管研究项目的布鲁斯・霍泽斯基(Bruce Hozeski)教授，希望系里能给太太提供一份助学金。经过和有关部门商议，不久后他告诉我系里决定给她一份助学金。作为交换，她需要给系里的一位教授做研究助理，每周工作20小时。我们真是喜出望外，感激不尽。
在太太转学的第二年，我们将四岁的孩子接到了美国。因为我们两人都有奖学金，大学也有低廉的供家庭居住的套间，我们租住在一个两个卧室、客厅、淋浴、空调、网络齐全的套间，一住就是五年，直到我们博士毕业在美国顺利找到工作。
我和太太的故事并不是单独的例子。事实上，所有在美国读过书受到过资助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有自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计其数。有的人拿着提供的助学金和奖学金来到了美国，然后将配偶带到了美国。配偶开始在大学修课，不久也拿到了奖学金。夫妇双方都完成了学业。有的从他国博士毕业后靠在美国的资助来到这里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做博士后，领着一份不错的薪水，在基金用完后指导教授还想尽办法帮助学生申请其它赞助或找工作。美国大学的资源和对外国和本国学生的资助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体现的是美国的慷慨和好施。
读者一定会问，美国人为什么愿意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乐意地分享给他人呢？根据美国捐助年鉴报告，主要有三个原因：宗教信仰，互帮互助的传统和创造财富的能力。虽然报告对这几个原因一笔带过，但据我的观察，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从宗教信仰看，6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信仰的衰落，美国也是如此，但不像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那样严重。几种研究报告说明美国是西方工业国家中最有信仰的国家。它70%以上的人口称他们是有信仰的，相信神的存在和神在他们人生中的重要作用。因为信仰而捐赠成为美国人所有捐赠原因中首屈一指的。《圣经》经文中就有许多关于捐赠的名言。《提摩太书》说，“又要吩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以赛亚书》说，“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成正午”；《箴言》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又说，“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虔诚的基督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相信上帝创造世界和万物，相信人在怀着感恩的心领受馈赠的同时，要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彰显上帝的大爱和救赎。基督徒更鼓励将财富的十分之一捐出，帮助教会和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以我所在的芝加哥郊区的一个百十来人的华人教会为例，每年收到的奉献都在六七十万美元。从总体上讲，在全美捐赠的款项中，捐给教会的占到所有捐赠的三分之一。
父母对教会的慷慨捐献的行为和精神肯定对子女有积极的影响。教会中弟兄姐妹的和睦相处和互相帮助也积极带动社会上互助互帮的风气。美国是一个极富同情心、怜悯心、愿意帮助人、又不计较回报的民族，其中有宗教的原因，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总之，帮助别人似乎就熔铸在美国人的基因中。上文中提到美国人的捐钱捐物。除此之外，美国的自愿者个人和团体遍布美国各地。据美国慈善基金会透漏，美国30%的成人参与志愿者活动。2017年，以每小时24.69美元计算，美国志愿者总捐献了1670亿美元的价值。参与的活动包括筹款，销售，收集和分发食物、衣服等。这种志愿者行为不仅局限在成年人。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随处都可看到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其中包括自愿者团体，为需要帮助的家庭和学生筹集资金，辅导功课。我太太任教的中学的中文俱乐部每年圣诞节都去书店替顾客包装书籍和礼品，并将得来的小费，有时上千美元，捐给家庭不宽裕的学生。儿子高中时有一个学期到一所拉美裔的初中辅导学生功课。大学时他也自愿辅导当地一位黑人学生。美国社会有一个普遍的共识，即那些有资源和才能的人有义务去帮助那些处境不如自己的家庭和个人，而且他们乐观地相信这种帮助能够给受助者带来结果。
第三，美国人的慷慨捐助和它的财富观有很大关系。美国是一个极具活力和创造力的民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他们不将所得据为己有，而是将相当一部分捐献出来，回馈社会。第一代的美国移民恪守加尔文教义，努力工作，创造财富，荣耀神，再按神的嘱咐将财富分给需要的人。今天这种信条人仍得到大部份美国人的认同。盖茨家族价值940亿美元，已经捐出了500亿美元；巴菲特价值840亿美元，从2000年以来已捐出了460亿美元；乔治・索罗斯自1979年以来已经捐出了230亿美元；扎克伯格夫妇更答应一生将他们财富的99%捐出。
读者也许会说这些富可敌国的富豪太有钱了，他们捐赠是因为他们找不到花钱的出口，但你只要留意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这些亿万富翁并不过着纸醉金迷、挥钱如土的奢靡生活，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生活极为低调，从不浪费金钱，有的可以说十分节俭。镜头中的盖茨一头变灰的头发，一副学者型的眼镜，格子衬衫，外加一个羊毛衫，好奇地、满脸笑意地听你讲话。他最喜欢吃的美食是汉堡。巴菲特中等个头，满头银发，穿戴像一个退休的职员，慈祥和蔼，仍住在他1958年用31,500美元买来的房子里，车子是2014年购买的45,000美元的卡迪拉克。扎克伯格穿着随便，经常是套头衫，戴帽衫，牛仔裤和休闲鞋，开的是30,000美元左右的本田。总之，美国的富人很少炫富，他们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也很少得到民众的指责，听到的更多是对他们的赞赏和感激。
今天，坐在安静、敞亮的书桌前，回首在美国走过的24年的学习、工作历程，我有说不尽的感动和感激，感激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慷慨的国家，感激我生活中遇到这样多心肠善良、行为慷慨的美国好人，感激美国人民宽厚的、平等的、包容的、无私的情怀，让它不仅看到它的需要，而且其它国家人民的需要，包括那些对美国敌视的国家。它将它有限的资源慷慨地给予联合国、非洲、亚洲等世界各国需要帮助的人民，为他们提供安全、经济、食品、卫生、教育等资助，而且几十年如一日，彰显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宽厚、正义和担当，也为其它国家树立了一个标杆。通过国家的、机构的、家庭的、个人的参与，美国人将它的慷慨奉献精神谱成了一曲嘹亮的响彻宇宙上空的歌曲，给生活在艰难中的国家和人民带来希望，给全人类带来希望，鼓舞他们齐心协力，携手创造人类更自由、更公正、更独立、更富裕、更幸福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