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人口学家预测，“六百年内，地球人类的数目会多到每个人只有一平方公尺的空间可以生活”。（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21年12月13日讯】一九五八年，人口部门发布了一项经大幅修正的预测。人口学家现在预期，一九八O年世界上会有四十二亿人口，比他们仅仅一年前刚发布的中间预测值高出将近十亿人。同时，这也是他们头一次把预测的时间轴拉到世纪末，预测二OOO年的人口会达到六十三亿。他们论述的语调也随着这些变高的新数字变得更加煽动，而不是就事论事。报告的序言写着：“六百年内，地球人类的数目会多到每个人只有一平方公尺的空间可以生活。”
中国的新资料对联合国人口学家的模型构成挑战。中国的总人口意外地高于早先的部分普查，这点显示，中国的人口成长比众人之前认为的还快。当普查的结果从全世界各地传回纽约，各地也都显现同样的现象。人口学家一直秉持的假设，特别是关于死亡率的假设，突然间看起来相当过时。
一九三O年代期间，全球人口的年成长率大约是一％。表面上来看，一九四O年代的人口成长看似相仿，但是二战大约造成六千万到八千万人丧生（大约占全球人口的三％），而这个数字掩盖了人口加速成长的真实轨迹。到了一九五O年，全球人口的年成长率估计大约是一．八％，而且还在加速，到了一九六O年代中期达到二％。有些大国在这段期间的成长速度甚至更快：中国、印度、孟加拉、印尼和巴西的人口年成长率都接近三％—没错，就像美国一样。三％的人口年成长率代表人口大约会在二十五年间变成原来的两倍：这是马尔萨斯认为可能的最高成长速度。
“死亡控制”
但是，当然，打从马尔萨斯的时代以来，很多事都改变了，特别是人口学的方法本身。为了理解人口成长，人口学家已经学会把它分解成几个元素。人口的变动，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都反映了三件事：出生，人口会因此增加；死亡，人口会因此减少；还有迁移，人口因此增加或减少都有可能。人口学的基本等式就是一年的人口数等于去年的人口数加上自然增加数（即出生数减去死亡数）并减去净迁移数（移入数减出移出数）。这条等式的各个变项通常以比率表示（也就是人口基数的比例）：
粗出生率、粗死亡率、净迁移率。以全球整体来看，迁移率为零，只有出生率和死亡率是重要因素。在低迁移率的国家，这点也大致成立（例如一九五O年代的中国或印度）。在印度，一九五O年代间的死亡率从四O降为二五。但是，粗出生率自从一九二O年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整个一九五O年代都在四三左右盘旋。两者的差异（自然增加率）大约是一八。这并不是因为出生的人比以前更多（至少以人口比例来看是如此），而是死亡的人远比以前少得多。一如朱利安．赫胥黎的描述，印度以及类似的国家在没有“生育控制”的情况下实践了“死亡控制”。
这种“死亡控制”多半是有效的公共卫生措施介入的结果。在十九世纪末期与二十世纪初期，传染病（当时的头号死因）持续被扑灭。公共卫生、抽干沼泽以减少蚊子传播疾病、营养的改善、疫苗，最后还有抗生素，都让传染病销声匿迹。这些变动最先在富裕国家出现，但是到了一九三O及一九四O年代，也推展到像印度、中国和巴西等较贫穷的国家。
霍乱和结核病等常见但致命的传染病得到控制，当然是值得庆贺的成就。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为。一九六七年，威廉与保罗．帕多克兄弟（William and Paul Paddock，分别是农艺学家与退休的外交官）出版了《一九七五年大饥荒！美国的决定：谁将幸存？》（Famine—1975!America’s Decision:Who Will Survive?）一书。书中他们语带肯定地写到一个不知名的发展中国家的一位不知名的统治者，他“扣住税收，抑制公共卫生的支出”，以防止人口快速成长。这个故事或许是杜撰的，但是它表达的这种情绪算不上什么禁忌，在战后还是偶有类似的公开言论出现。根据这个逻辑，在出生率得到控制之前，公共卫生的改善所带来的利益只是短暂的，很快就会被人口过剩和饥荒抵销。
人口惯性
事实上，粗出生率虽然易于测量，但是要理解人口内部变化的生育型态，它却不是最好的方法。粗出生率的背后有两个相当不同的驱动因素：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以及每名生育年龄女性所生育的孩子人数。这两个组成因素只有后者（生育率）真正可以被当前的政策影响。今日的生育年龄女性人数是由数十年前的出生率所决定的，这个趋势就是所谓的人口惯性（population momentum）。惯性代表已经“内建”于人口的成长或衰退。因此，单从出生率看人口变动可能会得到误导的图像，或充其量是个延迟的图像。
把生育率同时考虑进去才能看到更完整的图像。生育率的计算与呈现不只一种方法，但最常见的是总生育率。这个比率反映的是目前趋势持续之下，一名女性一生中生产的平均孩童数（定义上来说是“活产数”）。最重要的生育率门槛是人口学家所说的出生替代率：每对夫妇必须生育多少孩子，才能有两个孩子活到性成熟的年龄，以“取代”他们的父母。在孩童死亡率低的国家，出生替代率大约是二．一，至于在孩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出生替代率就更高。
总生育率和粗出生率通常会有相同的起伏。人口惯性可能会造成二者偏离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一般女性一生中生育的孩子人数较少，那么出生率最后会下降，反映这个现象，人口成长率也会下降（死亡率和迁移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生育率低于替代率，人口最后会呈现负成长，人口就会减少。
人口的问题出在高生育率
人口学家挟此观念工具，便能轻易诊断出人口的问题出在高生育率：在诸如印度、巴西和印尼等地，一九六O年代期间的生育率大约是每名母亲生育五到六个孩子。两个世纪之前，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高生育率；但是到了一九二O年代，这个数字就降到二至三个。这些国家不知怎地找到了一条降低生育率之路，而别的国家也可能会跟上来。然而，没有人可以断言富有国家生育率降低的原因。生育率降低是一个逐渐的过程，而且看似出于自发。一名人口学家领袖把它归因于自工业化兴起的“竞争激烈、个人主义抬头、都市化”社会。但是，那些几乎都不能做为具体的政策处方。
这种模式下，一个重要而著名的例外就是日本。二战战败后的十年，日本的生育率从大约五陡落至三—在英格兰，这样的变化要历经大半个世纪才成形。但是，对于忧心全球人口过剩的人士来说，日本不是一个容易仿效的例子。日本的出生率之所以衰退，一开始主要是因为堕胎率的增加，这个办法不太可能得到笃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国家青睐。对于像中国和印度等贫穷国家而言，由于它们严重缺乏训练有素的医疗专业人士（与它们众多的人口相应），因此也行不通。
对专业人士的需求也让最有效的避孕方法窒碍难行，例如避孕隔膜、子宫帽和结扎手术。在一九五O年代末期开发出来的避孕药一开始似乎带来了希望，但是结果证明，避孕药在贫穷国家所产生的影响不如在富裕国家那么具革命性，因为它需要一个追求小家庭的社会，而贫穷国家缺少这个条件。改良的子宫内避孕器有其潜能，但是它也需要医疗专业，而且早期的产品也会引发副作用和并发症。避孕也不断面临来自宗教界的反对。一九六三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John XXIII）成立了一个教宗委员会，目的是针对新避孕药重新考虑反对意见。有那么一阵子，大家认为教会似乎最终会转变立场。但是若望二十三世在同年稍晚时驾崩，他的继任者保禄六世（Paul VI）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路线。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禄六世驳回了委员会的建议，发布新通谕《论人类生命》（Humanae Vitae），重申教会反避孕的立场。这对生育控制倡议者而言是很重大的打击。
※本文摘取自《清点每一个人：分类、标签与认同，人口普查如何定义国家与你我身分》，八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