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卖员（图片来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1月22日讯】（接上文）二十七，董路雇电视台解说员陪自己聊天，共产党封锁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
只恒文早在90年代初，30年前，在体育部的办公室就跟我说：“记者，毕竟也是国家干部。”这句话非常到位。比如，80年代的光明日报群工部主任王晨现在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副国级。他的部门1985年为我出过《读者来信摘编》，就是没有经过记者调查的内参，帮助我代表我父亲，北京市通县政协委员、画家郭笃民跟通县教育局要房子。所以，团中央第一书记，解放军退役空军少将宋德福，后来当了国家人事部部长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就是瞎胡闹。后来他去了福建当省委书记，身体也被他瞎胡闹弄垮了，年纪不大就死了。他是胡锦涛弄到团中央准备帮助自己从江泽民手里夺军权的人选，但是正经事他不会干，就会瞎折腾。就死了。
但是，只恒文没有认识到国家干部就不能轻易违法，随便违法，比如不惜破坏劳动法，不惜侵犯我人权，要求我大赛之时每天下午2点上班，夜里2点下班，12个小时，每天只挣几十块钱编辑费。辛明每个月2万元，卢学周每个月2万多。董路每个月可以达到4万元。房价是2000元！这么荒唐的事情就可以发生，国家干部只恒文就可以听之任之，却对我随意谩骂，每天骂两个小时。这样的后果他想到了吗？他太牛逼了，想到了也不怕。
因为还有比他更牛逼的，毕熙东就不说了，董路就比他牛逼多了。挣钱多，开豪车；老婆是电影演员；公开骂人，想骂谁就骂谁。当了常务副总编辑之后，把毕熙东的亲戚周志刚都给骂跑了。也把自己的铁哥们儿周超骂跑了。周超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时候，去韩国采访之前跟毕熙东雇来的前人民日报体育部记者张抒干仗。张抒报道过中国登山队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次还测得了新的高度。1989年解放军戒严部队大屠杀，他在人民日报印刷厂出版号外。之后被抓起来，关了一年，没判刑，但是开除公职。后来化名赵牧。毕熙东雇他来顶替董路当然也顶替了不会写稿子改稿子的只恒文，当了编辑部主任。这时候才开始放弃承包制，每个月给董路发1万元基本工资。周超跟赵牧干仗，为董路打天下。周超先去了《新京报》，后来去了新浪网，一直到今天。
青年体育报搬回了海运仓之后，张抒就自己撤退了。毕熙东也革命，大骂萨马兰奇是黑社会；也反革命，雇佣张抒。我揭露这些，现在中国青年报要是继续下大力气整我，就要掂量掂量这些事情搞大了，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但是2002年世界杯结束，李学谦催毕熙东扭亏为盈，毕熙东就把董路当了雨伞，任命董路为常务副总编辑。自己退居二线。意思是用董路打开市场打开销路。董路就牛逼了。在大平面跟周超大喊：“我无论如何比你大几岁，还是你进入新闻界的领路人，你不能跟我这么说话！”之后，命令他们足球编辑室的老三张亚非通知大家到小会议室开会，专门声讨老二周超。当着十几个人声嘶力竭地臭骂。隔着门都能听得见。周朝就混不下去了。之前的不久，周超每个月拿2万多元，领钱的时候就跟恩丽红念叨：“这钱发得是不少，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能过多久？”董路就不让他过太久。因为周超能独当一面，毕熙东都惧怕，都尊重。打跑了周超，董路就没有了竞争对手，一骑绝尘！而且自己雇佣的都是在校实习生，那钱想怎么发，就怎么发，他每个月的收入4万元都打不住！
2004年，青年体育报因为报社的资方北大青鸟公司（这就是中国青年报抛开团中央、党中央的节奏）的人要来不少，需要很多办公室，就被轰出来，流落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东四六条街道办事处4号楼，专门出租，为街道办事处干部发奖金的办公楼出报纸。地方小，人多，我们这些草民很挤，毕熙东和董路都是一个人一间办公室，编辑部主任只恒文和编务恩丽红，名副其实的校对每个月比我多拿600元的校对陈玉敏三个人一个办公室。董路就到大屋子说：“太挤了，谁搬到我哪里去？”谁敢去，找骂啊？伴君如伴虎，这帮人文化不高，但是是专业的马仔，对这一点很清楚，都不去。
董路就很孤独，没人说话啊。那就雇一个。他不是经常晚上不来办报纸而是去电视台说球吗？董路除了每个月1万元工资，还有稿费。此外的财源是在外面兼职两个，到电视台说球。克扣下属的工资和稿费。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靠他培养提拔，当然心甘情愿。晚上出报纸人员和紧张，他都经常不来，委托给周超，周超被打跑，委托张亚非和李海燕。
董路就把徐阳找来了。徐阳是北京国安队足球运动员，打了好几年北京队甚至进入了国家队，后卫。人长得精神，据说缺点是场上对抗不足，那就是等着退役靠脸吃饭哪。他开始说球了。中国的电视台最早的体育比赛解说都是电视台的播音员，比如宋世雄，就是嘴快，代替了图像，因为更早的解说员是广播电台的。收音机没有图像。宋世雄韩乔生之后，电视台就注意专业化，请会外语的嘉宾，请退役运动员和市面上的媒体记者。董路业余踢球，也能写，也能说，就成了电视台解说。
以后徐阳经常来上班了，所谓上班就是和董路一个办公室坐着，没事的时候，陪着董路聊天。他不会写稿子，名字恨不能都不会写。就是拿嘴说说，还是只跟董路说说。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甚至不到，董路就因为报社一直欠薪，欠稿费要罢工，也在外面散风了，外面的媒体也有报道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体育报欠薪的事情。王宏猷就决定关张，遣散董路他们这些外聘人员。
毕熙东被撤职之后，顶替他的是副社长宁光强和报社事业办副主任任春魁。最早任春魁是群工部副主任，1986年带着我去呼和浩特市采访，为农民年画家李喜春的工作安排呼吁。后来李喜春被安排到了县里文化馆。为此我们约见了市委书记。市委书记亲自过问此事。回来之后，他就住进了地坛传染病医院，我的肝功能也长期不好，我们在农民家里吃饭，感染了肝炎。那时候中国的肝炎很严重，内蒙古的更严重。我后来很长时间都不能献血，都是病毒检测阳性。所以任春魁是我的老上级。他作为副手，给每个遣散人员发了遣散会议通知，也给我发了一张。这就是糊涂啊！我是编制内人员，是要回来安排工作的，怎么能发这种通知呢？没有它，报社将来还可以耍赖，有这个，报社就只好在法院那里承认我被安排“试岗”。
开会那天，徐阳也来了，和董路都坐在后面。中间，他还跑到主席台上为宁光强等的茶杯里添水。董路笑着说：“你看这心多大啊，都下岗了，工作都没了，还给人家倒水呢。”徐阳退役发了一大笔钱，年轻，也根本没把陪着董路聊天当成一份工作，所以心态很放松。不像我这种人，只有这一个饭碗，而且欠了好几年的工资，受了好几年的压迫。
按照法律，报社都给了遣散费，就是五险一金。徐阳的工作时间只有董路知道，他不会少写。徐阳不写稿子，查都不好查。董路就一口咬定什么什么时候徐阳开始来的，报社有什么办法？何况毕熙东都不跟大家签劳动合同，是公然违法，报社就避免把事情搞大，宁愿消财免灾。那些钱是北大青鸟公司的，公司的钱是股民的，谁会心疼？所以徐阳绝对没少拿钱。在这里聊聊天，就拿走一大笔钱。中国青年报就能干出这样的傻事。
后来徐阳在电视台越说越好，影响越来越大。写这篇文章之前，我还差了他的资料，发现他如今还是很红火的。
中国的法官就是法庭上的赵立坚和华春莹，也是胡说八道，一点道理不讲，而且比他们更过分，外交部发言人毕竟面对全世界的媒体，太离谱的话也不敢说，报道出去也不好。但是法官的判决和庭审，很难传播出去，即使传播出去了，范围也有限。所以他们肆无忌惮。比如说我的工资高于北京市最低工资就是北京市农民工的工资，所以报社不欠我的钱。对我干的工作也轻描淡写，好像是纯技术，纯劳动力，很简单。实际上，我发挥的是党中央直属机关专业技术干部的作用，承担了处级干部的职责。举个例子。
2003年的非典肺炎疫情，跟今天的差不了多少，对国家和人民的冲击也非常大。那次死了很多人，广东和香港那边来的“毒王”就在报社所在的海运仓胡同西头的东直门中医院看病，未确诊之前，所以传染了很多人。当时的治疗办法主要是使用激素。激素的副作用是造成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就是大腿骨的头，与骨盆的槽连接，股骨头坏死，这人的行走就成了问题。现在歌星刘欢的病情加重，也是股骨头坏死。他年轻的时候甲亢，治疗中可能使用了激素。我在90年代中期写了他的批评报道，他因此请我吃过饭，在报社东面，二环路外侧的国安部办的保利大厦。非典中死里逃生的人不少后来都瘫痪了，但是官方和今天一样也是打压封锁，直到这些人默默死去。所以今天大家都不知道这种事。所以今天共产党也要竭力封锁一切消息。人是健忘的，人是要死了，时间一长，忘了死了，共产党就是一点事儿都没有了，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建达大厦的西面，2000多米，就是地坛传染病医院，那个时代，中国人都没有接触过肺炎那样重的疫情，一般就是肺结核和肝炎。所以传染病医院就建在闹市区。后来迁到了首都机场附近，地广人稀的地方。我去过地坛传染病医院。是看望任春魁。
毕熙东当时听人聊天，说地毯传染病医院的医疗垃圾不苫盖，就敞着使用卡车拉走，被风吹到马路上，传播病菌。就授意卢学周写一篇评论，登在青年体育报综合体育的版面上，我看了就跟只恒文讲了。我说按照新闻出版署的规定，报纸实行行业管理，体育报怎么能刊登这种消息。这是属于政治类的。要是发表，应该放在时政类报纸上。只恒文恍然大悟，就阻止了。就避免了一场灾祸。
只恒文也跟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在文摘版刊登了一个顺口溜，把解放军、人大、政协全骂了。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就是报社编辑记者罗强烈的老婆。罗强烈是四川人，曾经和女记者，陈小川后来提拔的军事部主任，编委李雪红假结婚，帮助李雪红从重庆调进北京。此前李雪红和重庆市团市委书记睡觉，搞定了那边。罗强烈却背了一个离异的黑锅，结婚就晚。这位以为别的报纸刊登过，就安排到了版面上，发表之后，上面怪罪下来，立即就把这张报纸封了。人员遣散。只恒文告诉我这件事情，是让我一定要堵住这一类的问题。我就堵住了。不然，青年体育报也会被立即封掉，关张。
当时罗强烈买的房子和贺延光的在一起。贺延光是著名的摄影家，胡锦涛都认识，给胡锦涛拍接见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的片子，是抓住了连战走过来与原地不动的胡锦涛握手的一刹那，把胡锦涛是皇帝，连战是诸侯的概念图解，就获得了大奖。贺延光还拍过北大学生举着“小平您好”的横幅走过天安门的片子，也获得了大奖。他是中国最革命的摄影家，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我在武装部宿舍楼的邻居，301的住户。他知道了此事，恶狠狠地说：“活该，平时也不学习政治，到时候就出了大事。”
目前贺延光在美国洛杉矶陪着第二个老婆和孩子，他的二儿子在美国上大学呢。他来了几年了，估计在美国都买了房子。摄影记者比文字记者的钱要多一倍。要是新闻发布会，都是给他们很大的红包。他们自己也会开婚纱摄影楼之类的买卖。手艺比一般的照相馆强多了，所以生意都会很不错。
我们报纸的另一个摄影家，和我一批进报社的刘占坤，就是这样的大款。人称出国培训站。他的几个女朋友都是和他分手之后去了美国！
我封锁疫情的消息和评论，这样的工作是农民工的工作吗？既然不是，就不能拿农民工的工资标准来衡量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