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提及“爱国者治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3月8日讯】中共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8日在北京举行，委员长栗战书发表工作报告，形容去年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是“健全”了香港的宪制和法治秩序，更好地落实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称赞新选举制度令“爱国者治港”稳稳落地，从政治上、制度上推动“良政善治”。
早前有香港学者感叹，香港市民和中共官员好似生活中两个不同的平行空间中。中共口中的“健全”、“完善”香港制度，对于香港人来说则是“粗暴篡改”和“任意破坏”。今次人大会议上栗战书多番自诩人大对香港法治的破坏，可谓不为余力地在港人伤口上撒盐。
共产党盗用“爱国”一词
近两年中共官员三番五次强调的“爱国者治港”，并非要求治港者要“爱国”，其实质意义是要求治港人士要“拥护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简言之就是“爱党”。
目前已身陷囹圄的前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曾表示，共产党最不爱国，不应由共产党为“爱国”下定义。回顾中共祸国历史：大跃进、三反五反、文革，迫害宗教和信仰团体，迫害维权律师，对新疆维族人进行种族灭绝…… 有统计指，在中共治下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八千万。
李卓人曾怒轰杀害中国人的中共最不爱国！荒谬的是，共产党却霸道地，连个人爱不爱国，什么叫爱国都由它来管。真正的爱国是关心、热爱那一方土地的人民，可见共产党只是盗用了“爱国”一词，用这种手法去打击民主派和反对声音。
“爱国者治港”破坏三权分立
中共强调“爱国者治港”的另一目的是将香港的三权分立架构，粗暴地变成行政主导架构。2008年，习近平以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组长的身份访问香港，公开提出“三权合作论”，指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应“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2017年，习近平来港参加香港主权移交20年庆祝活动，又提出2.0版的三权合作论，指行政、立法、司法的负责人要有“国家观念”，“要自觉维护管治团队的团结，坚决维护行政长官的权威。”
习近平的言论备受香港社会的质疑，大律师公会发声明反驳指，根据《基本法》司法机构一直分离并独立于行政和立法机构，故司法机构不是、也不应该被视为管治团队的一部份，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应受到司法监察。
此外，香港立法会的职能是“代议制”或“代议民主”。在去年人大未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前，香港一半立法会议员由一人一票民选产生，进入立法会成为“代议士”为民发声、监督政府，而不是成为效忠共产党的“港奸”。
过去数十年，香港一直是一个三权分立的社会架构，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互相制约。不过这大大限制了中共在港扶植的傀儡政府的权力，林郑月娥不能如习近平般动用“举国体制”。因此，中共便不为余力地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篡改香港法律和选举制度，硬生将三权分立改成傀儡政府主导。
有“全面管治”则无“高度自治”
栗战书称要落实了中央的“全面管治权”和香港的“高度自治权”。其所言的“高度自治权”只是一句空话、大话。因为香港的“高度自治”和中央的“全面管治”是互为矛盾的。若中共在港落实“全面管治”，必然将长臂伸向香港各界各领域，事无钜细都要呈报中央，待北京批核，又何来“高度自治”？
如今的香港，连《中英联合声明》都成为历史文件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成为一句见证极权谎言的历史了。
以“法律武器”肃杀反对声音
栗战书还在人大工作报告中称，要立场坚定，用法律武器展国际斗争，坚决同各种颠覆活动进行斗争，和一切试图颠覆共产党的势力斗争到底。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称，大陆去年逮捕近87万人，起诉174万多人，指他们涉嫌参与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等。
而香港自国安法实施后，约有166人因此被捕，全部是民主派人士、社运人士及传媒人。此外，中共还在港实施国歌法、国旗法等大陆法例，社运人士因侮辱中共血旗而身陷牢狱。可见中共不断将法律“工具化、武器化”，用“法律武器”保护当权者的权力，将反对极权统治的民众抹黑成为“罪犯”、“颠覆势力”，甚至“阻挡中国民族伟大复兴”。
总之，栗战书的工作报告空泛而冗长，针对香港的部分就是继续加强“全面管治”，做法上一是“爱国者治港”，二是以“法律武器”继续肃杀反对声音。不怪得有香港人感叹，最大心愿就是共产党不要再管香港，Let Hong Kong be Hong K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