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9日凌晨，总书记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劝慰学生停止绝食。（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为和邓小平等中共元老观点分歧，在六四事件中同情学生运动而失势，被扣上“支持动乱”、“分裂党”等罪名后下台。赵紫阳同情学生，直接威胁到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整个中国共产党统治集团的利益。
关于六四
六月三日晚上，我跟家人坐在院子里，忽听远处传来密集的枪声，我心里一震，知道这场震惊世界的悲剧终究没有能够避免。
我拿定主意，不管怎么着，我都不会去做调动军队镇压学生的中央总书记。
首先，当时有人断定当时的学运是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在我们要问，谁是领导呢？有什么计划？有什么阴谋？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时还有人说，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党内。那么谁是黑手呢？
第二，有人说，这次活动的目的是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共产党。证据在哪里？我当时说，大多数人只是要求我们正确的缺陷，而不是企图推翻我们的政治系统。（本部分译自路透社报导）
关于民主制度
事实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才更有生命力。这一制度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它能够体现民主精神，也能满足现代社会的需求。
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仅要施行市场经济，政治制度上也必须采用议会民主制。否则，就无法保证市场经济是健康的、先进的，这个国家也无法建设现代社会的法治。
如果我们不朝着民主的目标迈进，中国市场经济下出现的反常现象就无法消除。比如市场经济不健全、以权谋私、贪腐横行、贫富差距增大等，也无法实现法治社会。
老人们里头，邓小平总是坚决支持施行独裁制度的，他常常提醒人们说集权制度多有用。
邓小平的民主思想不过是空话。
要治中国的病，就必须逐渐，但不断地进行民主改革。我相信是该认真解决民主制度问题的时候了。
如果最终的目的是建立议会民主制度，执政党必须实现两个突破。其一是允许其他政党的存在，允许新闻自由。这可以慢慢来，但必须要做下去。第二个突破是要有党内民主：这就是，党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和使用民主方式进行自我改革……不同意见必须允许存在，不同派别的存在也是是合理的。（本部分译自路透社报导）
关于反自由化问题
以上几点，就是说明1987年中央领导班子改组、耀邦辞职以后，面临着一个声势浩大的反自由化运动。在这种情况下，不反是不可能的。当时有一种很大的力量，要乘反自由化来大肆批判三中全会的路线，要否定改革开放政策。而我如何顶住这股势力，如何把反自由化控制起来。不使扩大化，不涉及经济领域；尽量缩小范围，尽量减少一些思想混乱，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对人的处理的问题。要不要处理人、伤害人。如何少处理人，不过多伤害人，这也是我当时面对最头痛的问题。
反自由化以来，一些老人们劲头很大，极左势力也很大，想要整很多人。邓小平一向主张对党内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作出严肃处理。王震等其他几位老人也是如此。邓力群、胡乔木等人更是想乘机把这些人置于死地而后快。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这次反自由化中尽量少伤害一些人，保护一些人，即使没法避免也力求伤害得轻一些，这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情。一开始，在制定中央四号文件时，为了少伤害一些人，对如何处理在反自由化中犯错误的人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文件提出：需要在报刊上点名批判和组织处理的，只是个别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屡教不改而影响很大的党员，并且应经中央批准。还指出，对有些持系统错误观点的人，可以在党的生活会上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允许保留意见，采取和缓的方式。我在宣传部长会议上和其他场合还讲了在思想文化领域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指出包括有这样或那样片面错误观点的人都要团结。我还指出，在从事思想理论文化领域工作的党员中，既鲜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热心改革开放的人固然不少，但也有些人拥护四项基本原则，而有些保守僵化；也有些人热心改革开放，而讲了些过头的话，出格的话。既不要把前者看成是教条主义，也不要把后者看成是自由化分子，都是要教育团结的人。我当时有意识地强调反自由化时把有点自由化错误的人和有点僵化保守的人，都说成属于认识上的片面性，就是为了尽量避免或少伤害人。（本部分来自《华盛顿邮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