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强制集体隔离（图片来源：LIU JI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2年4月14日讯】2022年，新冠病毒在上海肆虐，上海鸳鸯锅，家住浦西的我，居然在浦西封控前从未被封锁过，暗自窃喜自己挺进了“决赛圈”。
4月1日，全民核酸检测，整个小区阴性，我自然也以为自己能够第一批解封。
结果在4月7日，本决赛圈选手突然滑倒。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表示我核酸“异样”，需要隔离。
为了避免给基层工作人员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没有问任何问题，15分钟收拾好了东西下楼，穿上她们提供的防护服，被转运至了方舱医院。
299个室友的集体生活
我在的方舱医院位于跨国采购会展中心。
同车转运的有七八个人，看年龄，有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有和我差不多大的年轻人。一路上，大家的眉头都紧锁着，没有任何交谈。
看了太多有关新建方舱糟糕条件的微博，未来几天会发生什么，大家都不确定。
在登记药物需求后，我被带到了会展中心三楼的一间会议室。这间会议室容纳了300张床位，也就是说，我要拥有299个室友。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室友还不算多，一、二楼已经住满了，光二楼就有2300人。
此时三楼舱内的布置还尚未完善，只有光秃秃的铁架床，上面放着一个压缩着的枕头，没有被子，也没有挡板。
很多人的情绪有些绷不住，一下子就崩溃了。
工作人员解释说，这是因为他们以为我们第二天才会来，很多东西还没到位，会尽快布置好。至于我担心的男女分区问题，则是从我们登记的那一瞬间，就决定了床位，不可能再更换了。
除了睡觉的地方，我第二关心的就是厕所。
厕所是展馆原装的，坐便器，有抽水功能，人不满的时候，只开了一个，女厕所总共4个坑位，2个洗手池；后来人多了，就开放了两个，总共应该是8个坑位，4个洗手池。
卫生最开始还说得过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入住，打扫变得不及时了起来，加上有些人不冲厕所，尿尿就变成了一件有压力的事。
但这个条件已经够好了。楼下的厕所是移动的，粪水横流，抽水功能不太好，也不能及时洗手，很多人不得不在粪便之上方便。
我翻遍了自己的行李，也没找到女用站立式小便器，后来回到家里，在显眼的位置，看到了它们。
在真正住进方舱前，我在微博上看过大家秀的方舱饮食。
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丰盛，没有零食和牛奶，饭也算不上好吃，但至少，三菜一饭干净卫生营养搭配。
吃不饱的话，还有成箱的方便面随便你拿：
坦白说，作为一个没有基础疾病、有健身习惯、天塌下来也能睡着的人，这里的情况没有我想象中糟。
甚至连我们第一天纠结的洗澡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第二天，护士通知，我们可以下楼去洗澡。
当然，也算不上好。
300人混杂在一起的气味不是那么令人愉快；床位之间只有一米也让人很没有隐私，且总有人在外放短视频；以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头顶上总顶着明晃晃的灯……
俯卧撑，天台，和日出
入院第一天，我就给我的室友们表演起了拿手绝活：俯卧撑。
我吭哧吭哧做了五六组，每组10个，并提议室友们一起做，结果惨遭拒绝。
随后，我就把Tinder profile的第一句改成了找人在方舱里比赛俯卧撑，结果直到出舱，也没划到任何一个室友或者楼友。
最难熬的似乎是工作，作为一个手停口停的撰稿人，进了方舱并不能停止工作，毕竟房租和社保还等着我交。
但是在这里，你很难找到一张没人打扰的桌子，很难避开旁人好奇窥屏的目光，他人造成的噪音很难被耳机屏蔽。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生之年自己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我想要工作！在这个地方，我该怎样工作？？！
好在，第二天，我找到了一个好去处。
寝室的外面，有一个巨大的露台，阳光明媚，甚至能看到楼下的春暖花开。
听着爵士，工作，累了就到地上做几个俯卧撑，如果不去想，就能假装自己并不是在方舱，而是像往常的春天一样，找个大公园码字、郊游。
后来，天台上的人慢慢多起来，常有孩子们聚在一起笑着、跳着。
还有人把几个黄色的医疗废物袋拧细了，系在一起，绑在露台的幕墙上。
这样就能来晾衣服了：
但是，我的心情并没有因为这个发现而平复多少，总是在临界点边缘徘徊。
我拼命运动，靠肾上腺素给自己带来一些正面的刺激，听的歌，也从joey alexander听到了披头士，从披头士听到了oasis，从oasis听到4 non blondes，最后听到了自己从来不听的说唱和垃圾摇滚。
第三天的时候，我4点多醒来，溜到了天台，写稿、和在海外的友人视频，并给她直播了一场日出。
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在城市里看的日出。
当看到火红的太阳从楼宇间升起的时候，我突然很想哭——这座城市停摆了，但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在这里，对家的想念，都躲在被子里：
300个人没有隐私的同住，让你不想和别人拉近距离都难。
在这里，大家任何东西都是共用的，“谁有洗发水？”“拿去！”“哎呀我没带拖鞋？”“我这有双一次性的你拿走”，插线板放在墙上共用，带来的零食随意分享，打个照面就能开始聊天。
进舱第二天，我报名了志愿者，帮忙分发物资、统计需求。
有一位74岁的奶奶，说话慢条斯理，展示给我她的安眠药。只剩下两天的了。这款药她吃了很多年，没有的话根本无法入眠。
医生给出了“我们开不出精神类药物”的答复，但还好，一位好心的工作人员小哥得知情况后，特地从隔离酒店帮奶奶接收了家人送来的药，带了进来。
我也因此和这位小哥熟络了起来。
他告诉我，哪里的志愿工作都有他，当年的武汉、去年的河南水灾……再算上今年的上海。他坚信自己不会感染，因为去了那么多危险的地方，从来没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情。
我笑他立flag，但还是祝他一切平安。后来我们还相约，疫情之后能跨省移动了，一起去云南晒太阳。
在方舱里，人与人的交流是简单而亲密的，但也确实都是小心翼翼的。
聊天的话题几乎只有新冠。大家叙述自己的经历，揣测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安慰彼此，也安慰自己，“没事儿，在家的话，可能还吃不上饭呐”。
而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混杂在震天响呼噜声中，咬着被子的抽泣。
没有人提“想家”这个词，但我猜，每个人都在想家。
我还记得，有一位方舱医生告诉我，她已经一个多月没回家了，“病人转阴了就能回家，我也想回家，但我看不到头“。
这一切什么时候是个头呢？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
我回家了
但离开比我想象得快。
4月10日晚上，接近午夜，我从睡梦中被从床上揪起来，“收拾东西，马上下楼，出院了，等待转运”。
核酸检测报告出来了，我入院第一天和第二天，间隔24小时的报告结果都是阴性，符合出院标准，可以回家啦！
虽然对这个时间节点颇有微词，但也能理解方舱医院的床位紧张。新来的室友已经被运到了方舱里，将无缝占领我们的床位。
我还发现，之后同一楼层搭建的区域，已经用行军床了，室友之间的距离也更近了：
等待医生来办理手续大概花了一个多小时，本以为这样就能回家了，没想到迎接我的又是新的漫长等待。
转运的要求是街道派车来接，但上海现在车辆异常紧张。一位医生告诉我，要先向市里报批，再向区里报批，然后再向街道报批，才能派车。
等待中，另一位医生把我们带到了一旁，让我们在院子里堆放的物资上坐下休息。
4月的上海晚上还是很冷，过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挨不住了，于是抽出了物资包里的被子，披在了身上：
直到天快亮，我们街道的车才终于来了，是一辆城管的卡车，驾驶室只能坐4个人。
但好在，我一直有些担心的74岁奶奶也在名单上，她终于能回家了！
坐在车后座上，我拍了一段延时摄影。这是我这辈子拍得最抖的延时——
天亮了，路上没有车，也没有人，阳光很明媚，看到寂静的街景，恍如隔世。
吭哧吭哧把箱子拎了上去，隔壁的叔叔探出头来，“美女，吃苦头了”，我道了谢，鼻子又些酸，回到家里，终于把这些天的委屈哭了出来。
不一会儿，隔壁的姑娘发来微信：在你门口放了块小蛋糕，开心点。
楼下的阿姨醒了，在微信群里，说她有10个鸡蛋和1颗卷心菜可以给我，我物资目前充足，所以婉拒了。
还有人在欢迎我回家。想到这里，我倍感温暖。
至此，荒谬又感动的经历有了一个happy ending（至少我希望如此），我洗了个澡，倒在了自己的床上，陆陆续续睡了一整天。
醒来已经是4月12日的凌晨1:00。我打开电脑，写下了这段经历，直到2:40。
那就这样吧，我有我柔软的床，我要接着睡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