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课的中国的中学课堂（网络图片）
我是一九五二年入初中学习的。那一年，中学教科书全都换成了新编的，初一还新开了《自然地理》课。《自然地理》和《植物学》课本的第一页是彩色的。我从此对生物学发生兴趣。到初二学动物学，初三学达尔文主义基础。我还参加了陈婉芙老师组织的课余生物研究小组，用显微镜看洋葱皮。
但那时正逢学习苏联的高潮。生物课本中，充满了对苏联科学家的丰功伟绩的吹捧。我见了这些内容，气就不打一处儿来。
我的愤怒有两个层次。一是反对米邱林学说。我当时就已经阅读完了我姐姐解放前的高中生物学课本，而且把孟德尔的那一套遗传学说，隐性显性的什么，学了进去。不但学了，而且崇拜得很，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科学理性的力量。至于教科书所宣扬的米邱林、李森科所谓“获得性遗传”一套，认为完全是胡说八道，是真正的唯心主义伪科学。
我的愤怒的第二个层次已脱离生物学。我想，退一步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先进，各方面也都应该是最先进的，包括科学研究。所以生物学方面先进也说得过去。但是，这些教科书上，所宣扬的不止是苏联，还竭力吹捧革命前的俄国。这就毫无道理了，简直叫人恶心。
为了发泄我的愤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教科书上的那几位俄国科学家的画像涂成鬼脸，尽管我一向爱护教科书。这其中包括季米里亚捷夫、勒伯辛斯卡娅（她的后半生在俄罗斯时代），还有那个发现野马叫什么斯基的。其实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第二件事是在期末考试试卷上借答题之机发表我的看法。我说，俄国在革命前，社会发展程度远逊于西欧，生物学的发展不是那么先进。我不知道，陈婉芙老师看了我写在考卷上的意见后有什么感想。但是她没有给我扣分，也没什么反馈意见。
这事情后来闹得有点出圈。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的同学，都有点愤世嫉俗，但原因各异。我主要是这个教科书的问题想不通。另一位同学从东北来，经常说当年苏联红军如何横行不法。还两个同学，就不知道详细了。总之我们几个，经过讨论，决定向少先队领导提出集体退出少先队。当然，处于策略的考虑，我们不说想退队的真实理由，而只是说，少先队活动没意思，都是小孩子玩艺，而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喜欢少先队的活动也是实情。当时少先队活动的主调就是如同《让我们荡起双桨》那首歌所唱的，仿佛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享受幸福生活，除去在北海公园划划船，没什么事可干了。我们几个的家庭接近城市底层，生活颇为贫苦，而且看不到短时期改善的前景。个人则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找不到一点“祖国花朵”的感觉，只觉得那首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是虚伪，似乎属于另一世界。
少先队辅导员和中队委经过研究，由辅导员出面分别向我们做工作。他说，你们的想法我们理解，但是，一年多以后你们年龄一到（十五周岁），就会自然退队了，今天何必多此一举呢？我想，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的思想有那么复杂。
我们其实就是想表达我们对一些时事的不满，并不十分认真，既然辅导员给了台阶下，就不再坚持了。一场微型学潮就此结束。直到前几年，我碰到我们的一位前中队委，才告诉他我们几个的真实想法。这已是五十年后的事了。
我说的大概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当时斯大林已去世，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未出来，人们思想有所松动。我们的行为，和那时的社会大气候也许有些关系。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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