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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城市，即使是在世界经济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大城市，一样可以遭到同样的命运。不必摧毁这个大城市的建筑物，不必杀害这个大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居民，甚至在表面上看来，这个大城市和以前完全一样，但是只要令这个大城市原来的优点消失，就可以令这个大城市毁灭、死亡。而这样做，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它可以仍然存在地图上，但只是一具躯壳，不再是有生命的一座城市。”
当你看到、听到这段话时，你想到的是今日的香港，还是上海，抑或是世界上的其他大城市？
这段话摘自香港作家倪匡，1983年出版的科幻预言小说《追龙》。36年后，也就是2019年，香港发生“反送中”事件，百万港人走向街头抗议，警察暴力清场、滥捕抗议民众，《国安法》通过后，很多港人不得不挥泪离开这座曾让他们感到自由、安全、温馨的城市。曾经的“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似乎已成了香港人昨夜遥不可及的梦。
这种情况下，倪匡坦承，他笔下的“东方大城市”讲的就是香港。倪匡创作这部小说期间，中英正在谈判香港的前途问题，许多港人对于香港的未来充满焦虑。那时的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的地方，是全球最安全、富裕、繁荣和生活高水平的城市之一，香港把华人的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的优势合二为一，以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以及完善的法治闻名于世。
时间来到了2022年，人们发现，倪匡笔下的“东方大城市”，是“清零防疫”政策下被封城的上海。一位外国精英纳尔逊的“封城日记”记录说：“上海这个地方从来都是喧闹的，任何时候都有自行车、汽车、飞机、人、生活，从不沉默。但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今晚是满月，非常安静，你可以听到十几层楼下的‘大白们’的脚步声，和‘刷刷’的动作声。这是一个相对富裕的地区，和其它富裕地区一样，很多上海富人都有一个关键的身份象征——拥有一只甚至几只宠物狗。夜晚，我坐在露台上，寂静的夜突然被打破，让我非常吃惊。饥饿的猫和狗发出恐惧之声，令人毛骨悚然。”
在2022年的人间四月天，“中国梦”显得太“魔幻”，在上海这座中国首屈一指的大城市里，无分贫富阶级、明星平民，同样面临物资匮乏的窘境，盛世饿死人、医院门外病死人、婴儿集中隔离的情节，并不来自于倪匡的科幻小说。不过，倪匡在40年前的小说《追龙》中，早已指出祸首：“这样做，可以只出自几个人愚蠢的言语和行动。仅仅只是几个人狂悖无知的决定，就可以令得一个大城市彻底被毁。”
时隔3年，上海人终于对香港人发出了理解之声：“懂你，香港人，半懂吧，只是说，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实实在在，第一次能感受到以前香港人为何反抗如此激烈”；“在这个初夏的夜晚，上海的年轻人们短暂地和香港的同龄人们实现了跨时空的共情”。
其实，把上海人和香港人连接起来的，不仅是惨痛的事实，要说现实中跨越时空的见证者，最典型的一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用小说“预言”现实的才子作家——倪匡。他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逃往香港，已经87岁高龄的他，是中国大地一个世纪变迁的亲历者，是大陆本土从自由的中华民国，走向中共红色恐怖专政的见证者。
倪匡是香港知名的作家、编剧、节目主持人，他出版过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包括《卫斯理系列》、《原振侠系列》、《女黑侠木兰花系列》等。此外，倪匡也创作了超过300多个电影剧本，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1935年，倪匡在上海出生，当时正值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时期，上海是继纽约、伦敦、巴黎后世界第四大城市，被誉为“东方巴黎”。 上海为什么能赢得这样的赞誉呢？主要是因为上海的城市规划受了法租界的影响。巴黎良好的城市规划和美轮美奂的欧式建筑，让她成为世界标志城市。路易十四时期，在塞纳河右岸建成了主要的大型建筑和主要街道，如：香榭丽舍大街、卢浮宫、路易大帝广场、宫廷广场等。拿破仑时期再建成凯旋门、星形广场等公共建筑。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租界要在上海打造一片齐整的“东方巴黎”，所有新建房屋，在式样上统一采用欧式建筑风格，讲究艺术性，砖石结构，每户要有楼前小花园。悠悠思南路，绰约风姿生，在法兰西的浪漫情怀下，上海著名的思南路，一到夏天，便成了绿色的走廊，密密的树叶，清凉的风，不仅是法国人的思乡梦，也是上海人的故乡梦。
倪匡从小在上海长大，自从从大陆逃到香港后来，再也没有回过自己家乡。为什么，因为他对中共早已彻底失望。可是曾经的倪匡，年少时的倪匡，并不是这样。年轻时的倪匡，向往共产党平等、均富的理想，他坦诚，自己曾被共产党迷住了，全部中国人都被它迷住了。
“你看共产党由最初成立至建立全国政权，用了不足30年工夫。如果得不到中国大多数人民拥护，它是不会成功的。当时以为中国从此有希望，但参加工作后，一看才知和想像不一样。”
“中国有一本书是收集了1945年共产党的言论集，说明为什么要反对一党专政、一党专政万事不成、要怎样才有民主和言论自由。讲的全是毛主席的话和《新华日报》的社论。现在这书却成了禁书，即是说建国前共产党领导人说的话全部推翻掉。”
倪匡曾参加人民解放军，成为基层军官，但失望地发觉军中生活阶级观念森严、特权处处。“我到最普通的地方工作，它提倡平等，但原来阶级分明、上面的话下面的完全不能违反，与我的性格，格格不入。当年参加土地改革、斗地主，地主被判死刑，由我写判决书，我问死刑原因怎写，上面说写‘地主’就可以。我说‘地主’不是原因，应该说明地主犯了什么不法行为，例如强奸妇女等。上面硬说不用管，我无法接受，后来几乎要开会来斗争我。”
倪匡曾甚在内蒙古大漠参加劳改。一次，倪匡在零下40度的情况下，被迫拆掉小木桥生火取暖，被诬陷为“反革命罪”重判10年，他走投无路下南逃他乡，一路从大漠往南逃，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充饥，走了3个月的路到达广州，再偷渡到香港，历尽有家归不得之苦。也许，这又与如今正从大陆千辛万苦逃往海外的中国人，有了共情。
品尝过中共铁拳的倪匡说：“共产党最可怕之处是要洗脑，控制别人的思想意志，人在共产党的制度里只会变成完全服从的机械。”
中共搞统战很厉害，很多曾经批评过中共、反对过中共的人，后来都被邀请到大陆，被中共用来宣传，共产党变好了。倪匡在香港取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功后，也自然是被极力邀请的对象。不过，倪匡说，不愿回去一看，亦没有半句建言。
因为倪匡看到，中共最坏的地方是摧毁了人的道德，倪匡说，大陆“有变化但没有进步，只有愈来愈坏，所有人失去理想，只追求金钱，完全不顾道德底线，这是文革的后遗症。一些假商品完全冲破了最基本的底线，在报上看到连鱼身上都注些水增加重量。你能增加多少呢？底线全没了！一个官僚贪污、一个环境污染就够，再过数十年中国连水都没得喝了。看网上照片，公共汽车上写着‘吐痰请向外吐，提高个人素质’。‘向外吐’已经是提高个人素质了。”
对于中共当年许诺的“一国两制”，倪匡的论述一针见血：“香港被中共统治后，共产党有自己的统治原则，现在人们讨论一国两制被破坏，我听了不禁失笑，我说他们很天真……我根本不相信有一国两制这回事，有什么破坏不破坏？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共产党说了算，有什么一国两制？一国两制是共产党说的，共产党说的，几时靠得住过？”
对于共产党所说的“中国梦”，倪匡又说：“听共产党提出来的口号便觉得很滑稽，实现中国梦？何谓中国梦？整天叫人发梦，你说奇不奇怪？坊间流传一句倪匡的话说：‘妓女比共产党更可信。’这句话实在太冤枉了，我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很尊重妓女的，这句话对妓女很侮辱。”
曾经，逃到香港的倪匡，曾躺在草地上饱尝自由的空气，如今，老人家又见证了香港的失落：“香港的优点是自由，当自由消失了，将导致这城市毁灭。言论自由是所有自由之母。现在有立法会议员说的话不中听，就被取消议员资格，这完全是违背自由社会的原则。”“我钟爱自由，向往个体的思想，不得不讨厌共产的思想体系，一如水火不容的道理。”
倪匡尽管看似羽扇纶巾、满脸笑意，但他对香港、对上海、对大陆的未来是悲观的，所以他《追龙》里用“青龙吞噬”，影射中共接收香港的景象，在故事里无所不能的主角卫斯理对此同样无计可施，因为“别以为世上所有的事都可以通过努力而达到目的，事实上，世上有太多的事，再努力也达不到目的。”
对于台湾，倪匡也有想说的话，曾经，生在中华民国的上海，自己没有珍惜，他希望台湾人不要相信中共的话，要珍惜、捍卫所拥有的自由。
现在，很多人把习近平比成毛泽东，倪匡则说：“毛主席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完全靠高压，反抗一定愈多。”
他也希望中共的上层人物能改变现状，解体中共，走向民主：“极权统治一日未改，一日靠上边在位人的态度而定，上边的人今日如此，但一念之间可以改变国家命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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