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匡（图片来源： 视频截图 港台《铿锵说》）
倪匡祖籍浙江镇海，1935年5月30日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份子家庭，父母均为早年国家下大气力培养起来的精通俄语的高才生。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事实上，倪匡从小就不喜欢汉字之外的文字，更多地继承了父母对语言的敏感和凝练表达。
除家境尚好外，小时候的倪匡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天赋。不过，因为沾了父母会说外国话的光，倪匡甚得学校老师的喜爱，常常被破格分入好的班级中。但即便这样，他的学习成绩也从未进过上游，有时候甚至还需要抄旁边同学的试卷，才能勉强混个及格分。不过小时候的倪匡有个嗜好——喜欢看书。开始看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后来看英、法、德以及苏联的翻译小说，再往后看起了美国的冷门小说。初时，倪匡对书中人物和故事不得甚解，但“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慢慢地，数个国家百十部经典著作中的异域风情和各类人物，令他眼界大开。多年后，倪匡写出名堂时，他这样感慨：“人脑和电脑一样，都是要先输入很多材料才会运作。”事实上，少年时的博览群书，让倪匡大大受益，为日后的创作找到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十六岁半时，倪匡“撞”上了一个改变他人生的机会——之所以说“撞”，是因为有种“歪打正着”的意味。那一年，倪匡刚读高中，每天耳闻目睹如火如荼的“三反”“五反”运动，心中那股不安分的火苗也慢慢地烧了起来，从此不再好好读书，而是整天幻想着抓捕不法份子报效国家。有一天，他在街头闲逛，路过一座桥时，看见石柱上贴着一张布告，原来是“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正在招生。
他掂量下自己，虽然没满十八岁，好歹也是中学程度，况且还读过好多小说，能够胜任和不法份子面对面较量的差事。于是填表报名、检查身体、文化考试，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如愿被录取。但进去之后倪匡才发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只是一所政治思想训练学校，训练三个月后直接送进部队去协助地方政府搞社会主义建设，压根就和搜查与抓捕不法份子不沾边。
倪匡心里失望至极，但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毕业后，倪匡随军转战皖苏等地，参加治理淮河和建设农场；到了1956年，又远赴内蒙古垦荒屯田。内蒙古天远地偏，人烟稀少，环境恶劣，但倪匡没有叫苦喊累，每天干劲十足。或许是“天高皇帝远”的缘故，部队里的部分干部子弟横行霸道，他们抢夺饭食，还逼迫他人“出让劳动成果”，加之部队动不动就召开思想汇报会和自我检讨会，让年轻气盛的倪匡感到极度不满，因而常常牢骚满腹，有时候还不计后果地跟上级发生激烈的争执，结果很快就成了批斗的对象，天天被拉出去游行示众。
更加残酷的是，在漫天飞雪的冬天，倪匡每天都要面对饥饿和寒冷的侵袭。有一阵子，因风雪太大阻断了道路，运送煤块的大车迟迟没能到来，眼看着自己和另外几名战友就要被冻死，倪匡就跑出去把小河上的木桥桥板拆下来生火取暖，不想却因“破坏交通”（这在当时是反革命的大罪）被隔离审查。听说要判刑十年，倪匡慌了，偷了一匹马连夜逃了出来，咬牙扒上一列火车来到了大连，而后混上一艘客轮继续南逃，一路上靠吃老鼠、蚂蚁、棉花和垃圾桶里的剩饭充饥，最终于1957年7月偷渡到了香港。就这样，一个原本根红苗正的合法公民，从此成了“负罪潜逃的案犯”。
站在香港街头，倪匡举目无亲。为了生存，他进入一家染厂做杂工，但收入甚少，一天只有两块半工钱，就这还得让工头抽去一部分。为了增加收入，倪匡开始动脑筋。在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那些小说后，他自信自己也写得出来，而且能写得更好，遂动起了投稿的心思来。
有人说，一个作家最初的创作，多半跟他曾经或者正在经历的人生际遇有着很大的关联，这话用在倪匡身上最合适不过了。夜里，倪匡趴在地铺上开始构思小说《活埋》。当时二十二岁的他，不知天高地厚地涉足土改题材，讲述了土改时一个地主婆抱着自己的孙子被活埋的故事。场景虽小，但类似“土埋过胸口时，奶奶拍着孙子说，一会就好了，不闷了”之类的语言，却让人读来甚感压抑和难过，绝对想不到这样的文字竟然出自一个年轻人之手。作品在《工商日报》发表后，好评如潮，就连倪匡自己都没有想到，这篇花了一个下午写出来的小说，竟然赚得了九十元的稿费，比一个月的工资还高！这让他欣喜不已——原来在香港是可以靠写稿来养活自己的。很快，倪匡又写出了散文《石缝中》和以蒙古草原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呼伦池的微波》，投给《真报》和《新闻天地》后，不但拿到了丰厚的稿费，还在香港市民之间掀起了一股讨论大陆文化的热潮。从此，倪匡不再做杂工，专心写起稿来。
谁能想到，一次为生活所迫的不得已转行，却令倪匡峰回路转，从此走上了创作之路，并很快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