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2022年7月27日讯】文革结束后的几十年内，提起文革中被打死的教师，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然而有多少人明白，卞仲耘的真实身份不是教师，而是中共基层组织的主要官员。网上可查见，卞是1938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文革前任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众所周知，中共学校的书记，专职掌控教师的思想，真正说一不二的校园皇帝。事实上卞仲耘也从未有过在三尺讲台旁给学生传道授业、讲课指导的经历。同时早已被蔽屏的是，1957年在卞书记领导下的北师大女附中，究竟有多少教师曾被打成右派，遭受无情迫害？
长期以来，有人将卞仲耘当成受迫害教师，这是公然指鹿为马、罔顾事实，目的在于淡化她作为中共基层官员的身份，最大限度博取同情。文革中，灾难深重的教师分三类。一类是专业学养超出一般教师以上，被称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类是因捕风捉影的“历史问题”或“右派”分子；还有一类是因平素没“靠拢组织”，私下言论不小心的“现行问题”。这些教师被统称为“牛鬼蛇神”，即便那些小心翼翼、未被归为“牛鬼蛇神”的教师，起码也属“臭老九”。卞仲耘作为早年加入中共的基层官员，不存在“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有“现行问题”，更谈不上“反动权威”，就连“臭老九”这一贱称，也与卞毫不沾边。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不是将卞仲耘当作教师中的“牛鬼蛇神”揪出来，而是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官员）揪出来，性质与刘少奇雷同。
在那个“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教师们受迫害程度之深，至今令人唏嘘不已。全国范围内，教师被红卫兵任意批斗、毒打的事件，被被广泛称为“革命行动”。现已渐入老年，口称“青春无悔”的“老三届”，全都是这一罪恶历史的当事人与见证人。他们之中亲手殴打教师的凶手，也绝非少数。文革后整个社会对教师产生广泛同情，但对于文革中受冲击的各级官员，虽也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此种同情恐怕是极有限的。仅管现今中小学教师借助家教、补课、兴趣班等花样，大肆寻租捞钱；大学教师照本宣科、弄虚造假、骗取“课题经费”，已是公开秘密，但文革结束之初，整个社会对教师的同情，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为了卞仲耘的名誉恢复，需要淡化她作为“中共基层领导”的真实身份，并替她添上虚幻的教师身份，作为争取社会同情的筹码。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开广播后的第二日，卞仲耘和她领导的班子如同北大党委一样，成了女附中红卫兵的“革命对象”，卞仲耘开始遭汹涌的大字报围攻、批判与漫骂。6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通知：全国大、中、小学校停课闹革命。由此运动继续被引向疯狂，红色恐怖火速升级。这使原本在北师大女附中呼风唤雨、高高在上的卞仲耘，不仅失去自由，也开始遭受红卫兵丧心病狂的“武斗”。十几岁的少女平时也许弱不经风，一旦被“发动”起来，穿起军装戴着红袖章，撸起袖管手挥棍棒，杀气腾腾地宣称要“誓死捍卫毛主席”，那架势令人不寒而栗。教师中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不仅被戴着高帽子游街、下跪，或“坐喷气式”，被打翻在地后红卫兵还要“再踏上一只脚”。这是什么样的“一只脚”？这是穿着厚皮军靴的“脚”，这种厚皮军靴也只有曾参与打天下的高干家庭才会有。这个穿着厚皮军靴的“脚”，往往是踏着受害人的头部，或受害人的脖子，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别以为我是在信口开河，当年真实的惨状，我无法完整表达。
卞仲耘死于这一年的8月5日，死于红色恐怖的罪恶，死于太子党们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暴行，这一点早已无疑问。8月5日又是一个重要日子，毛泽东在这一天公开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由此宣告刘少奇的死刑。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数万红卫兵，打死卞的主要凶手被推举为红卫兵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为毛戴上红卫兵袖章。毛对打死卞的凶手给予了鼓舞：“要武嘛！”。凡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人不知这一史实。从此凶手更名为宋要武，北师大女附中也改校名为“红色要武中学”。
文革结束后，卞仲耘的不幸获得人们的同情。2009年，卞的铜像在北师大实验中学（原女附中）的实验室落成，打死卞的主要凶手则以“太子党”与留美博士的双重身份回国，在卞的铜像面前惺惺作态地默哀、凭吊，并向卞的家属作了轻描淡写的道歉。一切如同演双簧，配合又如此默契。独立制片人胡杰在记录片《我虽死去》中，也把卞当成优秀教师，为之鸣冤叫屈并加以颂扬与怀念，大量关于卞受害的文字与图片在海内外广泛传播。然而有多少人在意，文革中那些受到最血腥残害的真正教师？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屈死的阴魂，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而作为中共控制教师思想的基层官员卞仲耘，却成了全体受迫害教师的代表。
北京101中仅8月17日一天之内，就有十多名教师被活活打死，网上只见美术教师陈葆昆的姓名。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中，出现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这五所中学一天之内就有九名教师被活活打死。8．18后红卫兵暴力升级，教师被打死人数与自杀人数迅速增加。8月23日起，红色恐怖向全国漫延。8月24日，公安部长谢富治通知部下：“如果你们把打人的人拘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有人问“红卫兵打死人怎么办？”谢的回答是：“好人打死坏人，是活该；好人打死好人，是误会；打死了就算了，我们根本不用管”。果然，仅8月24日一天内，北京被打死的人数就达数百人。8月下旬起，北京所有被打死的教师不再标姓名，直接拉火葬场。短短一个“红八月”内，仅北京市被红卫兵活活打死的无辜者达1772人，其中教师占绝大多数。至今只要谈起教师在文革中的悲惨境遇，人们首先想到的竟是中共基层官员、总支书记卞仲耘。如此黑白颠倒，对无数受尽迫害与摧残的教师而言，公理何在？
知道惨绝人寰的那一幕吗？1966年8月某日的西单大街上，一名中学教师被一群红卫兵押着游斗。红卫兵手上带钢扣的大皮带不断抽打在他的头上、脸上。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绝望之下，这名早已伤痕累累、额头淌着鲜血的教师，忽见对面有汽车急驶而来，猛地奋力朝着汽车冲撞，当即惨死于车轮之下，场面血肉模糊、不堪目睹。北京某中学的老校工，被怀疑有“历史问题”（因“历史问题”而不许教书），被红卫兵抓起来毒打，勒令交待“反动罪行”。这是1966年的冬天，气温约零下20度。被捆绑在操场旗杆的这位老校工，遭受的是怎样一种法西斯酷刑呢？红卫兵先将一桶烧到沸点的开水，从他的头顶浇灌而下，紧接着又是一桶近于冰点的冷水浇下去，再接着又是一桶开水……如此丧心病狂、惨绝人寰的残害，被捆绑的老校工，头上脸上早已皮骨分离……
上述许多人们根本不知情的无数受害教师，果然是“死了也就算了”。半个多世记过去，人们早就忘了受害教师曾经作为一个生命而存在的事实。网际网络上找不到他们的姓名，但他们每人都有一段惨不忍睹的经历。他们与卞仲耘不同，因为他们在强权的铁蹄下，属于被唾弃的异类，属于任人宰割的牲畜。他们的生命如同蝼蚁一样微不足道，没人想到为他们建造纪念铜像，更不可能有人道歉。当初迫害、凌辱、毒打他们的凶手，也许早成为呼风唤雨的CCP各级领导，或是腰缠万贯、二奶簇拥的官员，或是留洋博士、风光无限的成功人士。大批受害教师的苦难早已被遗忘，然而曾经是中共基层组织的主要官员、掌控教师思想的书记卞仲耘，却代表全体受害的教师群体，受到人们在网际网络上、在电子媒体上的广泛悼念。如此厚着脸皮沽名钓誉（主要推手是卞的丈夫），正是麦克尔.博兰尼（Michael Polanyi）在上世记指出的“道德错乱”（moral inversion），其中充斥着对无耻与不道德的公然认可。
不要用卞仲耘遭受太子党迫害的经历，去掩盖卞在学校曾享有绝对统治地位的事实。卞仲耘的实际身份不是教师，而是控制教师思想动向的CCP基层官员。卞仲耘没有资格代表教师。打死卞仲耘的凶手们，其父辈属“共产先锋组织”的重要成员，被打死的卞仲耘，也是“共产先锋组织”的一员，属同一阵营。卞仲耘之死，只能归为“自己人打死自己人”。正如曾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刘少奇，同样因受迫害而死，除推出“四人帮”替罪外，也无法追究毛泽东的法律责任一样。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刘少奇在对其他人的政治迫害中，也绝不手软。
卞仲耘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