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驻朝时期的标准照。（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当年，年轻的中华民国立国未稳，当家人袁世凯面对狼子野心的沙俄和已经小成气候的外蒙古分裂势力，能审时度势，针锋相对，连出四招，基本上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特别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斗争，重新确立了中国对外蒙古领土的主权，使所谓的“大蒙古国”的闹剧偃旗息鼓，曲终人散，无论如何当属不易。
外蒙分裂
1911年外蒙古分裂派王公哲布尊丹巴等在沙俄支持下聚会于库伦，决定脱离中国，派遣代表团到圣彼得堡请求沙俄庇护。该年10月10日，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皇权统治。1912年2月15日，在沙俄策动下，哲布尊丹巴乘机宣布成立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所谓“大蒙古国”，自封“大蒙古国”皇帝，建国号为“共戴”。
孙中山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并明确宣布“蒙古族为中华民国五大民族之一”。他还派人多次劝告哲布尊丹巴取消独立，不要投靠沙俄政府。迫于国内各界的压力，袁世凯也于1912年4月15日命令当时的外交总长陆征祥向俄国政府声明：外蒙古之事非经中国承认，一概无效!
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袁世凯果断打出四招，迅速瓦解了外蒙独立阴谋。
舆论施压
1912年3月10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凯世，继孙中山先生的就职宣言之后，袁世凯于4月22日发布大总统令，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现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该各地方，同为中华民国领土，则蒙、藏或回疆各民族，即同为我中华民国国民，”“将来地方的一切政治，俱属内政。”(见《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第454页)
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严正立场，各列强包括沙俄没有一个国家敢承认所谓的“大蒙古国”。针对库伦“大蒙古国”分裂闹剧，袁世凯致电哲布尊丹巴：“前清以统治权让于民国，民国人民已经总揽政务权，举付与本大总统。承前清之旧地域内有外蒙古一部分，本大总统受全国托付之重理应接管。至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希望哲布尊丹巴“悔悟”，“勿再听信他人唆使”。并随即派北京蒙古王公联合会会长那彦图为交涉代表前往库伦。
优惠安抚
袁世凯在民族政策上大打优惠牌。1912年8月公布《蒙古待遇条例》，条例规定“嗣后各蒙古均不以藩篱待遇，应与大陆一律。各王公原有管辖治理权一律照旧。蒙古王公俸饷从优支给”等。另外，对于脱离库伦“大蒙古国”分裂政权返回中国的外蒙高级官员给予优待。袁世凯曾经亲自接见返回中国的库伦政府原陆军部侍郎那贝勒，给予慰勉，并晋封其为郡王。有人曾经做过统计，袁世凯任大总统期间加封的蒙古王公，比清朝几百年封的王公还要多。袁世凯的这一招果然见效，库伦等地的不少蒙古大臣陆续返回，所谓的“大蒙古国”库伦政权形单影只，风雨飘摇，日子并不好过。
军事震慑
袁世凯是北洋军阀的头目，他手中有数十万精兵。袁世凯在多管齐下之中，也确实谋划了武力解决，袁世凯命令热河、张家口、山西、绥远等地的驻军坚决反击外蒙古叛军对内蒙古的侵犯，并在1912年底将外蒙古的叛军驱逐出了内蒙，内蒙的形势很快稳定下来，也极大地震慑了库伦的所谓“大蒙古国”政权。
谈判斗争
通过外交谈判，确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这是一场十分艰钜的斗争。袁世凯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政府要对付的，不仅仅是库伦的分裂分子外蒙古王公，更要面对以所谓调停人身份出现的“大蒙古国”的后台老板— —阴险、狡诈、贪婪的沙俄。
1912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廓索维慈以专使身份与“大蒙古国”当局谈判，袁世凯政府通过多种外交途径向沙俄声明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沙俄仍然于1912年12月3日与所谓的“大蒙古国”签订了《俄蒙协约》和《俄蒙协约专条》，以支持外蒙古自治换取了沙俄在外蒙有排他性的商业地位，而对中国在外蒙的主权则只字未提。《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中国人民的一片声讨，举国舆论哗然。
1914年9月8日起，中、俄、外蒙三方在恰克图举行会议。中国专使态度坚决，拒不妥协。最终，经3个月谈判斗争，加之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自顾不暇的沙俄与得不到后台老板支持的外蒙分裂分子不得不双双妥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宗主权，外蒙古废除国号、年号、帝号以及政府名义，哲布尊丹巴图克图汗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1915年6月7日，外蒙宣布取消独立，所谓“大蒙古国”寿终正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