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卫兵现象的反思(图)

作者:观雨堂主 发表:2022-08-30 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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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红卫兵在北京街头游行。(图片来源:JEAN VINCENT/AFP via Getty Images)

红卫兵运动是上世纪文革中无法忽略的一种现象,从世界范围讲,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虽属昙花一现,但影响深远,与中共极权统治无法分割,给后世留下的思考空间极其广阔。境内外学者研究文革,无法绕过红卫兵运动这一基本现象。事实上,对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滞后于西方知识界对文革的研究,也落后于境内外对大饥荒的研究,以及对中共整风反右的研究。这当然与中共在境内将红卫兵研究视为禁区有关。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约束条件是,当年红卫兵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虽然至今健在,他们作为亲身参与者,熟悉当时的风云变幻。但几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他们的思维方式没有明显进步。他们未能借助改革开放的机会,接受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法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学科的洗礼。这使他们在思考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时,未能站到一个至高点上,当然也无法作出更深入的、更全局的俯视。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一名叫张承志的学生,在校内一张大字报上署名为“毛泽东的红色卫兵”,这是“红卫兵”这一名称的源头。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到了惊人的火候。这个张承志后来成了颇有才华的作家,但从文字上看,张承志并非毛的真实崇拜者。然而当时整个社会对毛的崇拜,已成了一股无法遏制的潮流。凭这一点,毛轻易可发现:他的工具箱里又添了新的工具,而且是用后就可以抛弃的工具。

对红卫兵现象的研究,一个起码的要求是对红卫兵分类。只有准确的分类,才能梳理出红卫兵运动的真相。总体而言,当年红卫兵可分三类。

第一类早期红卫兵,是分布在北京一部分学校的高干子女,以中学为主。这部分红卫兵正是今日所谓太子党。这部分红卫兵有明确的接班意识,毛泽东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一句话。他们当中影响较大者,如陈小鲁、宋彬彬、谭立夫、邓榕、贺鹏飞、卜大华、骆小海……等,他们无一不以新贵族自居,因为江山是他们的父辈打下的,明天当然要靠他们来执掌江山。文革结束后,当他们先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金融界顶层、大型国企等部门,接班意识也就转化为统治意识。这种接班与统治意识,后来在习近平、薄熙来等人的身上,体现得尤为清晰。谭立夫当年有一副对联流传甚广:“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反映出作为太子党的红卫兵们,正是坚持罪恶的“血统论”,并以根正苗红的接班人自居的心理。不久,批判“血统论”的民间思想家遇罗克被判死刑,再往后,鼓吹“血统论”的太子党谭立夫,成了文化部办公厅主任。这完全就是一个人鬼颠倒的时代。

毛的另一句话,对这批红卫兵而言也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毛泽东和他们的父辈正是靠造反、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毛泽东和他们的父辈在早期的造反,对中国广大农村的生产力是致命的破坏,中国人道德观念的扭曲也从此开始。毛赞赏给地主富农带上高帽子游街斗争,如此以“湖南农民运动”为样板的野蛮行为,文革一开始就被这批红卫兵们重新复制,因为他们的父辈曾是这种行为的亲身践行者,他们对这一套丝毫不陌生。《国际歌》里有一句歌词,也令他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然而旧世界被打个落花流水,并不意味着真的允许奴隶们起来,只是让一批残忍的奴隶主上台而已。从文革初期陈小鲁(陈毅之子)发起的西城区纠察队,到后来臭名昭著的联合行动司令部(联动),就是这批红卫兵有组织的暴力团伙。他们除了抄家、绑架、迫害,开始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用带铜扣的武装带打人,用脚上的皮靴踏着倒地受害人的头、脸或胸部。他们是血债累累的罪犯。今天在中共政治局垄断话语权的,正是以这部分红卫兵为主体的太子党。

文革一开始,这批红卫兵和他们的父辈一样,对毛泽东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他们不清楚,他们只能从父辈那里获得一鳞半爪的不完整信息。如1966年12月,中央戏剧学院红卫兵叶向真(叶剑英的千金)策划绑架彭真,之后又参与谋划对彭、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批斗,就是因为从叶剑英的嘴里,叶向真知道毛的一点意向才敢下手,其实是毛对这批红卫兵的巧妙运用,叶剑英则借此表现自己对毛的忠诚。最先公开指责彭、罗、陆、杨为反革命集团者,正是叶剑英。大多数作为太子党的红卫兵,在那个年代的基本行为,就是造反、破坏、伤害和杀人,他们血液内的匪徒基因不会改变。这批红卫兵的造反,是湖南农民运动的延续,也是他们父辈杀人掠财的延续。他们所向披靡,没有遇到任何阻挡和反抗,这表明红卫兵罪行受到中共中纵容,全社会因此陷入至暗时刻。

1966年“红八月”,仅北京一地抄家9200余户,活活被打死的人数达1772人,受尽迫害自杀的人数更无法统计,包括老舍、向达、陈梦家、俞大絪等名流学者。死者成批被拖往火葬场,其中包括昏倒的活人,被火葬场的工人不止一次发现后救下。中央文革小组在9月份的《简报》里,称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战果累累”。接着,“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海内。红卫兵在“红八月”的残暴程度,绝不在南京大屠杀与柏林水晶夜之下。改革开放后,迅速暴富起来的也正是这批人。这批红卫兵的罪行,至今没有遭到正义的清算与审判,又将大量靠腐败掠夺的财产转移到离岸金融。这不是如许多文章所说的那样,是因为这批红卫兵懂得逃避法律制裁。事实上,他们无需逃避法律制裁,因为他们早已顺利接班成了主子。法律控制在他们手上,还指望正义的审判,就成了笑话。

第二类,是“五大学生领袖”为首的首都高校红卫兵。红卫兵“五大领袖”是毛泽东随口钦封的,毛惯于对下属或打击对象作随意捆绑,如把高岗、饶漱石捆绑在一起,成了“高饶反党集团”;把章伯钧、罗隆基捆绑在一起,成了“章罗联盟”,其实高、饶并未组成集团,章、罗也从未联盟。“五大领袖”指的是聂元梓(北大)、蒯大富(清华)、谭厚兰(北师大)、韩爱晶(北航)、王大宾(地院)。聂元梓与北师大女附中被打死的党总支书记卞仲耘一样,是1937年加入中共的老革命,这一年谭厚兰刚出生,而蒯、韩、王“三大领袖”还要再过八、九年后才出生。文革爆发前,聂是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不是学生,却成了学生领袖。如同一个人,从来没踢过足球,突然成了足球明星。这个笑话近乎“皇帝新衣”,几十年来居然没人捅破,原因就在于毛泽东的钦点,使聂元梓对红卫兵有了指手划脚的资格。

作家铁流对聂元梓的评价颇中肯。聂的权力欲极强,亲情意识极淡漠。无论作为一个妻子还是母亲,聂都完全不合格,聂甚至没有一点女人味。聂的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全部阅读范围仅限于中央文件,却能掌控着北大哲学系,这对北大实在是一个无情的嘲弄。在哲学系的会议上,聂严厉指责赫鲁晓夫写出大毒草《静静的顿河》,成了教授们私下的笑料,季羡林在回忆文章中干脆称聂为“破鞋”。这样一个人渣,因毛泽东的一句话,成了“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作者。这对被中共奉为神明的马列主义而言,不啻为一个讽刺。这张大字报出笼于5月25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些什么?”毛泽东发现,这是拿下彭真与北京市委的一个契机,于是对大字报大加赞赏,并在6月1日向全国广播,聂元梓由此一举出名。

其实在蒯大富之前,首都三司原先的学生领袖是地质学院朱成昭。首都三司的前身是首都高校红卫兵司令部,因叶向真带领戏剧学院、电影剧院与音乐学院红卫兵加盟,遂改为首都三司。首都高校红卫兵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与太子党红卫兵的区别。这个区别主要表现为:(1)没有接班意识,(2)反对“血统论”。朱成昭颇有才华,比蒯、韩、王三人年长3—4岁,独立思考能力明显高于蒯等学生领袖,这也是叶向真对朱产生爱意的原因。江清与中央文革利用朱成昭与地院红卫兵、北航红卫兵这个工具,煽动他们赴四川揪回彭德怀批斗,朱借此机会,翻阅了彭的大量手稿材料,联想起家乡(安徽)的大饥荒,经自己的思考分析,最终认定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是被冤枉的,因此对彭产生同情。1966年底,在首都三司的骨干会议上,朱成昭以空前无畏的胆识,指出文革的“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这在当时是远超出遇罗克、张志新的惊天洞见,也是中国的高校中为数不多的先知。也许达到如此认知水平的,还有郭守英(郭沫若之子)、张鹤慈(张东孙之孙)等更早怀有不满情绪的学生,乃至其他永远无法知名的少数学生,只不过其他作为先知的学生缺乏表达的机会与胆识,很少有人愿意冒极端恐怖的风险。北京外语学院德语专业曾有女生,看到毛泽东8.18检阅红卫兵,意识到这与纳粹党无疑,当即写信抨击毛泽东,并作好自杀的准备。蒯、韩、王等学生领袖,根本无法望其项背。他们成为毛泽东手中的工具,也完全符合逻辑。聂元梓、谭厚兰更不足挂齿。谭厚兰是1965年进入北师大政教系的调干生,如果没有文革,她的未来就是给更年轻的学生洗脑。谭在文革中的主要“影响”,是“破四旧、立四新”——疯狂打倒孔家店,带人破坏文物遗产。

朱成昭与谭厚兰、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人唯一相同的地方在于:北大6.18事件后;毛泽东借机到武汉游泳,目的是设陷阱等候刘少奇钻入。刘果然按反右加“四清”的老一套部署,向各大学派遣工作组,结果就是大批学生遭打击,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包括朱成昭与谭、蒯、韩、王等许多学生在内,全都身陷险境。朱成昭因向工作组提意见,被工作组整黑材料,准备运动后送劳改。蒯大富挨整后逃地质学院。7月下旬,毛突然回北京杀了个回马枪,在听取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撂下一句话:“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没有好下场!”然后下令撤销工作组。这是对刘少奇的一记重拳,刘全无招架之力。对挨整学生而言,似乎意味着一次解放。朱成昭与谭、蒯、韩、王的区别在于:除朱之外,其他学生领袖果然对毛感激涕淋,尤其是谭厚兰、韩爱晶,对毛的反修防修“伟大思想”,更是服膺得五体投地。曾经呼风唤雨的学生领袖,少年时代接受的洗脑教育,成效清晰可见。朱成昭不同,他的独立思考以及对彭德怀的同情,使他不可能成为毛泽东手中的工具,毛与中央文革对他也不可能容忍。1967年8月20日,朱与叶向真被宣布“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并逮捕,后遭长期关押。林彪“913”事件后,叶获释放,在周恩来的唆使下,叶与朱彻底断绝关系。朱成昭的正式平反,是直到1980年6月的事。不过此后一段相对平静的时间,他未能把握机会离开大陆,也没来得及留下回忆与思考文字,于1998年猝然离世,殊为可惜!

蒯大富与清华红卫兵谋划诱抓王光美,强行带到清华批斗、侮辱,进而闯中南海围斗刘少奇等行动,与不久前地院、北航红卫兵到成都揪斗彭德怀一样,都受周恩来、江青与中央文革的明示而非暗示。没有红卫兵这样的御用“群众组织”,江青与中央文革无法公开羞辱、批斗王光美,也无法直接批斗、殴打刘少奇。蒯大富与红卫兵替毛泽东做了毛自己无法亲自动手的事,也为政治上彻底打倒刘做了铺垫。正因为刘少奇的工作组整了他们,而毛解救了他们,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充当毛的工具。蒯大富的认知水平仅止于此,何其可怜!王大宾也完全不信庐山会议上的彭德怀,是受了委屈的。邓小平上台后不久,韩爱晶甚至对采访者说:我就是要跟着毛主席反修、防修,我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位,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由此可见,北京高校红卫兵领袖,听起来似乎曾经叱咤风云,其实就是一具具活的僵尸。北京高校红卫兵离不开中央文革的扶植,而中央文革全在毛的掌控之中。

第三类红卫兵,是北京以外包括上海、广州乃至全国大中学校的红卫兵。这是在数量上占绝大优势的、分散的学生革命造反组织,也更是十足的乌合之众。他们受毛泽东蛊惑,相信“造反有理”,相信“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他们全部的能耐,是对北京红卫兵的模仿。其中既有对太子党红卫兵的模仿,又有对首都三司红卫兵的模仿。他们疯狂打砸抢、凶狠虐待“四类分子”、随意殴打教师,对文化名流与各级官员实施抄家、惩罚、侮辱、游街,无所不用其极。著名翻译家傅雷、钢琴家顾圣婴、名导演郑君里、演员上官云珠……都纷纷自杀。上海武康大楼因不断有人跳楼自杀,一时被称为另一个“跳水池”。至于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更是难逃红卫兵的魔掌。毛泽东的邪恶智慧,在这里获得充分展现:毛长期倒行逆施制造了中共与下层群众的矛盾,转身借助对刘少奇的打击,又将社会下层对中共的怨恨,转化为对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的仇恨。

全国红卫兵混乱斗争的结果,使得各地红卫兵分裂为两派陷入内斗,毛又指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有两件事,可见红卫兵的无知造成的后果。一是重庆红卫兵墓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红卫兵,头脑里都装满了浆糊,同时共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死前高呼的口号也完全一致:“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他们还不明白人生究竟是怎么回事,生命就嘎然而止。留给他们父母的,是不尽的哀伤。另一件事,是打砸抢完成后的红卫兵,又被大批送到农村,美其明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的青春就此遭遇彻底的埋葬。画家王国斌表现知识青年在农村遭受合法蹂躏的惊世杰作《我的前夫》,于2007年公开展出,无数当年的红卫兵在这幅画前泣不成声。知青就是打砸抢完成后的红卫兵,红卫兵们突然发现,他们的青春遭受了无情的欺骗与极其粗暴的摧残。其实这幅画的内涵深远。画面上的新娘,身穿一套退色的解放军军服,这正是当年红卫兵的标准装备。可以想像,当年她在打砸抢的疯狂岁月里,曾经怎样撸起袖管抄家、施暴。画面上的新娘,现在的年龄应该是70岁上下。而今70岁左右的老人,在文革中有多少都曾经是红卫兵?这些红卫兵中殴打过自己的老师、“四类分子”或文化名人者,究竟占六成、七成?还是四成、五成?半个世纪过去了,谁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忏悔。

红卫兵现象是文化史上的耻辱,是因他们的愚昧无知和野蛮暴行。红卫兵群体又是毛泽东的夜壶——用完后即弃之。他们中的多数人,至今没有觉悟,也许将至死不悟。侥幸的是,被打倒的“牛鬼蛇神”子女们、“四类分子”子女们,虽受歧视并被排斥在红卫兵的门外,这倒使他们在文革中保持了清白。寄语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等红卫兵领袖们,你们在有生之年,要想客观评价红卫兵这一现象,前提是应当认清中共与毛泽东的种种罪行,而这首先必须明白人的自然权利原理,懂得人类政治智慧的高度成熟,根本不在于天花乱坠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在于权力制衡及由此而来的三权分立。

来源:看中国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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