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战役，共军有5000余人被俘。图为古宁头营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金门战役作为历史已过去73年了，但无数个疑团和不解还依然萦绕在人们心头。国军释放过三批共军战俘回大陆，而那些归俘竟成了中共“叛徒”，留在台湾的却成了中共“烈士”。
战俘分3批被释放回大陆
在登岛的万名共军中，4千余人战死，5千余人被俘。被俘的5千余人中，年轻力壮士兵都补入国军，千余名干部和老弱者被送进内湖集中营甄选分类后，国军就把年龄较大、受过伤、坚决不肯留台湾的干部战士放回大陆，总共分三批释放。
50年3月小批释放，级别较低。1950年7月18日第二批是最大批，共529名，从台北上火车到基隆上船，7月22日到大陈岛，然后用登陆艇和小船送头门山岛。
共军俘虏派出两名干部，其中一名是西北野战军作战科科长潘国杰回大陆联络，共军驻浙江临海县驻军21军得知后，立即派出5条机帆船迎接归俘，第一批归俘被集中在杭州古荡7兵团政治部招待处。
第三批387人于1950年12月11日离开集中营，从台北抵达基隆，立即上船，这次不开往大陈岛，而是开往福建沿海，12日抵达马祖岛，然后白犬岛，13日分头上了渔民渔船，几个小时后，便在福建长乐连江沿海一带分散登陆了。有的被28军部队接收，有的被巡逻民兵抓获，立即送派出所、公安局，随后所有归俘们都送到10兵团福州招待所。
这是最大的三批，以后零零星星又放回一些，最后一名回大陆的金门战俘，是253团一营一连的许道位，他于1956年1月，与一批南日岛战俘一起回大陆。
审查洗脑 比战场更难熬
900余名共军归俘回来后，先后在杭州、福州成立了归俘集训队，不久将131名副连以上军官送南京，由华东军区政治部审查。第二批排以下干部战士在杭州接受审查，第三批排以下在福州接受审查。
先治疗、休养，一个月后开始学习。学习分三个阶段，开始了回大陆后的漫漫征途，那是比战场更难熬的时空。
中国和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完全不同，在共军看来，战俘就是叛徒，所以所有战俘开始了三个阶段学习。
第一阶段；是中共的政治教育阶段，包括时事教育，“气节”教育等内容。学习文件、报纸，听报告，针对战俘在台湾受到的政治教育，开展专题讲座进行洗脑，美其名曰使战俘“分清理论是非，提高觉悟”。
“气节”教育让战俘听了脸红心跳，听报告、看电影，对照共产党的“钢铁战士”李大钊、瞿秋白等先烈的英勇事迹，想想自己，绝大多数人都深感惭愧，原先觉得委屈，为什么领导上不来救我们的想法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二阶段是核心、关键，也是集训的主题，叫启发反省阶段，号召“忠实坦白、深刻检讨、互相帮助”，方法是个人反省与小组反省相结合；组织上全面了解，甄别材料，认真审查，作出结论。每个人都要详细交代，过关。
第三阶段；根据交代和互相揭发情况，开始处理定性。
人的求生本性、利己的本性在这个阶段中赤裸裸的暴露出来，不管在台湾表现好的还是坏的都拚命揭发别人，使尽全身解数，互相攻击、揭发，夸大、渲染、捕风捉影，以求表现好、自保，免去死刑和牢狱之灾。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原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原来也是属于软弱分子之一，此时却成了积极揭发的标兵。
244团政治部主任孙树亮利用学习队副队长的身分，通过诬陷他人来洗脱自己，结果很多归来人员都被判处徒刑，连被国民党称为“最顽固分子”的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也被判处5年徒刑，而孙树亮却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这激起了归来人员的公愤，纷纷检举孙树亮在台湾软弱的行为，结果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900余名共军归俘被审查、洗脑。（网络图片）
大规模的逮捕 枪毙 判刑
基本整出个眉目来后，开始采取行动，大门口走廊里会议室到处布满双岗。归俘们屏气敛声，默默端坐，都知道华东军区军法处来人，大规模逮捕开始了。
1951年6月，第一批枪毙的两人，253团3营营长李子元，251团副连管理员窦永礼被押到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执行枪决，刑场上警卫森严，两口棺材一字排开。
李子元在金门战斗中，于10月25日下午被俘，当时尹俊18师警卫营猛攻林厝，李子元率领3营守在林厝东边高碉堡附近地堡里，李子元率部打退二次进攻，第三次18师冲上来的时候，弹药打光，再打就是白白送死，李子元就高叫：“别打了，缴枪了。”率领身边还剩下的17人放下武器，缴出轻、重机枪各一挺，卡宾枪十余枝，还有随身携带的作战命令、作战草图等物。当时除了3营战士外，253团1连副连长郭阿堂也在其中，也随李子元一起投降。
李子元是泰兴人，1940年入伍，从战士当到营长，在战场上投降，被认为是罪不可赦叛徒，第一批被枪毙。
连级干部窦永礼，37年入党、入伍，经过八年抗战，三年国共战争，枪林弹雨里，6次负伤，是三等残废，当过“战斗英雄”。战斗结束后，坐在海边等国军来俘虏，后来进古宁头联系领导，刚喊声：“刘团长”，就引来一枪，赶快钻进一间民房里，国军追来，在门口把枪栓拉的哗哗响，大喊：“看见你了，还不赶快出来，缴枪不杀，国军优待俘虏。”老窦高举双手，走了出来，束手就擒，这在共军看来已是叛徒，后来到了集中营，还帮助国军指认干部，监视干部，自然是难逃一死，第一批枪毙名单也就轮到他了。
第二批枪决人员共四人，于1951年9月28日下午一点执行，地点仍旧是南京水西门外、江东门镇后的刑场，警卫森严，四口棺材一字排开，对徐惠良、张连升等三名金门战俘，和一名大胆岛战俘。
徐惠良是29军军部参谋，浙江宁波鄞县人，16岁参加新四军，金门战役时是29军司令部参谋，非常精明强干。登陆后一直为自己争着来金门而懊悔，两天来多次徘徊于海边，想方设法要回大陆。只要能回去，哪怕受处分，也比在金门打死强。
徐惠良遇到82师245团一个小卫生员，一起胡乱打枪，打到枪不响了，两人把手枪扔进海里，坐在石头上商量，四目相望，泪水长流。徐说；干脆主动跑到国民党那里去投降，反而不会杀我们。他站起身就走，小卫生员也默默跟上。
在半路上，经过海滩边上，看见一条船，船上跳下与徐惠良一起来的军部报务员汤德里、张国弟和五、六个运输兵。他们问情况如何，徐惠良说；“完了，打也是死，不如随我们一起早点投过去。”他们听说后也同意了。
徐惠良带头率领近十人主动投降，进了集中营后，徐由于对各级干部很熟，指认了大量干部，因此不可能逃过一死。
徐惠良他竭力乞求审讯人员，我还年轻，判5年、10年都可以，希望能留一条命，结果还是一命呜呼，他白当了多年军部参谋，连共产党这个基本政策都不懂，共产党可是决不会宽大自己的被俘人员。
除了枪毙的，还有就是判刑的。
251团副团长马绍堂，他和政委田志春一起，被国民党《中央日报》称为“顽固分子中的最顽固分子”，回大陆后却被判了5年徒刑。244团政治处主任孙树亮，也被判处5年徒刑。
这些被判刑的干部战士，在服刑期满后，也都回到原籍务农。所有回乡务农的人其原籍大都是贫困的革命老根据地。有的人在三年困难时期病饿而死，有的在“文革”中当作“叛徒”揪斗，历尽了千辛万苦。
他们怎么都没想到，他们在金门战场上浴血奋战，在台湾集中营内日盼夜盼，终于回到大陆，竟被当作“敌人”。
若重新选择 是回大陆还是留台湾？
让人想不到的是，那些留在台湾的战俘在大陆反而都被列为烈士，家属背了数十年烈属的光彩。等到两岸开放探亲以后，一些“烈士”又从台湾返乡，成了穿金戴银的台商，受到地方统战部门的热烈欢迎。
其中原244团的医务人员赵宝厚，后来被编到国民党部队，在台湾又上了军校，成了军医，退伍后开了牙科诊所，1988年带着台湾的妻女回山东泰安探亲。
是啊。留在台湾可以成为一位有尊严的人，只要努力，在台湾的发展比回归大陆好。
那些当年留在台湾参加了国军的人，如今回到大陆探亲，个个西装领带，神气十足。
如果能够早知道这些，那些被枪毙的、被判刑的、被怀疑的、被歧视的共军归俘们，还会回来吗？还敢回来吗？答案可想而知，但是却悔之晚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