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事评论家、自由专栏作家李怡（图片来源：Yylamcat/Wikipedia/CC BY-SA 3.0）
李怡先生以87岁的高龄离开我们，凡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惋惜不舍。他一生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里，他的思想影响了足足三代知识份子。
我觉得，如果以“党国情怀”作为观察点，李怡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爱中共、爱中国；去中共、爱中国；（“去”，摒弃的意思，下同）；去中国、爱香港。
第一，爱中共、爱中国
李怡出身于一个“红色家庭”，父亲李化是著名电影摄制者，为中共组建了电影业的统战组织“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华南影联），叔叔李刚，亦是中共文化人，40年代奔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毕业，1949年之后官至文化局局长（副部长级别）。姑姐李丽莲，早年奔赴中共根据地延安，嫁给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派来指导中共的代表李德（1900－1974）。李德是德国共产党人，原名奥托．布劳恩（Otto Braun）。1934年5月，李德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成员之一（另两位是博古和周恩来）。1949年后，李丽莲长期在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任副部长1。李怡这个家庭背景，加上他成长于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的大环境，解释了李怡自少形成的“爱中共、爱中国”的思想特点。这个时期，从1970到1979年（笔者只从他办《七十年代》开始算，不计他办《伴侣》杂志的时期）。
第二，去中共、爱中国
从1979年起，李怡开始与中共分道扬镳。在办《七十年代》期间他所看到的中共真实面目同他为中共撰写宣传文章产生严重的矛盾。这些矛盾挑战他的良知，促使他必须要在个人前途（他当时在左派圈子里地位日益提升）或者尊重事实尊重良知两者之间作一选择。他作出尊重真相的选择，大胆地揭露了中共的阴暗面，甚至不惜得罪中共港澳工作的最高领导廖承志，结果遭到“扫地出门”的待遇。同时这也迫使他下决心“去中共”。虽然他毅然去共，对中共作出无情的批判，但内心深处仍然记挂中国，仍然热爱中国这个国家。这个阶段大概经历了接近40年（从1979-2019），期间有约有20年是在继续办《七十年代》以及后来的《九十年代》（1979-1998），然后就是在《苹果日报》写文章。
第三，去中国、爱香港
从2015年开始，李怡连“中国”也摒弃了。李怡曾经说过，如果“必须按党国意旨并违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话，那么我宁可做一个人而不做中国人了”2。香港回归25年，经历了梁振英、林郑月娥两届特首后，香港社会已经全面变质，政治上已经全面“大陆化”，已经到了一个“必须按党国意旨并违反自己的心意做事”的时候了，李怡就决心选择“做人”而“不做中国人”。李怡“告别大中华”的契机，是由于他对泛民的看法有变，转而支持本土。这个转变使他与《苹果》老板黎智英产生严重分歧3，也使他与当时被香港社会视为打击泛民最有力的黄毓民合流4。2019年之后，他彻底支持以勇武派为核心的年青抗争者，成为他们景仰的导师。
我的这个“三阶段”分析，既源于我对他近半个世纪的认识，也符合他对自己“三姓奴才”的谑称5。本文将集中谈他第一阶段的状况，一来他第二、三阶段年代比较近，很多人都有认识，可从略；二来，深入了解他第一阶段的情况就会对他后来的转变倍感难得。
《七十年代》创刊的背景
《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图片来源：程翔与《消失的档案》提供）
李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七十年代》创刊的背景，仅有简单的介绍，没有交代其背景，但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七十年代》其实是中共香港工委宣传部领导下的一份“灰线”刊物，绝非民间刊物。
众所周知，中共在海外的工作，往往有“红线”、“灰线”之分。“红线”是指打正旗号中共的官方组织，而“灰线”则是刻意以中立、非政治化的面貌出现，从而能够获非政治化的群众接受，但这些“灰线”组织，实际上都是由中共领导的机构。这种“红线”、“灰线”的分野，存在于各行各业，在教育战线，培侨是“红校”而培元则是“灰校”，在新闻战线，大公、文汇是“红线”；晶、商则是“灰线”；在出版界，三联、中华、商务是“红线”，李怡所供职的上海书局是“灰线”，如此类推。《七十年代》就是一份灰线刊物，表面上它标榜客观、中立；在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上尽量不采用大陆政治术语，言论的尺度也远比文汇、大公要宽阔得多，使读者觉得它比较可亲可信，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读者。
李怡供职的上海书局是由星马的爱国华侨陈岳书、王叔旸在1925年在马来亚吉隆玻创立的，成立不久很快就同中共建立联系，根据陈岳书儿子陈蒙志的回忆，可以看出该书店同中共关系密切：书店成为掩护中共在南洋党员胡愈之和王纪元的据点；抗日战争期间参与了中共营救文化人的工作；1941年与中共在香港创办的《华商报》合办出版部，出版宣传中共观点的书籍；1947年在中共文化界统战高手夏衍安排下，成立香港的上海书局，与接受中共统战的文化界人士一道编写一套适合海外使用的中文教科书，从此香港的上海书局就成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这些事均可以从陈岳书儿子陈蒙志撰写的回忆文章”6看到，文章并提及李怡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一个名家。所以上海书局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何以见得《七十年代》是一份共产党办的刊物？李怡说：“《七十年代》创立的时空，和特殊的财务与组织关系，使我能够在权力边缘走钢线”7，这句“特殊的财务与组织关系”隐晦地说出该刊物的政治背景。此外，从李怡承认《七十年代》稿件要送审这点可以看出，他在回忆录中他说了一句很无奈的话：“从1974年开始，左派领导忽然对我们不再视为外围刊物，而是每期内容密切关注，要求在正式发行前先给他们审阅。中共领导不是我们的老板，却是政治的上级，上级要这么做，也没办法8。到了最后中共要镇压该刊物时，他透露，1979年9月，他被新华社社长王匡召去新华社开会，他说：“那次见面，跟过去与李菊生社长、祁烽副社长的平和地聊天式谈话不一样，是十几人在一个大客厅开会式座谈。王匡讲了一大堆废话，主要就是说我们三篇社论不合适（指当年7、8、9三个月，李怡发表三篇社论，提及要在中共体制内维护新闻言论自由的问题）9。这个细节就说明当时的《七十年代》其实是一份党办的刊物，否则中共香港工委何来权力召开一个十几人的会议来向李怡施加压力？但他始终不愿意坦诚地说出该杂志其实就是共产党办的刊物。
中共在香港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在电影业）本来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无奈香港工委发动1967年暴动，把所有“灰线”组织都赶到反英斗争的第一线，从而暴露了自己潜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貌似中立非政治化的组织。1967年暴动失败后，中共亟须重建“灰线”力量，就在这个背景下，本身具有红色家庭背景，而自身又在左派圈子里渐露头角的李怡就被认为是重振“灰线”刊物的适当人选。李怡说，当他向上海书局的老板提出创办《七十年代》杂志时，老板马上同意，因为老板明白当年中共需要一份“灰色”的刊物也。
备注：
1、《失败者回忆录》13：我的家世
2、《失败者回忆录》114：基本烦和霎眼族
3、《失败者回忆录》133：我所认识的黎智英（之三）
4、李怡：《民主转型中的黄毓民现象》，载《苹果日报》26/12/2015
5、李怡“三姓奴才的心路历程”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53
6、陈蒙志：“与上海书局有关的点点滴滴”
7、李怡“在权力的边缘游走”，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35
8、《失败者回忆录》72：无聊的极左干预
9、《失败者回忆录》85：“裂口的开始”）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