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时事评论家、自由专栏作家李怡（图片来源：李智智/自由亚洲电台）
李怡先生以87岁的高龄离开我们，凡认识他的人，无不扼腕长叹，惋惜不舍。他一生笔耕不辍，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在大陆以外的华人世界里，他的思想影响了足足三代知识份子。
（接上期）
《七十年代》对中共的独特贡献
中共透过上海书局资助李怡创办《七十年代》，李怡果然不负组织所托，以他个人对时局的洞察力、对形势的分析力、以及文字的说服力，很快使杂志成为畅销香港和海外华人聚居的地方。归纳他在此时期对中共的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从宣传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美化了中共的社会主义制度
《七十年代》的头十年，成功地把中共的社会主义打扮成人类发展的新希望。这个时期的杂志，几乎照单全收中共的宣传而少见批评异议。七十年代初，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森访华掀起一股全球性的“中国热”，美欧各国华裔学者纷纷访华。《七十年代》透过在西方社会拥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学者撰写或接受访问他们访华后的观感，几乎清一色地对中共赞美。他们发表对中共赞美的言辞，在当地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例如杨振宁、任之恭、陈省身、林家翘、吴建雄、袁家骝、丁肇中、田长霖等等。他们对中共的溢美之词《七十年代》都不加思考研判就全部刊载10，这些学者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中国的短暂访问期间，所见的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以确保收到最好宣传效果的。这些学者一片赞好的文字在《七十年代》发表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产生的作用非常大，有力地抵消了当年冷战期间大家对中共的畏惧和警惕，在这方面《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居功阙伟。我敢这样说，今天中共花重金搞大外宣，其“投入-产出”效果真的不如李怡当年的《七十年代》。
二、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协助中共统战了大批知识份子
中共能够成功地统战到大批高级知识份子，固然是由于中美关系解冻，但解冻之初，中共在海外没有受人重视的宣传统战工具。恰恰这个时候，由于《七十年代》标榜中立、客观、理性，很受海外知识份子的支持和爱戴，成为中共统战海外知识份子一个重要的推手。《七十年代》透过“见读者”、“读书会”等活动，与这些知识份子建立良好的关系。李怡说：“1971、72年暑假，许多留学生回港，纷纷到我们杂志社来联系。我轮流会见访客，像医生看诊那样，相当忙碌。在香港，《七十年代》也风行大专界”11。
很多《七十年代》的读者都萌生为中共服务的念头。在笔者认识的这些人中，有人直接回大陆服务，有人放弃自己的专业，到联合国替中共做翻译12。有更多的人，则在回香港后陆续出任香港的要职，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发挥有利于中共的作用，例如香港几家大学的校长和教授，学生宿舍的舍监等，都是当年在海外留学时的《七十年代》的拥趸。
《七十年代》1979年9月号（图片来源：程翔与《消失的档案》提供）
三、从对台工作的角度看，《七十年代》支持保钓运动，协助中共推动统一运动
中共对保钓运动的处理就充分体现“红线”和“灰线”的不同功能。对于海外学人掀起的保钓运动，中共官方立场是不支持，不表态。所以“红线”的官方媒体完全不报导，但《七十年代》就尽情报导而且表示支援。笔者当年就此问中共在港一个官员，他解释说，官方报纸不能报导，因为当时中共正努力“做日本的工作”，争取日本早日承认中共，若支持保钓运动，就会“干扰对日工作的大方向”，但保钓运动是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由没有官方色彩的《七十年代》来支持，就可以收获动员民族主义的正面效果。
果然，由港台知识份子发起的保钓运动很快就被中共引导到“中国统一运动”这个方向。在这个大方向的影响下，在海外念书的香港学生，回港后很多成为后来“认中关社”（认识中国、关心社会）的积极份子，而台湾学生回台后就成为台湾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党外运动”积极份子。例如，根据当年保钓积极份子何步正的回忆13，当年在美国读博士的一群海外留学生，集合了海外多个社团，发表联合宣言《国共和谈是时候了》一文。这篇宣言在李怡主编的《七十年代》刊登岀来。蒋中正时代，海外留学生群发表这様子一篇宣言，所有签名人顿时都上了黑名单。
李怡先生大力支持保钓运动，也许是他个人的判断和思考所得，但客观上却替中共在海外推动了有利于中共的统一运动。
四、从情报工作角度看，《七十年代》客观上成为中共在海外的重要情报来源
李怡先生除了是“青年导师”外，年逾半百的中老年人同样喜欢听他分析时局。图为笔者在2019年向一个中、老年人群组介绍李先生的近况。（图片来源：程翔与许天福先生提供）
笔者相信，情报工作绝非李怡办《七十年代》的目的或初衷，但是客观上，他的杂志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共收集海外情报的重要管道。
在李怡的回忆录中，多次以“潘公”这个尊称来称呼潘静安。这位潘静安公开的职务是中国银行副总稽核，实际上是中共情报系统驻香港的最高负责人14。李怡尊称他为“潘公”，说明两人关系密切，他又提到，这位“潘公”介绍他到北京见罗青长15。罗青长是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中调部是中共最高情报机构（1983年后改称国家安全部）。潘静安这个地区情报主管把李怡介绍给全国的情报主管，当然不会只谈风花雪月，笔者猜测起码是由部长亲自衡量李怡的情报价值（例如他本人政治上是否可靠，他的社会关系如何等等），以确定是否有更重要的任务可以委讬他来办。所以，凭罗青长召见李怡这件事可以看出李怡是通过《七十年代》替中共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情报。事实上在李怡的回忆录中，是可以找到这些蛛丝马迹的，例如，他坦承把海外大专界的情况汇报给中共，也把台湾人的感情和自主意识倾向写成书面反映给出版界的领导人16。又例如，他在1979年去美加周游几个大城市，与读者作者们见面，和出席爱荷华的“中国周末”。“回来后，我主动给潘公写了一个报告，大致讲了此行观感，特别是留美知识人这时关于中国关于两岸的一些想法”17。
了解中共的人都会知道，凡是宣传工作做得出色的人，一定会被要求帮忙做统战工作（统战你的宣传对象，统战你的同行），凡是帮忙做统战工作而又做得好的，最后一定会被要求帮忙做情报工作。笔者非常熟悉的《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和新晚报总编辑罗承勋（罗孚）两位，都是由于在宣传工作上做得很出色，结果都被统战部门和情报部门罗致去帮他们做宣传以外的工作。李怡会被这样要求，笔者一点都不奇怪。李怡应该知道自己客观上是在替中共做情报工作。他很轻描淡写地描述了他和中共情报部门的关系,该文字里行间透露，他之所以获中共高层礼遇，同他提供的情报受到重视有关18。自从《七十年代》的情报工作受到周恩来重视后，他的生活处境大有改善，例如妻子1974年能够以“调干”方式来港团聚，并获得安排在商务书店工作，组织又安排了住房给他，所以他形容这些待遇是“人生大转折”等等。
由于李怡为中共作出上述几方面的贡献，所以中共对李怡也是厚待有加的。从个人层面看，就是可以通过组织关系，实现家庭团聚。从杂志层面看，就是在消息来源、印刷、发行等关乎杂志营运问题上提供支援。但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他享有“看文件”的特权。
了解中共运作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一套保密的资讯传递系统，就是把中共一些重要的观点以及相关的决策，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向下层层传达，这些“红头文件”往往都标明“机密”或“绝密”，每份都有编号，看完后要签名交还。根据文件的不同“密级”，决定它的发放范围，“绝密”级只发放到局级干部，“秘密”级的发放到处级干部，“内部”级的发放到科级干部。所以看文件的资格不是人人有，需要一定的级别才能够看，而在香港这个仍然由港英统治的地方，就连看文件的地点也是保密的。笔者认识一个人，他就每月都会陪同李怡一道去某公司的写字楼看文件。从这里可以看出，李怡在中共系统里的“政治待遇”不低，这同他的《七十年代》对中共作出的贡献不菲有直接的关系。
备注：
10、《留美华裔学者重访中国观感集》，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
11、《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2、事缘中国在1971年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后，需要大批翻译来应付联合国的工作，但中共经过十年文革后，懂外语的人寥寥无几，无法在短期内应付加入联合国后的繁重翻译工作。这时很多在海外受《七十年代》影响的知识份子，都纷纷放弃自己的专业去联合国为中共当翻译。现存《七十年代》董事会中就有一位当年在联合国当翻译的朋友。
13、何步正：“李怡，脱左反左，将军息战”载《新大学》2022/10/11
14、许礼平：《中共中央调查部驻港负责人潘静安》，载《苹果日报》2013-9-8
15、《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6、《失败者回忆录》69：中调部与潘静安
17、《失败者回忆录》88：1979年与中共关系触礁
18、“昔日人生大转折”载《世道人生之往事近事》页42-45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