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抗日将士，在镇反运动中被中共枪杀。（网络图片）
打内战的共产党是革命的，打外战的国民党却是反革命的。那些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官兵们，虽然战死者已矣，其中的幸存者和负伤者，其绝大多数竟于1949年以后，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或被处以极刑，或被判刑、关押、劳改、劳教，或被管押、即在家乡被强迫劳动，并且荫及子孙“永世不得翻身”，他们的万古奇冤，无处诉说。
屠杀前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的“镇反运动”
1950年，苏联傀儡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发动了朝鲜战争，联合国军随后将其驱逐到三八线以北，中共则派出所谓“志愿军”赴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双方伤亡惨重。在这场名不正言不顺的战争进行的同时，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展开了对前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人的大屠杀，遇害者数以百万计。
对在“镇反运动”中遇害的国民党将领，可以略加分类：
（一）戡乱战争末期“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此类人数最多。
（二）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他职业者（如教师、律师等）。此类人数也很多。
（三）坚持抵抗，打游击而最终在战斗中被俘者，以及属于国统，军统和宪兵系统者。此类人数并不算多。
（四）其他，如因畏惧而逃亡外地者，隐姓埋名而被查出者。此类人数也不多。
图为中共在湘西“剿匪”。（网络图片）
被中共虐杀的前国民政府的官员和军人实在是无法计数，下面举四个具体的例子：
1、宋鹤庚，国军上将，1923年随谭延闿入粤投孙中山，被任命为湖南讨贼军湘军第一军军长。1952年1月，中共“湘乡县人民法庭”以宋鹤庚“曾充任匪军师长、军长、省建设厅长、上将参议等职，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等罪名判处死刑，实际上在1925年宋即脱离军界，1931年后就闲居上海，1949年，宋鹤庚还拿出自己私藏的枪枝，授意他的侄子组织湘乡县花桥警察队，投奔中共地下武装姜亚勋部……。然而在中共眼中，北伐军也是“匪军”，参加过北伐就是“一贯危害人民，反抗革命”！
2、刘晴初，国军中将，曾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因病回乡休养，筹办实业、学校。1944年10月，日军陷湘潭，刘晴初被日寇软禁，后被游击队营救。1949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的外围工作，参与策动湘西“和平解放”。并将保存之五万分之一湖南军用地图交与“解放军”第12兵团。1950年5月在家乡筹办简易手工业工厂。1951年以参议身份赴县开会被扣押，3月18日以“反革命”罪被杀于岳冲刘家湾。刘晴初的乡邻回忆，当时杀人要完成指标，可枪声响后不到半日，上头就来了文书，后来得知那文书上写的是要刘去参加“湘西和平解放”的“议会”。
3、唐伯寅，国军少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升任第19师55旅110团团长，1935年升任第19师55旅旅长。抗战爆发后率部参加凇沪会战，所在的师被评为会战中战绩最优的十个师之一。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在庐山一线击挫日军。1939年8月因功升任第19师师长并于11月晋升陆军少将，以后率第19师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屡立战功，曾获四等云麾勋章。1946年退役回湘。1949年3月受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参加了中共华中局领导下的“江南地下第四军”，任副军长，4月又参加了程潜、唐生智等人在湖南发起的“和平自救运动”，8月随程潜、陈明仁参加了“长沙起义”。中共为酬答唐伯寅的“起义”，在1952年2月21日将他枪决。
4、宋士台，国军少将，第66军160师师长，7战区少将高参1953年被害。宋将军到底做了什么“反革命”的坏事，以至于被共产党枪毙呢？2007年，在中共官方的“广州宣传网”上找到了下面的文字：“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落成。中国广州网2004年9月21日讯：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73周年纪念日，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1000多民众参加了抗日将领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区领导麦忠民、黄水记、任耀行、黄富林、汤浩昌等以及宋将军在港、澳、台的亲属、部属应邀出席了揭幕仪式。宋士台将军是花都区赤坭镇锦山村人，生于1894年，卒于1953年。宋将军系原国民党六十六军一六零师少将师长，后任七战区惠淡守备区中将指挥官。宋将军早年先后毕业于保定军校六期陆军科和陆军大学将校班。抗日战争期间，宋将军参加指挥了多次在正面战场上的对日作战，其中，奉命指挥了著名的南浔战役，重创日寇侵略军，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饭冢国五郎及其部属官兵500多人，缴获轻重武器一批。叶挺将军致电称：“南浔战役与平行关战役和台儿庄大捷鼎立而三”。1945年日本投降后，宋士台解甲从商，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请他再次出山，并委任高官，被他拒绝。在宋士台将军铜像揭幕仪式上，将军当年的部下回顾了将军戎马一生，抗击日寇的感人事迹，并告戒当今的人们，日军的侵华历史不能忘记……”
一切都很清楚：唐伯寅将军和宋士台将军等人在北伐或抗战结束后即解甲归田，根本没有在1946年后的内战中和中共打过仗，更没有在中共“建国”后从事什么“反革命”活动，结果却仍然难逃中共的毒手。如此杀害国军抗日将士，天理何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上海民众悼念国军抗日英烈大会。
中共以“剿匪”和“镇反”为名杀了多少人？
柏林自由大学教授郭恒钰在其传世之作《中国现代史》中指出“国军被害者约三百万人，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党员被害者约一百四十万人”。法国外交官杰奎斯･圭拉麦将军估计，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间，至少有三百万人被中共杀害。中共内务部长薄一波在“镇反报告”中宣称：“为了永久的和平，为了人民民主，在过去三年半（1949–1952），我们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按：中共席卷大陆之后，依着成王败寇的逻辑，把国军留在大陆的残部、保安部队以及敌后游击队统统称为“土匪”而以大部队围歼之）。据1969年4月7日莫斯科电台广播：1949年至1952年有二百八十万人被毛泽东处死；1953年至1957年有三百五十万人被杀。1999年9月，共军“总政治部”直属的解放军出版社推出《新中国剿匪纪实丛书》，洋洋洒洒六巨册二百廿万言，其作者根据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区档案馆、各大军区政治部、各省委党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军事科学院资料室、军事博物馆资料室、全国政协文史办以及解放军档案馆所存盘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军在华东、中南、西南、华北、东北、西北地区分别歼“匪”四十一万六千、一百十五万、八十五万、两万九千、七万九千、六万人，合计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统计截止期：中南为1952年6月、西南为1950年2月、华东为1952年8月，西北为1950年1月）。中共惯用“歼灭”这个含糊性的动词，泛指杀死、杀伤、俘虏的总数，但时隔半个世纪，愈来愈多的剿“匪”部队成员撰写回忆录，承认“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让押运的部队疲于奔命，上面干脆下令：除了团、营一级的俘虏军官留下审讯，其他俘虏由连一级指挥员自行处置……最常用的办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边、山边用刺刀捅死，用他们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杀一两批人”，即便侥幸逃过鬼门关，在战犯监狱与遣送回籍监督劳动的国军被俘官兵无一避免历届“运动”的残酷折磨，死得更惨。所以，中共公布的“歼匪”二百五十八万四千人，其中绝大多数可归入非正常死亡的类别，这同薄一波所宣布的“清算了二百多万土匪”的杀人数字大体吻合。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共红军在山上刻下卖国标语：“武装保卫苏联”
中共疯狂杀人之目的是什么？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这是又一种斗争方式。但是这种反革命遗迹和反革命政治影响，归根到底要被肃清……他们中的许多人将被改造，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将被淘汰，某些坚决反革命份子将受到镇压”。五十天后，毛泽东签署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国民政府党政军人员作了“准予量才录用，不使流离失所”的承诺，然又加上“无严重的反动行为或严重的劣迹”的但书，至于“反动行为”“严重劣迹”的定义如何，则由中共当局主观界定，由各级军管会或军事法庭一审判决执行，并无独立机构监察制衡。两个月后，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宣称要“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实行独裁”，这就为此后大规模的屠杀异己埋下了伏笔。
1950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杀人的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毛泽东明确要求有六百万人口的上海应该杀三千人，有五十万人口的南京应该杀不止两百多人，应该多杀。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虽然中共中央下达的杀人比例是千分之零点五到千分之一，但下面的执行者显然从中读出了多杀人的信号，地方上的中共干部们鼓足干劲，力争超额完成指标。而大杀国民党军政人员，就是完成指标的法宝之一。
从1950年至1952年，中共公安部门破获了“刑事案件”20.4万余件，被杀的人却有数百万，被关被管的不计其数，这些人中有多少现行犯，不是很值得怀疑吗？其实，毛泽东已经道破了：“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尽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如果镇反真的是非常时期为了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为什么是一个千载难逢不能错过的时机？如果不杀人就不能解决问题，问题没有解决就可以继续杀人，何来错过时机？毛说得很清楚：“更主要的是发动群众。”毛在《毛泽东关于暂时不动富农的策略征询各省市委同志的意见》中说：“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完全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为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两相对照，不难明白，镇反就是借战争为掩护，行杀人立威之实（即所谓发动群众），绝不是什么基于情况危急不得已采取的非常手段。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国民党及其军队坚持抗战之著述与作品的大量出现，将中国大陆人民的历史反思引向了深入，并将推向了对中华民国之整个历史进行再认识和再认定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