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文深受毛泽东赏识，曾是中共王储，一朝身败名裂，经受酷刑。（网络图片）
中共高层在文革中的很多情况，多年来，已披露公开了很多资料，使人们对那段历史有了更多的客观全面认识。但因种种原因，也仍然有一些高层内幕的详情细节尚不为人们清楚，使人们对那些东西只能猜测。不过，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料出现，以让人们真实全面的了解文革历史。这里，是对文革中十个高层人事谜案的一些看法与疑惑，仅供有兴趣者参阅。
一、总参谋长罗瑞卿为何被撤职审查？
文革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共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已被国内外都认为是毛泽东选定的中央政治与军队首脑接班人的第二梯队主要成员。在六十年代前期，毛泽东外出视察，都要带上罗瑞卿，甚至回韶山为其父母坟地扫墓，也叫上罗瑞卿同去。
然而，1965年底，罗瑞卿却就做了文革第一个遭遇整肃的中共高官，随后还被划入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中。
现在能看到的各种资料，都说是因林彪想拉拢罗瑞卿未成，转而让毛泽东同意整掉罗的；而毛泽东因为要借助林彪来搞文革整刘少奇等，不得不违心地满足了林彪打击罗瑞卿的要求。
罗瑞卿平反后所说的一些讲话中，也只讲了林彪想拉拢他（在罗瑞卿看来），所导致的林对他不满的一些事。
但是，当时，不要说林彪凭其地位影响，有没有必要拉拢一个从红军时起就历来比他地位影响要低的部属，以壮其力量之事确否，或林彪敢以打倒罗瑞卿为条件去同毛泽东谈交易之事有没有可能，只从毛泽东当时的权威及其统帅性格，能否出现真要这样去讨好“借助”林彪的情况，都是大有可疑的。
况且，从权力角逐游戏规则的平衡术看，照讲，林与罗虽级别地位不同，但都是毛的部属，而部属之间有矛盾，作为统帅一般是不会很偏袒哪一方的，除非某一部属有重大损害统帅本人的问题。
那么，毛泽东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要整或同意整罗瑞卿的呢？具体详情细节是些什么呢？
二、贺龙为何在文革中挨整？
贺龙是十大元帅中，在文革中唯一突遭整肃并惨死于囚禁中者。
另一名元帅彭德怀虽也是在文革中被囚致死的，但彭是因1959年庐山会议老问题再次挨整所致，与文革高层斗争已无关系。
然而，贺龙在文革初，却还是很风光的，他还陪毛泽东一道检阅过百万红卫兵。
1967年初，贺龙突然失宠，并真正被打倒了，还失去了自由与正常生活条件，给囚禁了起来。
其他那些元帅们，除林彪在台上，彭德怀被红卫兵批斗，罗荣桓早已去世外，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陈毅等人虽也受到一些大字报冲击，但尚无大难。就是所谓“二月逆流”即几位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事件，也没使毛泽东真正以此整他们。
但这贺龙为何却栽了呢？而且还栽得那么惨（他实际是活活让囚禁生活给整死的）？
现在能看到的说法是：林彪要整贺龙，而当时又传出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流言。
然而，林彪要整贺龙究竟是为了什么？
标准答案是“篡党夺权”！
只是这答案太标准了，没有具体细节，没有具体证据，实际等于没说。
而且，也有些可疑：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便倒了台，可是为何贺龙却并未因此受益，相反，直到1975年才首次为贺龙部分平反？
贺龙在中共历史上，除了作为一位军事诸侯参加了南昌起义，创建并领导了红二军团及后来的红二方面军那支力量最小（不足万人）的红军方面军部队外，他在共军系统中并没有多少部属和势力。解放后，他虽也评了元帅，也是军委副主席之一，但他的工作重心很大程度，却是在他喜欢玩的部门即国家体委。
他的这些情况，表明了他既不会成为林彪篡权的重要障碍（如果林彪真在篡权的话），也更不可能因什么子虚乌有的他领导的“二月兵变”阴谋之事出现，而遭到毛泽东的疑忌，被毛泽东整肃。
所谓“二月兵变”的流言最开始是出自于红卫兵的小报，而起源又因要批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李井泉不仅曾是贺龙的部下，更是西南所谓“三线”战备系统工程的总指挥。当时，那个神神秘秘的“三线”则被不明真相的红卫兵当成搞政变搞阴谋的事了。既是搞政变的军事阴谋，当然少不了有贺龙的份了。
可是，对这些流言，毛泽东还不知道其真伪吗？事实上所谓“二月兵变”一事，也从来没有作为官方的什么证据过。
但，贺龙究竟是由于什么具体原因而惨遭挨整的呢？
在贺龙的平反追悼会上，周恩来沉痛地对贺龙夫人薛明说：我对不起贺龙同志，对不起你们！我没有保护好贺龙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使周恩来也无法保住贺龙？
三、毛泽东为何要整王力、关锋、戚本禹？
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三位秀才，在文革中是有过红极一时的经历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他们，在文革初期，用他们那很受毛泽东赞尝的笔杆子，确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立下过不小的汗马功劳。仅戚本禹写的那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就让刘少奇读了气得吐了血。王、关、戚三位也凭其笔杆子才干，在文革中晋升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行列。
然而，没有多久，王、关、戚却很快从高位跌落了。还是文革高峰中的1967年8月，毛泽东就让杨成武带人将王力、关锋给抓了起来，关进了秦城监狱，对其“以观后效”的戚本禹，没过多久也被囚禁审查。
最令人不解的是，1967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还联合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盛大的“百万军民”大会，热烈欢迎从武汉“七･二○”事件中安全脱险的王力、谢富治回京，以示声讨有叛逆行为的武汉军区的陈再道上将。
可是，十天之后，被中央文革视为十恶难赦的陈再道，却被毛泽东特批“同志”称呼，并没被打倒，仅送去学习而已。可是，文革“功臣”的王力、关锋却在同样是十一天之后的8月10日，在莫名其妙中倒被关了起来。
根据现能看到的资料中说，是由于王力于当年８月７日对外事口造反派作了一个著名的“八･七讲话”，之中，观点极左得很。另外，则是王力、关锋在当年当期的《红旗》杂志上，组织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与“有带枪的刘邓路线”口号，因而，激起了毛泽东对王、关、戚的不满，指责他们是“毁我钢铁长城”。
当时的共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在其回忆中，也说了周恩来让他将包括上述内容的材料，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批阅的情况。当时，毛泽东在看了材料后，让杨成武在毛泽东住地等一天，然后，第二天，毛泽东才作出抓王力、关锋的决定。开始，毛泽东的命令中，还包括了抓戚本禹，但在向杨成武下达他的决定令后，中途又犹豫了一下，结果，还是让杨成武在命令中去掉了戚本禹的名字，说：对戚先再看看，以观后效。
决定王、关、戚下台的情况细节，应该还是比较清楚了。
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毛泽东决定让王、关、戚下台呢？
如果说是因对上述王力的“八･七讲话”与《红旗》杂志上的“揪军内一小撮”的观点言论不满，按常情，毛泽东完全可以对他们进行指责纠正就是，也可以撤去他们的一些负责职务，也完全属执行正常工作纪律。但，一下子却将他们三人抓起来关进监狱，上述理由似不够充分。毕竟，王、关、戚都是协助他毛泽东、为文革进行而推波助浪的干将，是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里面的人，何况，十天前，中央还将王力作为一个文革大功臣而举行过盛大的欢迎大会呀！
周恩来讬杨成武送给毛泽东的材料中，究竟还有些什么内容？是否还有些杨成武现在也不能说的东西呢？
为什么毛泽东在看了杨成武送来的那些材料后，不能马上作答，而需要他思考权衡一整天？
当时毛泽东能宽容有反中央性质的武汉“七･二○”事件的首要陈再道，为什么他却会下如此大的决心，对王、关、戚采取一杆子整到底的断然措施？
为什么毛泽东对处理戚本禹还是有些犹豫不决？
四、为何对杨、余、傅突然打击？
1968年3月30日，在军队的一次大会上，林彪直接出面，宣布了军委的三个决定：（１）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并予以审查；（２）审查北京警备区司令傅崇碧；（３）逮捕法办空军政委余立金。
指控杨、余、傅三人的共同罪名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与“搞右倾翻案风的小爬虫”。
现在已知道，傅崇碧是因为一些包括鲁迅文稿等档案材料的存放问题，无意中得罪了江青所致；而余立金则是因与空军司令吴法宪有些矛盾，而加上又有人检举证明他在“皖南事变”中有叛徒行为，而林彪是支持吴法宪的，故顺势将余立金撸了下来。
相对来讲，整这二个人还是顺便的“小事”，真正的大事是将杨代总长给撤职、审查。
在文革开始端掉总参谋长罗瑞卿后，就由杨成武担任了代理总长。文革的头两年中，毛泽东看来是很相信杨成武的，到哪儿去视察，都带上杨，他有什么指示，也经常由杨负责代为传达，并且，杨经常以中央领导人之一的身份处理地方与军队内的文革问题。然而，为何却突然一下子又给打倒了，还被囚禁起来（长达六年！）？
对此，杨成武在说到这事时，也只说是林彪想拉他，他却并不想做林彪集团的人，而只愿服从毛泽东指挥，因而，得罪了林彪，才招来此祸。如同罗瑞卿总结的那样。
但是，这些说话，却不能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即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任何重大的人事任免，均须由毛泽东才能决定，而不是由林彪所能说了算的。没有毛泽东的同意首肯，谁敢撤杨代总长的职？！
毛泽东为何要撤免杨成武，还将杨打为阶下囚呢？不知道。
现在没有什么资料披露这方面的情况，连杨成武在回忆中自已都没说清楚，或是不愿意说。
当年，给杨成武安的另一个大罪名，是所谓“借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之名，大树（杨）自已的权威”。这个罪名，当然是属于“莫须有”之列，当时就是连老百姓也都不相信。因为，人们起码的常识都知道，凭他杨成武那始终头上还顶个“代”字的总参谋长之份量，哪里够得上“大树”自已的份儿！杨的上面离毛泽东的地位还差多少级台阶呀？！杨成武有这胆吗？！
这罪名的理由，显然是站不住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具体原因，让杨成武垮台了呢？
五、为何突然要整倒陈伯达？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文革中期召开。陈伯达在这次大会上，以中央文革组长的“功臣身份”，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并成为中共最高领导机构的五人常委之一。当时，由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组成的中央常委，被称为最革命最强大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而这个“司令部”将要领导中国人民若干年，以早日使中国进入共产主义。
然而，仅仅一年多时间，1970年8月，陈伯达就从这个最革命最强大的“司令部”中被开除出来，而且还被冠以一个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一落万丈堕入到那可怕的秦城监狱。
导致陈伯达倒台的公开原因，是陈伯达于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搞了一份“马恩列斯毛论天才”的小册子，在会内到处宣传毛泽东是最伟大的天才，由此，鼓动到会的中央委员们拥护毛泽东出来做国家主席。结果，毛泽东不但不称赞陈伯达，反而怀疑陈想与林彪集团结盟，搞什么阴谋，因而，“龙颜大怒”，亲自动手又写了一张内容极夸张、语气则愤怒之极的大字报（也是文革中毛泽东写的第二张大字报），指责陈伯达有“炸平庐山之势”，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们”，不懂马列，是“政治骗子”。
结局是，庐山会议一结束，陈伯达便被关了起来，没有任何过渡形式。
毛泽东的疑心，固然是陈伯达倒台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作为一个在中共政治舞台的“大师级”人物，难道会就凭陈伯达那些充斥了书呆子气的活动，而对其施以如此沉重的打击？甚至连给其稍稍过渡一下（如撤职、降职等）的喘气机会都没有，便直接将他从“最高的司令部”而打进监狱？
从延安时起，陈伯达就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对于陈的书呆子气，毛泽东与其他中共领导人都早已熟知，为何对这次庐山会议上陈伯达的举动，毛泽东就这么大的火？而且至毛泽东在六年后的1976年去世，毛泽东都始终没有作过对陈伯达可以网开一面的批示。而在1974年后，毛泽东对罗瑞卿、杨成武都给予了宽恕，放出来，安排工作。
陈伯达到底还有些什么事，惹得毛泽东至死也不愿原谅他呢？
陈伯达在自已的回忆中，对此，他也莫名其妙得很。
文革时期江青和康生。（网络图片）
六、康生称病内情的玄机？
康生注定是一个要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谁让他从进入中共领导层后，就长期从事领导特科、情报、锄奸、安全、审干方面的工作！
康生在文革中的表现，已众所周知，勿庸多言。
但，自陈伯达在1970年8月倒台后，康生便不太在公开场合露面了。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他虽坐着轮椅出了一下面，并被选为中央副主席之一，但之后的批林批孔运动，已基本没有他指手划脚的痕迹了，直至1975年12月去世。
文革十年，康生在中途却似乎歇了下来。
现在资料都说，那是因他病重所致，无法再在政治舞台上演“党阀”主角了。
但，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江西省委书记之一的刘俊秀有一个多少多少“想不到”的讲话，被揭露出来，并遭批判。其诸多“想不到”之中就有一条：“想不到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老会从此甩手不干！”
九届二中全会，也就是令陈伯达倒台的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
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似乎揭示了另一个历史真相：康生在文革后期主动隐退，并非全是疾病所致，而有可能与陈伯达的倒台有关。当然，不是他康生本人受陈伯达问题牵连，因为，在中共“十一大”上他仍任要职。
也许，是他对毛泽东将他为数不多的“文革战友”陈伯达整下台这一做法很不满，“兔死狐悲”，因而称病告退，“甩手不干”了的。
但，这个观点目前尚无其他资料可佐证，而仅仅有刘俊秀的这条“想不到”。
不过，刘俊秀时任江西省委书记，他说的东西应该不会全是空穴来风。
另外，毛泽东与康生的关系，显然比与陈伯达的关系要深一些。
自在延安时，康生在毛泽东与王明的较量中，就敏锐地不再支持王，而坚决转到毛的这一边起，康生就成了毛泽东的一员能干与甚至可以推心置腹谈私下话的特别助手（当年，江青就是由康生出力撮合给毛的，并且在其他政治局同志不赞成此桩婚事时，康生则极力支持了毛），而康生的工作性质，更使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康生比毛泽东还小五岁，但毛泽东在文革时的公开场合下，有时都称之为“康老”。可见二人关系的特殊。
陈伯达那个书呆子做做事可以，但他一直就不可能与毛泽东建立像康生有的那种亲密关系，所以，毛泽东在批陈的庐山会议的大字报中气愤地说：“我与他（指陈伯达）共事几十年，从来就没有很好地配合过！”
因而，陈伯达触犯了毛泽东，毛当然就会极为不满，但康生若在毛面前耍一点小脾气，毛泽东则可能会以大度之态处置对待。康生在毛泽东面前似乎有这个本钱。
七、林彪事件的谜团
林彪问题是文革中最令人震惊、至今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最大事件。
这些令老百姓们疑惑不解的问题，大致有：（１）像林彪那样一个已身患重病怪病而大部分时间只能坐在黑房间里的人，一个连文件都不想看，而只能勉强让秘书先读给他听听而已的人，一个甚至要在颠簸不停的汽车里才能睡着觉的人，一个在天安门城楼“五･一”晚会上连稍坐久点时间都不舒服而要离开的人，一个因病而几乎对生活都没有多少兴致了的人，会不会还能对高层权力有着疯子一样的欲望？
（２）林彪篡党夺权、搞反革命政变的罪行证据，如果，排开那些只有工作职责联系上的关系、矛盾，而不是用现在的观点来推断的事，还有些什么可以更有力可以说服人的证据呢？
在有关林彪罪证的材料中，除了那些描摹古人话语如“克已复礼”之类的条幅外，还有两样东西被列为重要证据：一张林彪亲笔写的手令，内容是“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
还有一张则是从黄永胜处缴获的纸条，内容是“林副主席一号命令”几个字。
“宇驰”即周宇驰，时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立果”则是林彪的儿子，时年27岁，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
至于这孤零一张“盼照宇驰、立果同志意见办。”的字条，究竟要办的是什么事？是不是就肯定就如罪证材料中所说的“搞政变”的命令？
而那“林副主席一号命令”的纸条，可以理解为黄永胜准备执行林彪的“一号命令”。但是，我们现在已知道，那所谓“一号命令”，也就是准备与苏联打仗，而要将中央一些老同志（包括正在“审查”的一些老同志），如陈云、朱德、李富春等人，与有“问题”的刘少奇、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安排离开北京到外地去的那回事情，并不是林彪搞政变的命令。
（３）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与他那帮少壮军人、所谓的“联合舰队”们，搞的那份《571工程纪要》，确是对毛泽东本人与文革等很多中国现实问题，进行了抨击，确也具有1924年间日本青年军人推翻文官政府而搞军国主义政变的那股味道，他们也确将日本海军的“江田岛”精神奉为楷模。
但，他们在《571工程纪要》中所表明的很多观点，实际与下层当时很多思想激进的青年人想法一个样，只是在改变社会的具体做法设想上有区别。
但，林立果等人的行为，与他父亲林彪及其集团有没有直接联系呢？
现在，似乎还没有看到这方面的全貌材料。
至于《571工程纪要》这一文件，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行动纲领与指令，而基本都只是一些政治抨击与观点的集合。林彪垮台后所下发的其罪证材料中，说《571工程纪要》中的“571”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这恐怕有点牵强。
（４）“九･一三”那天，林彪究竟是如何登上三叉戟飞机的？他究竟是不是想叛逃？这飞机究竟原先是打算飞哪儿？
只有事情的动机才能说明事情的性质。
据林彪的女儿林立衡（豆豆）说，是他哥哥，在其母亲叶群的协助下，将林彪强行弄上飞机的。而林彪飞走后，其手下的几员大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却毫无所知，还协助周恩来采取空中管制措施等。这像是一个在搞政变的样子吗？
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些什么资料，可以帮人们清晰地解开这些谜团。
八、王洪文是怎样当上中央副主席？
在1973年的中共“十一大”上，时年39岁的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竟然当上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成为了中共第三号领导人，并即刻主持中央全面工作。对此，相信包括当时全国造反派的成员在内的所有人，以及国内外所有的中共政治问题的专家们，都一定个个瞠目结舌，大出意外。惊奇万分。
王洪文究竟是以什么条件，成为了毛泽东再一次选定的中共领导的接班人？或者说，毛泽东是以一些什么标准，选了王洪文来做他百年之后的继承者的？
是想选一个造反派头头，以便保证以后能将文革开辟的这个新政治格局延续下去？
但，为什么全国除上海以外，却又没让其他省（区）的造反派头头们也照此体制格局，也一一安排做省（区）委书记、副书记？相反，当时，很多造反派头头不仅没有进入掌权者行列，而且还被关在监狱里，或戴着“反革命”“516分子”等罪名，尚在另册。既只选了一个王洪文做接班人，而并未让全国的造反派头头都一一在各省各地接班，以形成一个造反派掌权的体制，这就说明，“造反派头头”并不是毛泽东的选拔标准。
是想选取一个有魄力能担大梁的人，以保证毛泽东百年之后，中共领导能顺利交接班，而不会处于一个“血雨腥风”的环境中，且能将毛泽东开创的事业继续进行下去？
王洪文在上海造反时，为保持已由造反派一统的安定局面，他率领“工总司”在总体文质彬彬氛围的上海，就敢以武力断然镇压反对派“上柴联司”。那一幕，当时毛泽东不仅通过电视直播全部目睹了，而且，对王洪文在此事中的果敢决然性格，给予了很高评价。
但，这只是王洪文能入选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还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像有王洪文这种能力的造反派头头，全国能找出不少。
关于毛泽东如何选定王洪文的详情，至今未能看到全面资料，而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只言片语散落在各种书报上。
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后，其短处显现很多，因此，1975年，毛泽东便让他退了一下，而让邓小平出面主持中央工作。但，对王洪文仍寄厚望，找他深谈，要他多读书，不要与江青等到人混得太密，要注意与中央其他领导人处理好关系，告诉他已是中央的领导人了，而不仅仅是上海的书记，不要搞“上海帮”“四人帮”等等。
中共专政的历史也已提供机会让王洪文自已证明，他显然不具有做统帅当领袖的才干。
如果王洪文真有几刷子有几手的话，中共专政的历史则将是另外的一些画面了。
蒋经国、金正日都能顺利接班，而王洪文却反成了阶下囚。
九、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
毛泽东有没有一个临终遗嘱？按当时那种情况看，列宁、斯大林、胡志明去世都有遗嘱，毛远新又天天守在他身边，毛泽东无疑也会有一个包括指定接班人在内的临终遗嘱的。只是，至今，中国的老百姓们一直没能看到那份东西。西方港台的媒体上虽然经常抖出一些毛泽东“临终遗嘱”之类的文章，但，其可靠性其文风都令人不敢相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上台当主席后，官方公布了一个“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说是毛泽东指定华国锋接班的“临终嘱讬”，给人一种似乎是毛泽东临终遗嘱的意思。但，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你办事，我放心”那纸条，从逻辑上讲，不会是毛泽东的临终遗嘱。
但，不知为何，官方至今也没有公布一份正式的毛泽东的临终遗嘱，以正视听。
毛泽东在其临终遗嘱中，有可能会指定谁做他的接班人呢？应该是王洪文。
这个判断也没有直接证据，而只一点间接的信息。
在“四人帮”垮台后，中央发下来的批判材料中，有毛泽东早就批评“四人帮”的一些话语。其中，有一段批江青的话：“江青有野心”“她想要王洪文去做（人大）委员长，而自已当党的主席。”
毛泽东的这段话，可不可以理解为：王洪文本是安排当党的主席，江青却想自已坐上去，而要王洪文去改做人大的委员长。
当然，这只是从逻辑上的推断，至于毛泽东究竟指定谁当他的接班人，还待真正的毛泽东临终遗嘱公布之日，才可下结论。
十、倪志福为何能成为当代中国政坛上的不倒翁？
倪志福在中共政坛这三十多年的历史中，虽不说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但他却默默地创造了一项记录：自在文革中崛起三十多年来，历经毛泽东、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时代，直至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倪志福竟然就一直稳居政坛高位，安然无恙，始终是一个政治上的不倒翁。
这在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中，是绝无仅有的。
从文革中召开的中共“九大”起，又经历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共七届中央，他一直担任了中央委员；其中，十届时是政治局侯补委员，十一届、十二届则是政治局委员。文革也罢，“两个凡是”时也罢，改革开放也罢，老倪他却始终没有入过另册，而总是每个时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倪志福原是北京永定机械厂的一个工人，发明了当时著名的“倪志福钻头”，因而成了“全国先进生产者”，劳动模范，文革前在本厂技校大专毕业，晋升为工人工程师。文革开始时，倪志福仅33岁，不可避免会卷入到造反的工人运动中。
尚不清楚老倪在首都当时是搞的什么群众组织。只是我们知道，另一个著名全国劳动模范、掏粪工人时传祥，曾是做了保守组织（首都革命工人捍卫团）的头儿，加之时传祥曾与刘少奇握手的照片太惹人注目，结果竟被整死了。
倪志福却在北京市革委会成立后，以工人代表的身份登上了政坛，也从此告别了他的工人生涯。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上，他更与王洪文、陈永贵一道，进入了政治局，当上了政治局侯补委员，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1976年4月发生的第一次天安门广场事件时，倪志福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总工会主任。当时镇压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的“四･五”事件中，首都工人民兵充当了打手。四人帮垮台后，工人民兵总指挥马小六等被整肃，北京市公安局长被审查。但，这些却竟然与倪志福无关。
四人帮的垮台，不仅没有给倪志福带来厄运，相反，他还在华国锋执政的中共“十一大”上，晋升为政治局委员。
1980年华国锋下台后，汪东兴、吴德、陈锡联、纪登奎那四位同样也是在文革中崛起的政治局委员或副主席，也一道以主动辞职的方式下了台。但，倪志福却又留下了。并且，在胡耀帮主政的十二届中央里，仍保有了政治局委员这一要职。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倪志福虽不再在政治局有职务，但却以老同志身份做了两届、十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现在，仍在发挥党和国家领导的老同志的余热，不时出席一些中央级大会。
邓小平复出后，对那些在文革中做过造反派，或是“坐直升飞机”提拔上来的领导干部，历来极为反感，甚至深恶痛绝。所以，文革中提拔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侯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姚连蔚、孙健等人，便被先后一一撤职处分，打回原地。
但，奇怪的是，邓小平却没有抹去倪志福，还留用他继续当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十三届政治局里虽没有了老倪的位置，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却留给了他一席，并且任了两届。
如果说毛泽东要起用倪志福，是因文革原因；而华国锋也重用了倪志福，是“凡是”派的需要；那么，坚决否定文革的邓小平，又是什么原因对在文革中崛起的倪志福也能另眼相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