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认识中共对香港和西方的渗透(组图)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视频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防止中共对西方社会的渗透已经成为当下各国都开始认真注意的问题。香港过去25年来，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个案，说明这种渗透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本来自由的社会变成一个专制的社会。我们作为香港沉沦过程的目击者，有责任把这个过程记载下来并让它广为人知，以警惕世人不要重蹈香港的覆辙。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一，什么是“白蚁精神”？

中共在夺权全国政权之后不久，就忙不迭地计划要“取得全世界”。1966年，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组团到北京，提出提前“解放香港”的要求。为使这些地下党安心在香港长期工作，周恩来总理派他的助手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接见这个团，向他们解释中共不急于解放香港的原因。根据中共一份“绝密”级别的文件《國務院外事辦港澳組副組長吳荻舟對港澳工人談話(1966)记录》，吴荻舟说：“英国人想长期在香港……他们在香港有油水，我们在香港也有利益，所以在维持现状这点上有一致的语言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从香港多拿几个钱，一年拿几十万。我们呢，要拿整个世界”。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视频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如何透过香港拿到整个世界呢？吴荻舟就要求在香港的地下党要学习“白蚁精神”。所谓“白蚁精神”是周恩来的发明。根据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第1集(2014年8月11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对外错综复杂，对内百废待兴，但香港问题一直没有离开过领导人的棋盘。周恩来便提出了「白蚂蚁政策」。资深中共党员（背影录音）：「白蚂蚁政策就是后来不知哪一年周总理去西双版纳参观，视察工作，那个植物研究所的人，带他去看一棵大树，推一推之后倒了，周总理觉得很奇怪，原来他说这棵树被白蚂蚁蛀通了，但它实际上仍像平时一样，即是说共产党要渗透到房子是完好的，在香港也要做白蚂蚁」。后来周恩来就把这个政策称为“白蚁政策”，要中共地下党学习“白蚁精神”。

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前途解密30后》视频截图（图片来源：网络）

根据吴荻舟上述绝密文件，他向地下党员提出要学习“白蚁精神”。他要求地下党：“要像白蚁一样做工作，一声不响，把整个屋子咬烂。要学习白蚁的精神。做到了这样，便是功夫下到了底。要如此，就要活学活用毛主席的思想。学做白蚁的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央同志说的。…你们的生活不要特殊，一定要联系群众，生活上朴素。生活困难一些，为了世界革命，准备挨他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二，“白蚁”有什么优势？

中共提出用“白蚁精神”来“拿整个世界”，那么“白蚁政策”有什么优势呢？笔者个人的理解，周恩来以“白蚁”来形容中共渗透全世界的政策，是因为“白蚁”运作，有以下几个特点：

1. 隐蔽性：白蚁的工作方式比较隐蔽，人们难以从表面看出屋子是否已经被蛀蚀。

2. 数量多：蚂蚁的特点是多，粤俚“蚁多唠死象”，即使庞然大物也最终会败于数量庞大的对手

3. 时间长：蚂蚁不能一天之内摧毁敌人，所以地下党也要立足于长期打算。

4. 无声息：蚂蚁是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工作，故不容易被人察觉。

5. 侵蚀性：蚂蚁是一点点的蛀蚀它所寄居的建筑物，直至把它摧毁，它不会使寄居物轰然下塌（因而会引起人注意），却会使它弱不禁风（表面上丝毫无损，必要时可以轻便地摧毁它）。

周恩来是中共特工工作的始祖，在中共尚未夺取全国政权前，他已经发明了“布闲棋、放冷子”的渗透策略。“白蚁政策”，正是他的“闲棋冷子”渗透政策的另一个模式。所以，了解“布闲棋、放冷子”的策略，就有助于人们对白蚂蚁政策的认识。

根据熊向晖（一个周恩来亲自联系的地下党）的回忆：董必武对他说“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你就是恩来筹划的闲棋冷子。如果一直闲着冷着，于大局全局无损；如果不闲不冷，于大局全局有利。这是一项特殊任务，具体要求须根据情况发展再定……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我们将查明胡宗南今后的住地，设法找你联系，这需要一段时间，不论多长，你都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在取得联系前，你绝不要离开胡宗南部队，而应围绕这一特殊任务，独立决定问题。同你取得联系后，也许不需要你或你不可能发挥特殊作用，你都不要着急，要甘于做闲棋冷子。

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以此推动胡宗南继续抗日，有所进步，但要做得自然，不要急于求成。如果胡宗南反共，你在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萝卜，白皮红心。即使受到进步朋友的误解咒骂，也不要认为丢脸，急于表白，要忍耐，有韧性。

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国民党情况复杂，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不论何时何地，处事绝不可骄，骄就会麻痹大意出问题，必须谨慎。谨慎不是畏缩。革命者应有勇气，又不可鲁莽。这就要发扬你肯用脑子、比较细心的长处，敢于和善于随机应变……1941年夏，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而周恩来正是我党情报工作的开拓者和奠基者。（见熊向晖：《周恩来的魅力》，载《周恩来的宰相生涯》中国当代秘史系列之2，香港文汇出版社1992年，页35）。

从熊向晖这段表白可以看出，周恩来在1949年前以 “闲棋冷子” 成功地夺取全国政权，在1949年之后，就已经部署“白蚁政策”来“拿整个世界” ，则中共的野心和阴谋一也。

三，“白蚁”从何而来？

“白蚁政策”要成功的话，则这些“白蚁”在数量上一定要足够地多才能奏效。中共有那么多“白蚁”足以去渗透、蛀蚀别人吗？有。不要忘记，中共有“打人民战争”的传统，连真枪实弹的热战场都可以发动群众参与，更何况没有直接生命危险的情报战冷战场。所以，据笔者所了解，中共的情报工作有所谓“专群结合”的传统，“专”是指专业的、受过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

情报工作实行“专群结合”的原则，笔者在《香港文汇报》工作期间就有听闻。我入职时（1974年），《文汇报》的总编辑廖蔼文是广东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负责收集有关香港的情报，为了工作方便调来香港，挂上《文汇报》总编辑的职务。为了掩护真正身份，他也落手落脚处理编务，并负责“看大样”（报纸付印前的所谓“蓝样”）。廖总告诉我，我们（指中共）的情报工作是走“专群结合”的路线，“专”是指受过专业训练的情报人员，“群”是指“群众性”的情报人员，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情报工作中的体现”。

“专群结合”的情报工作原则，就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大范围地铺开而不受经费和人力的限制，使中共的情报网可以具备“面广点多、深入社区、不存在死角”的特点和优势，动员群众为中共收集情报，在情报工作上大打“人民战争”，这是西方情报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更是西方反间谍工作无法杜绝的优势。

这种“专群结合”、大打“人民战争”的传统，最近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调。2023年8月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 ，提到反间谍工作

“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它强调：“在工作原则上，明确反间谍工作要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在法律义务上，明确“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人民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都有防范、制止间谍行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同时要求“国家安全机关在反间谍工作中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防范、制止间谍行为”。虽然这里提及的只是反间谍工作，但间谍工作显然也是走“专群结合”的原则和路线。这就说明，中共的对外渗透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赖非专业的“群众性”情报人员。

了解中共情报工作是“专群结合”后，就可以解答数量庞大的“白蚁”从何而来。据笔者接触所及，“白蚁”，也即是“群众性情报人员”的来源大概有以下几种：

——商人（大陆、香港、台湾、其他国家）

——各种原因出国人士

——大陆出国留学生

——中共派出的媒体工作者

——所在国的亲共媒体

——在目的国的上流社会

——在目的国的各式店主、店员

——在目的国各类文职人员

——在目的国各类社会活跃分子

——在目的国流氓地痞

这十类人是笔者实际接触到的人而根据其职业及身份特征罗列出来的，当然还有其他笔者无法接触到的就难以述说了。

他们所获得的情报大都是非机密性的，例如：

——一般政情、社情、民情、商情、

——重要机构、重要公司的人事动态

——知名社会人士的动态、家庭、社交及事业背景

——重大社会运动的脉络、沿革、领导人底细

——各个国家重要的科技发明及进展

这种“群众性情报人员”的好处是：人数多、网点广、隐蔽易（不易被察觉），较安全（出了事难以入罪）。

四，“白蚁”穴在哪里？

数量庞大的白蚁必须有它们的洞穴，那么这些白蚁的“蚁穴”在哪里呢？笔者尝试以香港的具体经验，分析这些“蚁穴”的所在。

隐蔽的地下党组织：

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对于仍然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就部署了“四条线”。根据当时广东省长叶剑英的部署，这“四条线”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线：公开的（也称“红线”），指打正旗号的左派组织如工会、学校、报纸、书店、电影制片、国货公司、银行、贸易公司、航运交通等；

第二线：半公开的（也称“灰线”），不打正亲共旗号，但实际是共产党组建的外围组织；

第三线：隐蔽的，分散在各行各业，政府部门，他们表面上没有任何政治色彩，相关人员是所谓“白皮红心”，其成员可以是党员或名义上的“非党员”；

第四线：极其隐蔽，藏在敌人核心部位，与组织靠单线联系，数量极少（即周恩来眼中的“闲棋冷子”）。

（根据卢荻：《叶剑英情系港澳》，广东叶剑英研究会，2017-6-23，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P11转引此文已经无法在互联网找到）。

笔者必须说明，此文发表时，只提及“四线”，并没有具体解释每条线的内容，笔者是根据实际接触所得，把四条线的具体内容注释如上。笔者并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所依据：1949年开始就在香港部署的“四条线”，到了1967年左派发动暴动时，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几乎把所有中共几条线的特工都暴露了，迫使周恩来要紧急叫停。

根据上文吴荻舟女儿吴辉整理出来的吴荻舟一份文件《香港1967补充资料之一》，1967年6月7日，吴荻舟传达了周恩来三点指示：

——這次鬥爭還要注意長期工作，不要把所有的力量都暴露出來，都使用上去，三線的力量不要暴露出來，不要使用。

——已經打進港英要害部門的力量，不要動，比如飛機場已安上的點子，或在港督身邊的點子，不要動。

——安在美國機構和船上的點子不要動……下略。（资料来源：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35 引用）

笔者分析，第一点提出的“三线力量不要暴露”，就是指分布在各行各业的“白皮红心”人士，而第二、三两点提出的，应该就是所谓“四线”人物，位处“敌人”的关键部门，更不能动。

根据当年中共通过建立“四条线”的情报结构来渗透香港的历史经验，则今天中共在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建立多层次的渗透机制就不出奇了。

如果按照“四条线”的思路，我们或许可以推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架构：

第一线：各亲共社团（由中共直接组建的、打正红旗的机构、媒体等）；

第二线：各“中美友好”组织，通过“美方”组织者身份来淡化亲共色彩（相当于香港的“灰线”组织）；

第三线：进入美国权力机构的美国“友共政客”（联邦及各州的参众议员），各亲共智库组织，各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华尔街、荷里活、硅谷、波音等“友共” 商人及商团；

第四线：打入美国极高层权力核心的、与中共单线接触的人士。在这方面请注意中共一位教授的得意忘形的“自白”：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翟东升在2020年11月28日的一场公开演讲中讲述，中国当局在过去几十年中利用“美国权势核心圈内的老朋友”来影响美国政治和对华政策。翟东升这番话就证明了中共在美国部署了足以影响极高权力架构的“第四条线”。

上述四条线，都有可能成为白蚁藏身的蚁穴，但毕竟能够有独立能力做外国人工作的仍然是少数，大量的白蚁是藏身在公开的社团的。根据香港的经验，社团工作是中共渗透香港社会的利器，也是能够最大量让白蚁得到藏身掩护并发挥其蛀蚀所在地的蚁穴。

一，数量庞大

根据香港政府的统计，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香港在“社团注册署”登记的社团数目是8,695多家。到了2017年，这个数字飙升至52,386多个，增幅约6倍。这个对比说明，港英统治香港150多年积存下来的社团不到9,000个，但“回归”后在港共统治下的短短20年里这个数字就急升好几倍。这批数目庞大的社团绝大多数是亲共的组织，它们成为中共培植的香港基层力量。

何以见得新兴起的社团都是具有中共背景的呢？这可从1997年前后香港社团的发展速度可以看出。香港社团的真正发展是在1945年战后开始的。从1945-1995 这50年间，形成社团8,695个，平均每年174个，也就是说，这是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但1997-2017这20年间，平均每年增长2200个，远远超过1997年前本土成长的自然趋势，则显然新的增长是有来自中共的“助力”。

二，种类繁多

这批社团，种类繁多，笔者尝试以“六同”来归纳它们：同乡、同姓、同学、同业、同好，同区，无法以“同”分类的，就以“其他”归纳，见下表：

三，中共对社团工作的最高要求

中共要求把社团打造成为一支“呼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体制外的“政治—暴力”混合体呢？

作为中共的“外围”斗争力量，他们的斗争方式是多样化的：

在平常状态时，他们以“蛇斋饼棕”的形式，与反对派“争夺群众”；

在表决政策时，他们会根据中共对某一政策的态度，采取支持或否决政府的政策；

在地区选举时，他们会动员力量支持中共属意的候选人；

在政治动荡时，他们旗帜鲜明地支援中共的观点和立场；

在斗争激烈时，他们会替中共出手以暴力威吓或直接殴打反对派

香港的这些经验，在美国也是似曾相识。社团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战斗意识强这三个特点，美国的华人圈子都能够感受得到。白蚁在这些社团里栖身，既得到掩护，也能够发挥腐蚀主流社会的作用。

说到白蚁渗透术，不能不提中共的地下党组织。1949年中共在香港部署了两个互不隶属的党组织，一个是半公开的“中共香港工委”（披着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外衣），另一个是保密的“中共香港城市工作委员会”（完全保密）。“工委”作为一个半公开的组织，统领中共在香港的各种机构兼负责中共在香港的“外事活动”（主要是与港英政府以及各国驻香港领事的关系），而“城工委”的秘密工作是在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准备（虽然早在1949年时中共已经决定暂不收回香港，但为了应付万一，它还是在默默地做好随时接管香港的可能性）。由于后者的保密，外界一般都只知道有“工委”，几乎没有人知道有“城工委”的存在。笔者也是在解读吴荻舟的笔记时才知道有后者（见拙作：《香港六七暴动始末》页300 首次提“工、城两委”，详细分析见该书第四章《六七暴动的指挥和组织机制》，页65-94）。

根据民主党领袖李柱铭的回忆，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屠城事件后，李柱铭担心港英会提前撤离，前新华社社长许家屯曾经告诉他，中共可以随时接管香港。他说：“有一次，我们一起吃午饭，他告诉我不要太担心。北京已经把大约五万人输送到了香港，在各行各业工作——行政部门、职业领域。如果英国在交接之前撤走，他说，这些人就会顶上”。从这点可以证实，“城工委”的存在应该是持续到1997年为止。至于1997年回归之后还是否存在则笔者无从了解。

那么中共在美国有没有建立它的地下组织呢？笔者敢肯定地说有，只是不知道底蕴。事实上中共已被曝光在美国的校园里建立“党组织”。那么全美国单是在校园里会有多少这样的“党组织”呢？我们不妨组略计算一下。

按照中共党员总数量（接近一亿）与全国人口（14亿）相比，党员占全国人口7%。中共在美国有30万留学生，假设留学生中党员比例同党员/全国人口比例一样（7%），则30万留学生中应该有2. 1万个中共党员。按照中共党章规定，每3个党员可以成立一个党小组，则理论上2. 1万个党员可以生成7000个党小组。假设比较正常的党小组规模是10人左右， 则这2.1万个党员可以形成2000个党小组。

这仅仅是我们可以合理估算出来的中共在美国的党组织数目，而且仅仅局限于美国大学校园，还有很多领域我们无法估算的，例如各类在美国营运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他们都会组建自己的党组织而这些组织，这些组织都构成白蚁的蚁穴。

所以，要防止中共对美国或其他西方社会的渗透，就要慎防无处不在的白蚁。

来源: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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