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江泽民、习近平。（图片来源：合成图 Getty Images）
邓小平生前有没有遗嘱或称“政治遗嘱”？多年来国内政界揣测不一。公开场合，邓小平在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正式宣布退下后，曾三次表态：“走了，不要搞什么政治遗嘱！”，“不需要有什么遗嘱。人走过的路就是留给后代取舍的。”，“政治遗嘱处理不好，会坏事”。
然而，2003中共十六大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关口，香港某出版社突然推出了一本书，叫做《遗嘱》，是由作家沙士写作的。其中谈到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经过半年考察、思考和反复征求其他人的看法，最后留下了未曾公开的神秘的“遗嘱”。
1992年，因踩着“六四”学生鲜血爬上台的江泽民，推行极左路线，鼓吹“反和平演变”，不仅不“改革”，还批判“改革”。当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开始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外称“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在南巡时发表长篇讲话，并向江泽民发出最后通牒：“谁不改革谁下台。”邓小平还拟让乔石代替江泽民出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吓得魂飞魄散，赶紧向邓小平认错服软。
《遗嘱》一书透露：南巡后，邓小平于1992年年6月在北京景山后街家中小院，召来胡锦涛、曾庆红及王瑞林，对他们说：“趁我还清醒的时候给你们交代些事情”。邓说：“年初我去了一趟南方，后来让郑必坚执笔弄出个南方讲话要点。很多人讲，这是邓老爷子的临终遗嘱或者说是最后的政治交代。这话不全面，我今后是不会再说什么太多话了。但真正核心的政治遗嘱是不能弄得这样满城风雨的。今天，我倒想小范围地真正讲一下我的政治遗嘱或者说真正的政治交代。”
《遗嘱》一书中提到，邓小平称，他对中共政体现状并不满意，其是这个政体的创建者之一，这十几年也算这个政体的责任者，也是这个政体的受害者。此话从何讲起？邓小平说，每当看到朴方（邓小平长子）残废的身体，他认为这个政体最缺的是民主和法制。
邓小平称，他负责的这些年，有个问题目前并没有解决，十年以后别人当政也未必有解。什么问题？老迈的邓竟然解释道：这个问题，其实“解”还是存在的，这就是向美国的宪政学习，美国成为超一流强国靠的就是这个东西。
邓小平提到台湾：“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遗嘱》中，邓小平还谈到台湾问题。他说，香港问题解决之后，中国最大的统一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在一是现在政体上差距太大。解决这个问题我是看不到了，你们那一代人也未必能解决。但我想有三点你们要把握好。
邓小平提出三点：一是不到万不得已绝不动武，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二是大陆的经济要奋起直追，你一直穷下去就永无希望。三是在政体上大概“一国两制”还不够，一种可能的方式是联邦制宪政之路。中国经济上强大了，政治上又有民主和法制的共和体，台湾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
此外，邓小平还谈到发展问题、中美关系、六四问题及制度问题。
《遗嘱》一书的可信度众说纷纭。不过，在中共公开资料中，邓小平说过：“打好民主和法制的基础，还要三代人时间”
1991年6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对政治局成员说：“一场政治风暴后，是不是要等一等，甚至要退一退呢？共产党讲民主、讲法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早在建国初，董必武、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就敦促推翻旧制度后，务必建立新的制度，在宪法上体现。一段政治折腾岁月的因素，是多种的。铲除三座大山不完全，还有大半座山（指封建主义）自己压着自己，要铲除。打好民主和法制的基础，还要三代人时间。国内、国际环境好些，可以快些。”
邓小平预言：中共走邪路
邓小平真的那么在意民主和法治吗？邓小平曾有一段预言，1985年3月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是走了邪路了”。
邓小平着重提出要注意社会矛盾引发的各种危机，实际上，这正说明，邓心里也承认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理论”后患无穷，包括社会上贫富悬殊、特权阶层出现、工农抗争活动加剧等等。邓小平虽然表面上也提到制度和“民主基础”问题，但只强调在共产党执政框框内寻求解决，半步也没有离开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他打击赵紫阳把赵赶下台，就是用的“四项基本原则”这个大棒子。
1993年新年，邓在上海西郊宾馆对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说：“社会公平问题要引起注意。不少游行、示威、集会，和社会不公有关。凡是社会出现两极化，形成特权阶层，政治不会稳定，社会不会安定，就会发生职工上街闹革命、农民抗税闹革命。”
以上虽然不是遗嘱，但是邓的预言的确实现了。事实证明，当年邓小平死死坚守的“改革”到底是什么？再加上邓之后江泽民的贪腐治国，邓所谓的改革开放只是造就了中共几大家族的亿兆亿万财富而已。当今中国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如此富可敌国的权贵资产阶级的存在，说明中共多年来吹嘘的所谓经济成就根本就是为特权阶级独享的。
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贫富两极分化已经到了危险的引爆点。
中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1995年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达到0.73，富裕的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贫穷的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有1%左右。相当大的一部分人民不聊生，而权贵们则富可敌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