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突袭娱乐场所吸毒（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7月25日讯】日前，广东一个基层党官因贩毒被处死后，中共党官“吸毒、藏毒、贩毒、制毒”现象再次引起人们关注。这些官员，有集体吸的，有党书记和政法高官藏毒的，有公安保护毒贩分红的，有利用办公楼制毒的……
官员因毒而倒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法院日前发布《布告》，广东东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虎门分局科员黄某杰因“贩卖、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并于7月12日执行。据7月22日的陆媒报道，黄某杰被控伙同他人第一次贩卖冰毒1100余克；第二次贩卖冰毒2500克；黄某杰被抓时，身上还携带冰毒500余克；经过同伙指认，还有2000余克的冰毒。
此事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共各类党官，包括党书记、政法人员吸毒、藏毒、贩毒、制毒的关注。
据中共官方公开的案例，同样因“毒”而被执行死刑的党官是时任广东省某市政府某分局局长的舒某龙。不过，他是出资20万元，组织同伙蔡某、陈某河在该局办公大楼内制造冰毒，最终三人全被处死。
2021年12月15日，中共黑龙江鸡西市检察院前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赵国军被双开。他的同事鸡西市检察院前副检察长刘立，也被双开。官方对他们的指控中，就有“长期吸食毒品”、“非法持有毒品”等罪名。
2020年5月2日，中国湖南祁东县曝光官员聚众吸毒丑闻。当地文化馆排名第五的副馆长、曾被称为“最美湘女”的施湘君，和当地公安局前局长的女儿曹亚丽等官员9人，豪饮美酒，吸K粉狂“嗨”到后半夜，施湘君突然全身抽搐，送院不治。
人们发现，这不是个例。早在2017年年初，祁东县就曾通报了12起党政干部涉毒案件。另据统计，单是2016年，湖南省就通报近百名党官涉毒。
据祁东县媒体人提供的未公开的几份判决书和公安处罚文件显示，早在“最美湘女聚众吸毒死”丑闻发生前，当地国土局副局长、总经济师官小杰因为组织聚众吸毒，遭到公安部门行政拘留。官小杰为了保住乌纱帽，试图状告公安局。但法院判决书显示，支持公安对其作出的处罚决定。
实际上，湖南官员涉毒案件近年来呈现井喷模式。官小杰出事前，湖南临湘市副市长龚卫国，就是被公众广为熟悉的“吸毒”官员之一。因毒吸而需钱买，因需钱而贪而受贿。后来，龚卫国因毒而曝露受贿罪行，获刑7年。
禁毒公安靠毒发财
近年来，中国当局高密度的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可以说是“官不聊生”。很多官员入党动机本来就是为了权利，结果在醉生梦死中染上毒祸。就如贪官去反贪一样，很多公安、辑毒人员也涉毒，反毒就成了笑话。
关于公安保护毒贩这样的新闻我们也听得已经很多。陆媒曾报道，广西靖西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原大队长黄毅，在一次次权钱交易中堕落，他包养俩情妇，有吸毒人员请求他关照时，他放话：“想吸毒不被公安抓的话，每个月5号前交给我2万元‘保护费’，还可以在靖西贩卖一些零包的毒品。”他在一年内先后6次收受其中一吸毒人员所送的“保护费”共计11.5万元。从此，他靠抓毒放人收好处费，或帮人减罚收人情费大发横财。
“很多毒品如果不是公安开绿灯，根本运不到官员手中。”“早年间流行‘溜冰’，就是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和吸管作为工具，将冰毒溶解，进行吸食。现在，发展到了直接玩K粉和甲基苯丙胺成分的高纯度毒品。”知情人如是说。
知情人还透露，这些操作往往是，底子不干净的企业家买单，官员们负责享受。查处的力度也会因官而减轻，最后“内部通报”不了了之。比如，湖南省衡阳市纪委监察委主办的“衡阳反腐网”刊发了一则消息：该市衡东县自然资源局、融媒体中心、吴集镇，又有包括党员罗伟、赵帅在内的四人因吸毒、贩毒被通报。而很快的，这些消息被迅速下架。如此，官场吸毒只会越演越烈，一路“毒”到底。
“毒”党，官员不“毒”才怪
中共官媒《半月谈》曾经报导，湖南衡阳县查处了61名涉毒官员，包括县政府办、交通局、农业局、国土局、住建局、建工局、水利局等单位的党政官员和公职人员。
其中，仅县交通局查出的涉毒官员就达8人，包括该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华某某，副局长赵某某，驻车站运输管理办公室主任凌某等。
另外，安徽省宿松县也曾发生多名官员聚众吸毒被抓获的事件。宿松县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刚、县招商局副局长李同保、县住建局一位官员等都因吸毒被拘留或处分。
中共官场为什么吸毒泛滥。其实，并不奇怪。无神论中共独裁的官僚体制下，官员来自上面任命，一朝入官，难以为利欲诱惑，精神空虚，追求刺激享受，钱、权、色、吸、贪、贿恶性循环，一入泥潭再也难以自拔。
关键是，中共本身就是在种毒、供毒、贩毒、售毒中壮大的。早在延安时，中共就靠种鸦片，把“白粉“运到国统区换银元，再换枪炮打国民党。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任弼时就曾任鸦片专员。他死后中共称他“具有崇高的品德，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另一个党性模范是张思德，民间说他是烤鸦片而死。中共称他死得“重于泰山”。
难怪网友说，这样的“毒”党，党官不“毒”才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