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28日，中国民主党创办人之一朱虞夫抵达洛杉矶，洛杉矶民运人士和他的家人到机场欢迎。（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4年8月17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肖恩采访报导）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于7月28日被营救到美国，他曾三次入狱坐牢共16年，因饱受虐待罹患胃癌，当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机会最终到美国与久别的亲人团聚。日前，《看中国》独家专访了朱虞夫，来听一听这位民运老前辈回忆自己参与三次民主运动的经历，以及他牢狱生活中最惨烈和最难忘的场景。
71岁的朱虞夫生于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开始探寻民主道路。1978年底，参与发起杭州民主墙，写作张贴了许多宣扬民主人权的文章。1979年组建并被选为当时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负责人，参与领导。
1989年六四事件，他声援北京学运再次被传唤、抄家，母亲、岳家、妹夫、妻舅受株连被抄家。被关押27天后，撤职并下放。
1998年6月，积极投入中国民主党筹备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筹委会，6月30日上街散发《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立公开宣言》被警方关押48小时。“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开宣言》、电脑、打印机；关押10天，监视居住50天。11月8日选为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当局逮捕，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狱，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记者：朱先生，7月28日您从日本被营救到美国，第一次踏上美国自由的土地，您有什么感受？您和女儿、妹妹很久都没有见面了，跟久别多年的亲人重逢什么感受？
朱虞夫：美国真的是块非常自由的土地，没有到过美国的人会说三道四、夜郎自大，来看一看就感觉有种力量感存在那里，一种非常正气的、非常安全的、非常自由自在的一种气氛。特别是我们从被奴役的状态中出来了以后，走上这块土地的感觉真的是没办法用眼语言来表达这个心情，整个的感觉就是另一种人生从这里开始，我是来晚了。
那天我晕乎乎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过海关又耽搁了三四个小时,出来以后看到那么多的朋友在门口等着我,我心里是知道女儿在我身边,我知道她是我女儿。可是我当时是处在一个非常激动的情况之下，而且很内疚，还感觉很对不起人，这么多人为了我耽误了那么多时间。
记者：您一生中参与了三次重要的民主运动，第一次是1978年，您参与发起杭州民主墙是什么缘起？当时有什么诉求？
朱虞夫：我是从《美国之音》上得到消息，当时的报纸是非常开放的，团中央一个演讲团由韩英带队南下演讲，很多报纸长篇报导这个介绍自由民主、伏尔泰卢梭启蒙运动等这些思想家的东西。后来演讲团沿着京广线从北京南下到广州，就是从天津、济南一站一站下来，我们每天晚上7点听《美国之音》跟踪那个报导，后来到上海人民广场了，那么下一站就是杭州了，我们准备要响应了。
我们也写了大字报，准备他们来的时候，把大字报贴一下，那天晚上7点听说他们到人民广场被有关部门拦阻回北京了，不来杭州了。我们非常失望，我们交流后照样去贴（大字报），天黑了大家骑车过去，选在杭州市政府的对面、解放路百货商店旁边储蓄所，有个20多米长的墙壁，墙也不高，我们戴着大口罩，一刷一贴，贴完了以后就直接往北面走了。就这样，杭州民主墙建立起来了。
第二天大家都围在那里看，我们又钻到人群里面去听他们怎么说，怎么反应，看他们需要听什么，有什么看法。就这样贴了几期。
那时我们住在陈维健家里，陈维健是《北京之春》主编，他妈妈是杭州市第五中学的老师，资格非常老，是我老师的老师。杭州市第五中学前身就是浙江省的五台衙门，安排外地来客居住的地方，现在说招待所，我后来考证秋瑾到杭州来办事就住在五台衙门。旧城改造时没有了。陈维健非常有独立思考精神，当时在他旁边围着很多人，在他家里有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很古老的收音机，大家也敢听了，要是早期就是收听敌台，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可是那个时候，北京民主之风已经一阵阵的刮起来，这个风气已经开了，我们每天就在那听。基本上那些人很有涵养很有学识，可是他胆子比较小，跟其他人比也算大了，至少他敢出来准备响应。可是他写文章的时候，每一个字做推敲，推敲我这个东西出去是不会有什么事，哪怕找麻烦也不会吃官司，比较安全。
每个单位都要弄个大批判专栏，抓革命出生产嘛，在岳庙的围墙外面，每一个单位分到一块，大概有20米长3米高，我在这里面组织文章画报头，全是我一个人在搞。我一个人住在山上，每个星期抄好了去贴。后来我感觉这文字太软绵绵了，我就自说自话，一面写一面改，就写我想说的话。下面看的人非常兴奋，大家的热情就被点燃。很多人拿着笔在上面写要跟我们认识，当时我私下里也以自己的笔名写小的大字报。
我和陈维健的笔名都是一个，就是“民鸣”，就是“老百姓的声音”的意思。
记者：您还记不记得当时写过什么内容的大字报？
朱虞夫：我当时很轰动的有一篇就是文革的政治小辞典。举个例子，我说“毛泽东思想-精神原子弹，原子弹能毁灭一切，却什么都建立不起来”。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妓女，谁来都欢迎，根本就是一个橡皮图章。”他们看的很解气，很轰动。
记者：当时搞这个民族墙这个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朱虞夫：我们的诉求就是要铲除产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铇出封建法西斯的根源。
可是邓小平也知道共产党和纳粹是一路货，所以他说要向前看，不要纠结历史的旧账。当时我们就感觉到这个背后是藏着阴谋的，就像毛泽东说的过七、八年再来一次，你可能过10来年，过20年你还会再来的。至少我个人对他是忧心忡忡，我觉得要抓紧这个窗口期，把我们要说的说出来，把老百姓的眼睛擦亮。我当时也很焦虑。
我们从78年11月就开始，每个星期一期，搞了两三期。那天非常轰动、人山人海，几个朋友奇怪怎么有这么多的人看，他们也在那里，越看越不对，原来他们讨论过的那个稿件完全被我篡改了，被我弄得好像要玩火自焚，要闯祸的。他们一商量，说我胆子太大了，你要修改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你要闯祸的，要害大家。
我说我们既然出来了，迟早要闯祸，你做的再温和，在共产党的眼里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说你不行，我当时也认错了，我没跟你们商量是我不对。那么我们再继续干，又退了一步。
文化大革命5月份就开始了，我们是要到6月底才毕业，我小学都没毕业。在文化大革命我没有参加红卫兵造反，我看到他们如何随意侵犯人格，那些被游街的老知识份子都是老一代的国宝级人物，我亲眼看到他们被批斗、被踏在脚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这是一种狂妄的、血淋淋的暴力。
政府应该是保护老百姓的，可是这个政府提倡的是阶级斗争，永远需要有一部分人不把他们当做人来对待。
现在中共更加变本加厉。整个中国的形势就像古罗马一样分为市民阶层和奴隶阶层。一切的利益属于市民阶层，现在整个底层都处在被奴役之中。这个社会就是这么不公正。
当时我感觉就是毛泽东让这些少不更事的中学生，这些心理不健全的人横行霸道，忠于他维护他的政权。
在共产党的宣传里从来不把纳粹是什么意思告诉老百姓。我比较喜欢看书，经过‘破四旧’，在中国大地上要找几本书看是非常困难的。我很喜欢交朋友，认识的人多，我就能够借到书，那个时候我才12岁。67年时他们也不读书了，就是造反，可是他们也在思考这个社会怎么样子。他们发现我这个人私下聊天胆子很大，而且视角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我一个邻居是印书馆的，家里很穷，却有很多书。我看到很多，如北洋军阀互相的通电，每一份通电的结束的地方都是“民主自由平等”。张作霖也好，谁也好，已经把这个信念提出来了。
而我们的《人民日报》在批判自由平等博爱，批判人性。共产党是不讲人性的，讲人性就不能搞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是反人类的、反文明的。毛泽东甚至于提出“8亿人口不斗行吗？”他为了达到自己统治的目的草菅人命。
我记得那一年在西湖边，大家准备组织一个读书会，那时山上也很荒凉，否则被人听到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读书会就是读毛泽东四本选集，再加上一本毛主席语录。我整个中学读了两年，就是学工学农学军根本就不学文化。因为他们提倡的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课外书也全都是毒草。我看书就看那些课外书，后来我没办法了，我就去借马列主义列宁选集的书看，其他人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我就看我的书。所以我对马列主义的看法，跟一般的共产党员的看法完全不同，我问共产党员爱国主义是不是马列主义，他搞不懂。马克思是反对爱国主义的，他称自己是世界公民，他在共产党宣言上说，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爱哪个国啊？就像毛泽东的一样，当时的中国是蒋介石的国，爱蒋介石的国吗？他就让日本人把国民党打败，毛泽东他们才抢土地。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就是国际共产党的支部。
所以我这次到日本很有感触，中国共产党是从日本引进的，是苏联列宁派人来建立的，日本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哥哥，中国使用的共产党宣言是陈万道从日本拿回来的，日语翻译的，所以现在用的共产党三个字不是汉字是日语，而且像所谓的人民民主自由平等大都是日语，日语占现在汉语的80%。现在的人真的不知道。当然拿了以后大家都厚着脸皮，说这就是中国制。没有文化，不讲历史。共产党是要毁灭历史，让人们不知道真相，听他的颠倒黑白、篡改历史。
日本人来了，中国的国宝知识份子没有一个人自杀，而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你往哪里逃，有多少人自杀！
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地上文物、地下文物日本人没有动。可是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把它彻底毁掉。现在所能看到的地面的所谓文物都是假文物。对于我们看到过经受过的人，心情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沉重！
我来到美国看到美国多尊重历史，50年以上都视为文物，我在洛杉矶都能看到100年前的东西，保留的非常好，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尊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