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大坝（图片来源: STR/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4年9月21日讯】（本文转载自议报）留苏派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的重要角色与决定作用
一、摘要
2024年是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30周年。30年来三峡工程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恶劣影响一点点地显露出来，整个过程就像古代的凌迟一样。是什么人把这祸国殃民、累及子孙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马？在撰写《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先生不愿和不敢提及的黑暗一页——周光召是怎样审查生态与环境组报告的》一文时发现，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设10个专题审查组，其中7个组的审查负责人都是长着中国脸却怀着马恩列斯心的“黄俄孝子”。在三峡工程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大部分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人，特别是六四之后、三峡工程决策之际的中共领导三巨头：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留苏派。
许成钢教授认为，中共的“党领导一切”的极权主义不是中国的帝王统治原则，其100%的原则都来自列宁。中共将苏联模式极权主义中国化，三峡工程就是一个最好的实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只有二十几座水库大坝工程，不是中国历代皇帝建造的，而是日本人在二战期间在东三省建造的。虽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胡佛大坝的成功开创了世界大坝建设的高潮，但是中共不是从美国人那里，而是是从苏联、从斯大林那里引进了建设水库大坝的发展模式，斯大林的征服自然野心的中国化就是人定胜天或者人应胜天。从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来说，中共派自己的子女和年轻学生去苏联学习（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严格训练，让他们全盘接受马恩列斯的学说，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将来接班掌权、包括全面掌控科学教育领域做人才的准备。
1986年开始的三峡工程论证，也许是中共党内的一些开明派尝试引入“科学与民主”的决策机制，引入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对过去共产党的独裁领导下在工程决策中不断犯错的反思。但是当“科学与民主”威胁到中共极权统治的核心，中共又快速地回归苏俄的老路。中共为了把这出三峡工程的大戏唱完，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召集“黄俄孝子”，把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马。三峡工程之后中共再也没有启用过这样“科学与民主”的决策程序。
三峡工程开始发挥所谓的防洪功能（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二、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起重要角色与决定作用的留苏派
——1980年最早表态支持三峡工程的邓小平是留苏派；
——六四之后正式上台担任总书记并立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上马、在全国投票表决前召开两会党员负责任人会议，要求代表中的党员支持三峡工程的江泽民是留苏派；
——从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借六四的恐怖对三峡工程反对派施加政治压力、三峡工程决策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留苏派；
——1990年8月22日起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在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做三峡工程议案解释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邹家华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李铁映是留苏派；
——国务委员、从1986年起就担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的宋健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李贵鲜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委员钱其琛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副主任、后升为副总理的李岚清是留苏派；
——参与国务院三峡工程决策的国务院秘书长罗干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能源部部长黄毅诚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委员机电部部长何光远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建设部部长林汉雄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地矿部部长朱训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委副主任蒋民宽（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四川省省长）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是留苏派；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是半个留苏派（未正式留学，但从波兰引进全套制糖设备时主持技术和翻译工作）；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委员、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是留苏派；
——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海拔180米的原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四川省省长、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萧秧是留苏派；
——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湖北省省长、后任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的郭树清是留苏派；
——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的湖北省省长、省委书记贾志杰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国务院经济技术发展中心马宾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特邀专家外贸部副部长兼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强也可算作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地震与地质组副组长刘广润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地震与地质组副组长王思敬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综合经济评价组副组长李京文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第一任移民组组长李雨普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生态与环境组专家高福晖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航运组专家梁应辰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论证移民组专家傅秀堂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专家组组长沈国舫是留苏派；
——常年参加国务院三峡建委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工作、自2012年担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陈厚群是留苏派……
留苏派要么是掌握实权的领导，要么是戴着桂冠的院士，或者既是……又是……。有报道说，从1950到1965年，赴苏联留学（笔者注：包括留下东欧共产国家）的学生及实习生达1.6万人左右，其中产生了二百多位两院院士。上面提到的参与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的宋健、刘国光、周光召、朱训、谢鉴衡、刘广润、王思敬、李京文、高福晖、梁应辰、沈国舫、陈厚群都是科学院院士或者工程院院士或者社科院学部委员，或者既是……又是……他们在教育和科技界又培养出许多学士、硕士和博士。
以上是在三峡工程论证、审查和决策中起决定作用的留苏派，是笔者收集和整理的。由于掌握资料的局限，一定还有许多疏落，望知情的读者予以补充。
原全国政协委员孙越崎、林华、王兴譲、胥光义、乔培新、陈绍明、罗西北、严星华、赵维纲、陆钦侃在1988年12月《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和建议》中指出了三峡工程组织方式不当，不利于科学民主的问题，如由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十一人，全部为原水电部正副部长，正副总工程师和长办、三峡开发总公司的领导人，他们都是一贯主张早上快上三峡工程的同志。下属的十四个专家组，其中十个组的组长是水电系统各部门的负责人，其余四个组也有水电系统的同志任副组长。当时孙越崎和陆钦侃等还没有认识到留苏派的存在和“黄俄孝子”无底线的行为。
请问：下面这张照片中的两位年轻人是谁？他们与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有什么关系？
1948年赴苏留学的李鹏（左）和邹家华在莫斯科合影（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三、李鹏和邹家华的狼狈为奸
这张照片中左边的年轻人是李鹏，右边是邹家华。这是两人1948年赴苏留学时在莫斯科的合影。1992年3月至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就是审查和批准三峡工程。会议期间，李鹏做了政府工作报告，邹家华做了关于199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2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李鹏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邹家华作了《关于提请审议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两人忙得不亦乐乎。
根据《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讣告——李鹏同志逝世》，李鹏于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1岁。李鹏1928年10月生，1941年3月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讣告》就是这么写的。1941年3月李鹏才12岁就参加了革命！？
那年一位留学生的父母来德国来探望女儿，到家中小叙。这位留学生的母亲也是来自中共第一代著名领导人的家庭，与李鹏等一起在延安长大，后来又一起去苏联留学。下面是这位李鹏的留苏同学讲述的故事：中国讲资格，其实就是参加革命的早晚。参加革命越早，资格就越老，医疗和退休待遇也就越好。1945年参加革命是评定资格的一条杠子。在延安长大、后来去苏联留学的红二代们，多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回国参加工作的，参加革命的时间都是在1949年之后，他们觉得这个规定不合理，让他们吃亏了。在解放区长大的红二代们找到了一个理由：他们在延安参加过儿童团，查过路条等，这也是参加了革命。他们串联起来，找到李鹏要求解决问题。李鹏说，你们打个报告送交家华，让他批个意见，然后交给我签个字。他们找到一起留苏的同学邹家华，邹家华批后再交给留苏的同学李鹏，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因此李鹏也就一起成为了1941年3月就参加革命的老革命了。从这件小事中可以看出，什么是“黄俄孝子”的初心？
官方的《讣告》是这么给李鹏盖棺定论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支持下，李鹏同志旗帜鲜明，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道，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在三峡工程科学民主决策和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六四暴力镇压、三峡工程的非科学民主决策，这两宗罪行将李鹏捆绑在了历史耻辱柱上，祸及其子女后代。
1992年邹家华在人大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上做《关于提请审议兴建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四、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设10个专题审查，其中7个组的审查负责人是留苏派
邹家华生于1926年9月28日，父亲是作家邹韬奋。1948年起他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补习俄文，后与李鹏等一起赴苏联留学。邹家华的妻子叶楚梅是叶剑英的女儿，也是李鹏、邹家华一起留苏的同学。
从意识形态和组织路线来说，中共有计划地派遣自己的子女和年轻学生去苏联学习（包括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严格训练，让他们全盘接受马恩列斯的学说，立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将来接班掌权、包括全面掌控科学教育领域做人才的准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频繁访问苏联，每次都高调接见留学生。毛泽东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潮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就是1957年11月17日与邓小平等一起在莫斯科大学接见几千名留学生时说的。中共把希望寄托在几千名留苏学生上。
1990年8月22日国务院公布了成立调整之后的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名单，邹家华担任主任，当时邹家华还只是国务委员（1991年4月8日升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和邹家华把当初留学苏联的一帮哥儿们都找来帮忙，包括自家亲弟弟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竟蒙。
下面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中的留苏派：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邹家华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宋健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地质与地震”的地质矿产部部长朱训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的建设部部长林汉雄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水文与防洪”的国家气象局局长邹竟蒙是邹家华的亲弟弟；
负责审查“发电与电力系统”的能源部部长黄毅诚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机电设备”的机械电子部部长何光远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是留苏派；
负责审查“生态与环境”的林业部部长高德占是半个留苏派；
负责审查“综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是留苏派。
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设10个专题审查，其中7个组的审查负责人都是长着中国脸却怀着马恩列斯心的“黄俄孝子”。
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聘请了163位专家参与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审查工作。在这163位专家中有62位（占38%）是参与撰写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的人。这种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审查，能找出什么问题？如果中国能在世界上制定规则，中国男子足球队的队员同时也是裁判员，那么中国男足问鼎世界锦标赛冠军是没有问题的。
五、李鹏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与重庆市领导萧秧要求抬高三峡工程蓄水位
回到1980年前。那时李鹏还是北京市电业管理局的局长、党组书记，还不享受送儿女进清华、北大的特权。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坐船到武汉，途径三峡，途中听取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到武汉后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150米方案。1926年初邓小平受中共旅欧支部派遣，从法国抵达莫斯科，在苏联居住和学习约一年。
1980年7月邓小平从重庆坐船到武汉，途径三峡（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得益于“中共高层每个家庭都有一人被安排做高干”的政策，1979年4月7日李鹏升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1981年3月2日，李鹏升任电力工业部部长。1983年6月李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
当时国务院已经原则批准三峡工程150米方案，准备1986年开始动工建设。1985年全国政协召开会议时，许多政协委员反对国务院建设三峡工程的决定，要求走“科学与民主”的决策道路。李鹏本人支持建设三峡工程，但是不赞同150米方案，认为工程规模太小。李鹏要做大工程，这与他在苏联接受的“苏维埃加电气化等于共产主义”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当时重庆市委和市政府（1984年重庆市下属四川省）提出三峡工程180米方案，主要是常务副市长、后任市长、市委书记萧秧的主意。萧秧曾留学东德，和李鹏是一拨的。后来在北京主管过工业，与李鹏一起干过事。李鹏就任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后就组织了对三峡地区、特别是重庆的考察。1984年11月20日，李鹏与杜星垣、黄毅诚、宋健四人给国务院写《三峡地区考察报告》，推荐三峡工程180米方案，其中李鹏、黄毅诚、宋健三人都是留苏派。
1980年邓小平之所以表示赞成三峡工程150米方案，是因为之前的三峡工程200米方案淹没损失大，移民人数多，四川省反对特别强烈。邓小平认为150米方案只淹四川的万州地区，淹没损失不大，移民人数不多，特别不淹重庆，可以接受。李鹏不赞同150米方案，是因为三峡工程不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装机容量不能世界第一，年发电量也不能世界第一。作为重庆市主动要求抬高三峡工程的蓄水位，要求淹自己的城市、淹自己的市民，有如黄盖主动要求周瑜打屁股，这在逻辑上讲不通。再说萧秧学习化工出身，从专业上也讲不出门道来。因此萧秧的主意更多是来自李鹏。从李鹏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特别是担任中共中央、国务院三峡工程筹备组组长后，他就特别注重组织自己信得过的班子，特别拉拢留苏派，比如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三峡工程论证泥沙组副组长谢鉴衡就是李鹏在1984年三峡地区考察时所结识和获重用的。
六、一会儿赞成三峡工程150米方案，一会儿说三峡工程150米方案不好的邓小平
根据《李鹏三峡日记》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出席广东核电投资公司与香港核电投资公司合营合同签字仪式。会见后邓小平要李鹏和夫人朱琳留下，询问三峡工程情况，李鹏做了回答。根据李鹏的《三峡日记》，邓小平十分关心三峡工程，他说：开发性移民这个办法好，可以在库区建工厂。听说四川人已不反对坝高到180米，我很高兴。万吨船队不能到重庆，太可惜。多移几十万人不算什么，可以办工厂，可以发展服务业。我们应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好东西。他还提出把四川省一分为二的设想。后来根据回忆与笔记，李鹏整理了邓小平的这次谈话主要内容。
邓小平说：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
参见这次谈话的一共三个人，邓小平、李鹏和夫人朱琳。邓小平的讲话内容全部来自李鹏的记录。在《李鹏三峡日记》发表之前，中共的官方媒体都没有公开发表过邓小平“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这样的指示。笔者对邓小平这样的表态表示质疑，因为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公开的表态：“我赞成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邓小平的态度怎么可能发生巨大的改变？再说，当时四川人还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到1992年全国人大开会投票表决时，四川人还是反对，只是萧秧代表的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不反对。李鹏在日记中有意把重庆人不反对坝高到180米，这个痕迹十分明显。
1980年和1982年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低坝方案，是因为邓小平上当受骗，做汇报的林一山的秘书魏廷琤所说的三峡工程的防洪和发电效益都不是来自低坝方案，只有移民人数和造价是来自低坝方案。1985年邓小平表态支持三峡工程中坝方案，邓小平再次上当受骗，因为移民人数和造价比李鹏所说的大许多。英语俗语说：If aman deceives me once，shame on him.If he deceives me twice，shame on me！“人家骗我一次，是他丢脸，骗我第二次，我丢脸！”
笔者认为，邓小平与李鹏还有一次谈论过三峡工程，时间应该是紧靠1989年六四前后，很可能是1989年5月31日。内容应该是“可着手筹备”三峡工程，并让李鹏具体领导建设。
七、江泽民与李鹏在人大代表投票前召开“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
关于三峡工程争论的最后一次高潮是在1989年初。1988年三峡工程论证的14个专业组的报告完成，并汇报完毕。参加三峡工程论证的412位专家只有9位没有在专业组的报告上签字。有消息说，在1989年的两会上将讨论并表决三峡工程。根据《李鹏三峡日记》1989年1月26日的记载：香港报刊说，姚依林在政协讲五年内不可能建三峡工程时有不少人鼓掌。我认为，国务院并没有改变对三峡工程的意见。现在国家经济正处于治理整顿时期，五年内国家没有足够的钱，所以三峡工程在五年之内不可能建设，也是在理的。笔者没有找到关于姚依林在政协的讲话的报道和内容。
198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两会闭幕举行记者招待会，李鹏带着三位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出席。荷兰记者提问道：“在人大刚开始开会时，一些人大代表对三峡水利工程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前几天，一些代表还在说，这项工程如果搞的话，将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秩序，我想问李鹏总理：您是否不管有什么情况，还继续搞这个工程？”李鹏答：“我请姚依林副总理回答这个问题。他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主任。”姚依林说：“三峡工程现在有争论。主张建三峡工程的人是有道理的，反对上三峡工程的人也是有道理的，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经过详细的论证。我认为，三峡工程在今后五年之内是上不去的。在现在治理整顿期间的计划以及将来的八五计划都不会有大规模上三峡工程的计划。因此现在不必花很大的精力去争论。将来如果要上三峡工程，肯定是要经过人大批准的。所以我建议现在这个问题不必继续讨论。。
《李鹏三峡日记》1989年4月3日除了记载他和几位副总理出席记者会外，还记载了一件事情：早上“美国之音”报道人大代表有270余人签名要求推迟三峡工程。但是，人大副秘书长席德华检查了人大简报组的议案，没有收到这样的提议。据说是一位贵州代表征集签名，直接交给新华社记者的。而这位记者向《人民日报》海外版直接投稿，没有经过总社审核同意。
谈点个人感想：一位贵州人大代表发起推迟三峡工程的建议，有270余位人大代表签名。有十分之一的人大代表要求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而发起人只是来自贵州的一位普通代表。可见推迟三峡工程的决策是人心所向。但是中共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动向监视是十分严密的，对党媒记者的报道审查也是十分严格的。新华社记者向《人民日报》海外版直接投稿，也是要经总社审核同意的。可见新闻检查是如何的严厉，外面基本上看不到真相。
两个月后，爆发了六四暴力镇压民主运动的事件。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李鹏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赵紫阳因此下台。也是留苏派的江泽民正式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个月后，在六四暴力镇压事件中用力最猛、但一无所获的李鹏住进了医院，很可能是心病。新当选总书记的江泽民并没有立即找李鹏对三峡工程表态。如果真的是五年不讨论三峡工程，那么李鹏想亲自领导建设三峡工程的梦想就无法实现了。
江泽民自然明白李鹏住院的真实原因。7月22日至24日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到一个月的江泽民首次出京考察即到了三峡工程坝址等地。22日晚江泽民在宜昌给住在医院里的李鹏打电话，报告已经到三峡来了。25日上午江泽民就去医院看望李鹏，谈去长江视察的印象，认为上三峡工程是必要的。
1992年2月20日和21日江泽民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三峡工程的决定。这一次江泽民也学毛泽东在1958年南宁会议时找来林一山和李锐那样，也找来两位专家，一位是前水利部部长钱正英，一位是前水利部副部长李伯宁。林一山是支持三峡工程的，李锐是反对三峡工程的。一正一反的辩论，可以让决策者对三峡工程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钱正英和李伯宁，两个人都是支持三峡工程的，他们的讲解只会把决策者引入歧途。钱正英的报告内容是：洞庭湖逐年淤积，已不能起蓄水池作用，只能用三峡水库来替代。用三峡水库来替代逐年淤积的洞庭湖，这是什么逻辑！？有实施的可能性吗？三峡水库能存蓄来自湘、资、沅、澧的水吗？直到钱正英去世，她也没有公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所做的一生中最重要的报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中央同意建设三峡工程，由国务院将议案提交人大会议审议。江泽民表示，他将亲自道“两会”党员领导干部会上就三峡工程去做动员。
1992年3月18日，李鹏主持召开人大和政协“两会”党员负责干部大会，先讲了15分钟。江泽民主讲，讲了两个小时[22]。江泽民说，关于三峡工程，党中央和他本人都投了赞成票。199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中共党员代表占约三分之二。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都直说了，党中央和他本人都投了赞成票。按照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按照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全党要和中央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那么99%的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会对三峡工程投下赞成票。其实这样的人大代表投票决定三峡工程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李鹏在《李鹏三峡日记》的前言中是这样为邓小平、江泽民在三峡工程中的作用做定论的：
“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三峡工程做出了重大决策。”
“江泽民同志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第一次出京考察的地方就是三峡坝址。1989年以后，所以关于三峡工程的重大决策，都是由江泽民同志制定的，他对三峡工程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笔者在这里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江泽民和李鹏都是留苏派，都是长着中国脸却怀着马恩列斯心的“黄俄孝子”。
1997年11月8日，江泽民、李鹏、邹家华、罗干等出席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几乎清一色是留苏派（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八、结束语：如何看待全国人大代表对三峡工程的投票结果
1992年4月3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对三峡工程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出席2633人，
赞成1767票（占67.2%），
反对177票（占6.7%），
弃权664票（占25.2%），
未投25票（占0.9%）。
三峡工程议案获得通过。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对三峡工程投票表决结果（图片来源：网络截图）
对于全国人大的投票结果，李鹏的评论是：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即超过2/3，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
未投25票是指25位人大代表因为退出了大会会场，未按表决器。人大表决三峡工程提案前，台湾籍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黄顺兴要求发言。黄顺兴事前已经向大会秘书处登了记，准备好发言材料。表决开始了，黄顺兴登记了的发言并没有被安排，于是在座位上举起手，要求即席发言，但主席万里不予理睬。黄顺兴还是站了起来，下定决心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时整个会议大厅的音响系统，一刹那间统统切断，就只剩下主席面前的一个麦克风还工作。为此，黄顺兴率一批人大代表离开大会会场，一共25位人大代表，主要是代表“台湾省”的人大代表。
原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陈实在《当代中国研究》撰文指出：结果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和弃权票。陈实指出：“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案时不民主的投票表决。国务院为了使水电部“一家之言”的论证得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通过，颇费了一番苦心。在人大会召开前一年多，即在全国主要报刊、电台等媒体上和许多展览场所大造上三峡工程的舆论，同时禁止各报刊刊登反对派的文章。人大开会期间，让“钦点”的人大和政协三峡考察团的外行团长、对水利和地质毫无知识的陈慕华、王光英上主席台，宣传上三峡工程的观点，却不让由科学家组成的人大和政协三峡工程考察团的专家团长孙越琦、周培源上主席台发言；主建派的前后任水电部长钱正英和杨振怀到各省市代表团和委员座谈会上去到处游说上三峡工程的好处，却不给反对派的前电力部副部长李锐机会去谈上三峡工程的严重后果；据传媒说，军队的人大代表还接到只准投赞成票的命令；最后由国务院首脑做“定调”报告。采取这些“民主”措施后，人大才投票表决，结果仍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代表投了反对和弃权票。这就是三峡工程“民主决策”的真相。况且，工程技术问题能简单套用少数服从多数吗的程序原则吗?在长官意旨主导下，即使工程方案获多数票通过，这个方案很可能仍然是个错误的决定，而真理有时却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例如，当年在黄河上修建三门峡水库时，黄万里教授等少数人极力反对，最后泥沙淤积导致水库报废，证明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参加三峡工程论证但没有在专业组报告上签字的郭莱喜指出，1988年底412位参加论证的专家中只有9位没有签字。那时的比例是403：9，签字的是没有签字的44.78倍。三年后，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投票表决，赞成的1767票，反对、弃权和未按表决健的共866票，赞成的仅是不赞成的2.04倍。从1989年六四至1992年4月，这9位专家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他们的意见，新华社、CCTV和其他官方媒体也没有为他们提供发言的平台。但是此时的无声胜过铺天盖地的对三峡工程的宣传。这就是9位没有签字专家的影响，这是9位没有签字专家对中华社稷的真正贡献。
李锐的评论是：“1979年我回到北京后，陈云找我：又在闹三峡，你赶紧写意见。1984年我继续向中央写信，还是陈云支持的，姚依林、宋平他们都支持。我的上书，邓小平也划了圈，那次水利部闹三峡，没闹成。1980年，1984年，水利部两次折腾三峡，没有成功，还是中央内部起作用，两派人的地位基本是平等的，邓小平也没有办法硬要一个人说了算。而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方案时情况就不同了。在政治大气氛下，人大的投票当然好走过场了。即使如此，仍然有177人投了反对票，弃权的664票，三峡工程以1767票，刚刚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获得通过，已经是空前绝后的了。”
最终“黄俄孝子”把祸国殃民的三峡工程推上了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