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逻辑犯驳（图片来源：自由亚州电台 /粤语组制图）
【看中国2024年11月22日讯】所谓“串谋颠覆国家”的立法会初选案45人被判重刑，一点也不意外。稍为意外是，判刑的解释逻辑犯驳，法官依照他们自己的论述，被告难以入罪，而无罪释放。
例如，法官拒绝接纳被告人以“颠覆”计划不可能成功为求情理由，因为计划是否成功，法庭不会猜测。法庭只需看到有证据显示，一些组织者对反对派初选感到乐观，更投入时间和金钱，还有连串活动，包括记者会、广告宣传、民意调查、公开筹款等等，而各大政党亦严阵以待，认真挑选候选人、订立竞选策略及部署、招募义工、设计政纲及宣传品等等，足见参与者都期望初选成功。
三位法官判词用意清晰，就是指参加者既然全力投入，认真对待初选，便代表他们有意落实整个计划，目的是“颠覆”政府。他们正确点出，“串谋颠覆政权罪”的入罪要素在于颠覆意图，无此不成罪，只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犯了中学生也不应犯的逻辑错误。
参加初选未必有“颠覆”意图也不等于成功
首先，初选成功不等于“颠覆”计划成功。参加者努力谋求初选成功，也不等于相信反对派可以取得立法会过半议席，更不要说到时会一致反对财政预算案，从而要胁政府要么下台，否则必须答应“五大诉求”。倘若参加者若连取得过半数议席也不相信，除了三位法官，又有谁会相信他们确有意图用选票拉倒政府呢？
其次是参加初选的意图不一，不能一刀切定性为“颠覆”政府的手段。四十多名被告参加初选，或者有些立志坚定，当选后不论成功与否，都会按原定计划向政府施压，也有一些只是不甘后人，因为由推出初选那天开始，等于竞选正式起步，不参加初选等于政治自杀。当然，也有人希望制造声势，通过初选保持反修例运动的热度。可见，有“颠覆”意图者会参加初选，但参加初选不一定有“颠覆”意图，正是三位法官犯的第二个逻辑错误。
当然，所有参加者都相信初选有用，再取得立法会过半议席从而成功要胁政府，以至所有参加初选者都有煽动意图，两者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法庭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才能断定，没有的话，万勿作不符逻辑的推论。判词说得很好，法庭不会揣测“颠覆”计划会否成功，但结论不是回避问题，而是不揣测但根据事实作客观合理的评估，实属必须。
法官虽然口里说不，实际上则身体力行，揣测“颠覆”计划能否成事。根据判词，法庭认为立法会选举若不受疫情影响，如期九月举行的话，“颠覆”计划并非注定失败。法官的着眼点是逻辑上是否可能（有选举就有机会），不是实际的成功机率。参选与买六合彩不同，参与后者的成本不高，超低机会中奖也不少人也会参与投注，但前者若成功机会不大，参加者还抱住“颠覆”意图参与，要是有，凭常理可知，也不会是多数。
官接纳“对法律无知” 惟未证明“犯罪意图”
另一方面，法庭接受“对法律无知”作为求情理由，因此四十五名获罪者除了九人，都一律获减刑三个月，可说体谅民情。不过，从另一角度看，法庭给予八成犯人减刑，又指称戴耀廷及杨岳桥两人不会“对法律无知”，其余未有就此提出因此不会给予优惠。可见法官眼中，大部分被告由于对《国安法》无知而误堕法网。
其实一般初选者，以至有法律背景的戴、杨两人都不懂法律红线划在哪里，又何须大惊小怪。2020年《港区国安法》实施后，时任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骅也捉错用神。他当时表示，作为“35+计划”一部分的立法会初选，他日在立法会反对政府议案，或令政府施政不便，也未到犯罪门槛，因为颠覆政权罪必须涉及暴力、非法手段带来严重后果。
今次案件，因为集体无知，而合谋犯案，严重到“颠覆国家政权”也不自知，相信是世所罕有。法官对获罪者表示充分体谅，对以此为由提出减刑都有求必应，其中一位甚至取得法律学位，也表示同情，可见法庭也认同红线并非写在墙上般清晰可见。但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法官却没有尝试了解，然后纪录在案，以供来者参考。
不错，“对法律无知”不是推卸刑责的借口，但“颠覆国家政权”一罪成立与否，关键是犯案人有无“颠覆意图”，就跟杀人、诈骗等刑事罪行一样，必须证明有特定的意图，而不是那些不计过错、犯规即受罚的行为（如随便过马路者不知有罪也依然犯法）。因此，若果他们相信“35+计划”不外打算用选票向政府施压，更相信《基本法》在《国安法》实施后依然有效，议员可以任何原因反对财政预算案，因此尽管他们的认知全错，但肯定一点是，整个计划及全部行动都不带“煽动意图”。换言之，没有犯罪意图，他们那又何罪之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