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 （图片来源: Adobe stock图）
【看中国2025年2月6日讯】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当选后，陆续提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课征25%关税，虽然其目的是为避免中国借由邻近国家洗产地进入美国市场，但却造成美国与邻国之间的龃龉。近期川普甚至对台湾也提出要课征半导体关税，使得原先贸易政策成为川普目前最主要的外交工具。此举不仅使得中国备感压力，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周边国家也陷入挑战与风险，同时也突显在大国博弈之下，小国需要争取自主与缓冲空间的课题。
大国竞逐必然伴随贸易战
经历2020年代初期疫情在内的重大国际事件，美国在2025年再次迎来川普政府，其“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思维持续强化。这一时期美国扩大对中国、欧盟与部分印太国家征收高关税，并加速推动对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核心领域的技术出口管制。与2000年代末至2010年代的多边主义与全球化浪潮相比，2025年的环境更加复杂，面对各国的主权考量与区域社群的兴起，即使是欧洲国家也未必能符合美国的期待，既有谨慎配合者，也有积极寻求替代市场与技术自主者。
尽管今日的全球化体系面对去全球化的挑战，但是关税与技术管制的收放仍然受到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所影响，并且成为对外施压的常见选择。2025年，川普政府秉持“美国优先”的思维，再度对盟邦在内的多国祭出关税与贸易战，试图透过单边手段重塑全球供应链，并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果从西方现代国家体系建立至今的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的竞逐必然伴随贸易战，而贸易战也是最有效遏制竞争者的手段。
自十七世纪以来，关税与贸易战作为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动用的核心手段，便不断形塑全球经济秩序。从英国通过航运法案掌控殖民贸易与荷兰竞争海权，到十八世纪英法争霸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欧陆封锁，再到二十世纪与冷战期间的技术管制与出口限制，各种多元且丰富的历史案例指向同一个事实：大国借由控制贸易与技术优势，维持并巩固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是具备离岸平衡条件的大国更容易实现此一目标，此一传家宝刀从英国延续至美国，并且至今日仍是遏止竞争者的绝佳手段。
源自英国的航海法案与殖民贸易管制
回顾西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国际关系史，国家之间的经贸战发展历，最早可追逤至十七世纪克伦威尔时期的英国面与荷兰竞争时颁布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英国借由法案大幅限制非本国籍船舶的使用与货物进口，并要求殖民地货物必须运往英国才能再行转运。这种严格的保护主义政策，不仅保护本土制造业与航运业，也有效地阻断荷兰在海外的扩张。
虽然结果看似在英国的退让下撤回政策，但是带来的影响却是使得荷兰退出与英国竞争的历史舞台。此后英国的殖民地被嵌入一套对母国利益极其有利的全球经济网络，其他作为海上经征者的西欧国家被隔绝英国殖民地的贸易系统于外，使得殖民地的资源与英国之间保持单向流动，成品再由英国销往世界各地维持英国的经济优势。
此举为后来各殖民帝国“保护国内市场，封锁海外对手”的政策雏形，在两次大战与冷战期间，两大联盟阵营的对抗也是采取同样的逻辑。经贸战的历史上确实成功地拖垮拿破仑、德国、日本以及苏联，被证明是大国有效的压制竞争者的手段，美国会要求盟邦配合封锁中国的政策，也是基于跨越四百年多年来的成功经验。目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往的案例与模式没有对上人口超过十亿人的竞争者，而且对手也拥有庞大的海外资源的供应体系。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大陆封锁与英国
19世纪初，拿破仑企图以大陆封锁系统（Continental System）阻绝英国商业活动，但是英国利用海军优势，要求所有中立国船只在前往欧陆前必须先停靠英国港口，接受检查与课税。英国再次展现离岸平衡的优势，结合海上军事力量与经济管制的双重手段，使英国在财政收入与战略封锁方面同时获利，也让拿破仑的欧陆封锁战略难以奏效。该案例进一步显示，大国之间发起贸易战时，有着拥有海上优势与离岸平衡条件的国家，具备更为优越的战略条件。
美国对日本的ABCD包围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与英国、荷兰、中国对日本实施“ABCD包围网”（America-Britain-China-Dutch），以石油与战略物资禁运作为核心手段，试图逼迫日本在中国战事与国际政策上退让。对高度依赖外来资源的日本来说，这样的经济封锁具备致命压力，最终被视为促使其对美开战的关键诱因之一。这种“大国与盟友联合封锁”的模式显示出经济压制如何与地缘政治需求环环相扣。
冷战时期的美苏经济与技术封锁
进入20世纪下半叶，美苏两大阵营陷入冷战对立。经济层面上，美国透过“对共产集团的出口管制委员会”（COCOM）为主的多边机制，限制高科技产品与军民两用技术流往苏联及华沙公约组织国家；苏联则在其阵营内实行计划经济与高度保护，并对西方世界的产品与技术保持警戒，推出“经济互助委员会”作为对应的机制。美国希望借由军备与经济竞赛拖垮苏联财政，苏联则依赖内部资源与盟国互助力求自给自足。这种结合意识形态与安全考量的全球性封锁，将贸易战的模式与政治高度结合，更接近今日美中贸易战背后本质：自由主义与威权政体之间的对抗。
日本和苏联的案例显示，经济体量和人口的差距就像是不同量级的拳赛，面对重量级的美国加上盟友，日本几乎是不可能有突破的机会。今日的中国与美国之间虽然有质的差距，但是在经济总量和人口的差异并未太大，中国也有俄国与其他威权国家为盟友，同时还有“全球南方”的动员能力，这使得美国得同时喊出要对金砖国家发起关税手段，双方的差距将取决于质的条件，特别是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二十一世纪面向火星的太空竞赛和高边疆竞逐。
小国的生存策略：技术、联盟与国际法
面对大国之间的经贸战，作为扈从者或是选择观望的小国往往处于劣势，除了先天的资本与技术差距，特别是生产方式（Produktionsweise）的劣势使得小国容易成为被宰制者，或是体系的边陲，几乎只有劳动力的“全球南方”就只能依靠社群。虽然小国面对大国往往居于不利地位，但历史上仍不乏成功反制或缓冲的案例，掌握关键技术与垄断的威尼斯于中世纪依靠玻璃与镜子制造工艺，长期维持技术优势，在与大国谈判时获得相对有利条件，这是与台湾最类似者。
另一种可能性较高的模式是依靠组织联盟与集体谈判，汉萨同盟作为德意志地区北部及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联合体，透过共同的商业规范与政治协调，成功抵御外部大国的贸易压力，从而在当时的哈布斯堡家族、法国和英国之间取得巧妙的平衡。台湾并未加入任何区域组织，但是或可透过技术体系或是供应链的形式组成对话平台，以世界体系的分工枢纽建立某种程度话语权。
市场多元化与灵活性的开放也是一种对冲策略，小国若能开拓多重出口市场，降低对单一大国的依赖度，便在贸易战施压下有更大回旋余地；同时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缔结协定，也能争取制度性保障。面对政治现实，台湾断不可能选择中国，除非中国愿意提出某种政治保障或是承诺，作为交换台湾脱离既有体系的诱因，但是以目前缺乏两岸政治互信的前提来看，除非有可靠的密使或是足够的压力驱使对话发生。
法律工具与国际规范也是有用的方式，小国可借由国际法、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或区域经贸协定，在面对大国单边主义时争取一定程度的制度性平衡。面对川普抛弃国际制度的大胆宣言，WTO有可能会在WHO之后作为被退群的下一个对象，从川普调整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关税来看，以几乎是让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名存实亡，未来即使退出WTO也不会太意外。
小国难以回避大国竞逐的阴影
从英国航运法案到2025年的川普对各国发动关税战，历史与现实皆显示大国往往借由强势经济实力、军事后盾与技术领先来主导贸易战的进程，并意图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全球经济规则。尽管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化让地缘政治变得更加复杂，但是核心逻辑并未改变：具有离岸平衡条件、庞大经济体量、掌控关键技术、拥有多重外交筹码、联合盟友施压，始终是大国在经贸战的制胜法宝。
对于小国而言，寻求技术垄断或先进优势、结盟与多方合作、以及灵活调整市场布局，都是因应大国之间经贸战的可行途径。无论是中世纪威尼斯还是当代诸多规模有限的国家与经济体，都以不同方式诠释了“小国如何在大国夹缝中生存”的命题。从西方历史的案例来看，面对未来可能的贸易战的冲击，小国在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否取得缓冲空间，取决于自身是否能创新技术体系，并运用多边关系取得支点的地位。
如果从东方智慧萃取历史经验，春秋时代诸侯林立，中原地区屡陷战乱，宋国的“弭兵之盟”曾经一度缓和大国竞逐带给小国的影响。当时的大国如晋、楚、齐等，势力此消彼长，多次于经济贸易甚至军事上互相牵制，小国则往往沦为夹缝中反复倒戈的附庸。宋国的体量虽然不大，却成功多次充当调停者角色。如果能进一步发挥台湾在边缘地缘要冲的条件，建立以科技话语为核心的汉萨同盟，平衡美中双方的需求，或许不失为大胆且发挥能动性的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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