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纪年法是汉武帝创立的。（图片来源：手绘插画Winnie Wang/看中国）
年号是中国古代历代皇帝用以纪年的特定名号，作为时代标志，是中国历史、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年号纪年制度创建于汉武帝时期，一直被沿用到清朝末年，并被日本等周边国家所采用。日本最初的年号，就是“大化改新”里的“大化”。日本年号始终都秉持汉风。年号“昭和”，也是源自《尚书》里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2019年日本宣布新年号为“令和”时，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缘由就是该年号出自日本诗集《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一句，而非从中国典籍中而来。
那么，起源于中国的年号文化的发展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过程呢？年号制度有哪些丰厚的涵义呢？
本幅图写司马相如为汉武帝所作《上林赋》内容，提及天子赴皇家园囿“上林苑”射猎的壮阔场面，展现汉帝国声威。（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汉武帝创立第一个年号“建元”
汉武帝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命名为“建元”，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图片来源： 公有领域 维基百科）
《史记》记载，官员建议汉武帝用祥瑞的天象和征兆作为帝王的年号。“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一元曰建元，二元以长星曰元光，三元以郊得一角兽曰元狩云。”汉武帝采纳此建议，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年号命名为“建元”，预示着中国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汉武帝大力施行新政，推崇儒术治国，这一举动触怒了当时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皇太后。无奈武帝只得搁置改革措施。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窦太皇太后突然去世。
公元前134年，天上出现了一颗彗星。古代占星术发达，能根据星的运行、分野和气象的征兆等等来预测人事。
“彗，所以除旧布新也。” （《左传》）古人认为，彗星的出现是除旧布新的征兆，属于重大的天象变化。因其在天空中留下的长长的彗尾，故民间也把彗星称为“扫帚星”。
彗星的出现预示着汉武帝革除旧政，推行新政的举措。窦太皇太后死后，汉武帝下诏恢复博士官，召回之前被罢黜的儒生，大汉朝至此改弦更张，变守成为尚功，并即将成长为雄居东方的强大帝国。为顺应这种除旧布新的天象，故称年号为“元光”。
公元前122年，“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获白麟，作《白麟之歌》。”（《汉书》）汉武帝郊祭的时候捕获了一只麒麟，创作《白麟之歌》，称年号为元狩。麒麟是一种仁兽，麋身，牛尾，马足，五色，圜蹄，一角，古人认为王者德至鸟兽则麒麟出，是一种非常吉祥的征兆。
公元前113年，汉朝又出现了一件奇事。百姓在祭祀时，看到地面隆起呈钩子的形状，挖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不同寻常的大鼎。
鼎是皇权的象征，国之重器。伏羲造鼎表示一统。黄帝铸鼎三只，象征天地人三才。大禹铸九鼎以祭祀天地神明，当时九鼎铸成之后，一些山林川泽中鬼魅因此不敢现身了。“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蝄蜽，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说文》）
宝鼎的出现乃是上天显示的符瑞，这直接影响汉武帝决定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当时有大臣向汉武帝建言：“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用宝鼎祭祀可以沟通天地神明，而封禅则是最为盛大的祭祀活动。
现在认为，封禅是皇帝将自己的功绩告知上天的举动，表明自己秉承天命的一种方式，以此来祈求神的保佑。而人们往往忽略了其中也有武帝效仿黄帝当年鼎铸修炼，封禅泰山，怀求仙修炼之大愿。
当年黄帝带领群臣一边作战一边修炼，他开采首山的铜矿而铸宝鼎，鼎铸成后，有一条龙从天而降，带领群臣和嫔妃七十余人飞升而去。而未修成的臣子们，拽着龙须也想一同上天，可最后都被甩了下来。没修成的人抱着黄帝的弓嚎啕大哭，后人便把那张弓称为“乌号”，把黄帝飞升处称为鼎湖。这是一次非常壮观的神迹展现，其事迹也以武帝与大臣对话的形式被记录在了《史记》中。
汉武帝在听完黄帝飞升的事迹后说道：“嗟乎！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对比修炼，汉武帝将亲情视为可以随时脱掉的鞋子，足以证明他的悟性很高，根基非凡。
汉武帝因宝鼎的出现而改年号为元鼎。而后又效仿黄帝封禅泰山，改年号为元封。公元前104年，汉武帝为了颁布新历法举办了盛大的典礼，此历法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取代了秦汉以来的《颛顼历》，并把那一年定为太初元年，新历法也因此得名《太初历》。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年号这种形式，被印刻在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永远流传了下来。
年号是神传文化的载体
为了奠定年号文化，神进行了系统有序的安排。故而从年号的创立之初，就显示出了皇权就与天地神明之间的联系，古人谓之君权神授。而历代的君王为了上顺天道、下和万民，在更改年号的过程中，经常使用诸如天、干、永、建、神、龙、凤、大、太、元、延、正、光、景、开、嘉等有纪念、宏大、神圣、开创、祈福之寓意的美好中正之词汇。
当然，在为年号命名时，有许多直接出自《道德经》、《周易》等一些道家经典，其中“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道德经》）只短短两句话，就衍生出了如“明道”、“上德”、“广德”、“建德”这四个年号。
古代许多帝王尊崇老子，将无为而治视为为政的最高标准。皇帝虽贵为天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们更像是神选定的“修炼者”，每当修炼有成，如能平乱、安民、勤修德政、整饬吏治，上天就会显示以祥瑞。如皇帝怠慢“修炼”，导致政治昏聩、内忧外患等一系列问题，上天则会以异象警示，如皇帝不知悔改，上天就会降下灾难。
因此，许多帝王会因天下出现的祥瑞之事而改元。如汉宣帝时期，“二年春二月，诏曰：‘乃者正月乙丑，凤皇、甘露降集京师，群鸟从以万数。朕之不德，屡获天福，祗事不怠，其赦天下。’”（《汉书》）汉宣帝因出现凤凰翔集，天降甘露与皇宫之内种种祥瑞而改元“甘露”。
唐高宗之时，（公元664年）“去年绛州麟见，又含元殿前麟趾见，于是改元。”（《资治通监》）因出现麒麟而改元“麟德”。
祥瑞是上天的鼓励，意在期待帝王做的更好，可有的皇帝却沉迷祥瑞。这不可避免的让许多小人有了可乘之机，编造各种祥瑞来博取皇帝信任。如不能明辨，危害甚大。真正的圣明的帝王，是不会为祥瑞而动心，如唐太宗深知帝王沉迷祥瑞的害处，曾对大臣说“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着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
这事表现在唐太宗的年号“贞观”二字中。贞观取自《周易·系辞传下》：“天地之道，贞观者也。”太宗朝以贞观为年号并沿用一生，为后世展现了何为正道治国之典范。贞观虽二短字，在中国人心目中却有着极重的分量。
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建立了举世无双的强大帝国，公元1264年，元世祖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并使用长达31年，至元二字同样出自于《周易》，乃至哉坤元之义。
到了明清时期，因考虑到频换更变年号而产生的不便，皇帝们除了登基时改元外，不再改换年号。因此，后世便用年号称呼起了皇帝，如“永乐大帝”、“嘉靖皇帝”、“康熙”、“雍正”、“乾隆”等。
唐太宗深知帝王沉迷祥瑞的害处，故对大臣明说，并以贞观为年号并沿用一生，为后世展现正道治国之典范。（图片来源：手绘插画Winnie Wang/看中国）
信天敬神 改元的启示
当然，与现代人不同，古人对灾难的产生和消弭有一套自己的认识。当天下发生较大的天灾时，有的帝王便会选择改元以禳灾。
汉宣帝时，公元前69年，“夏四月壬寅，郡国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汉书》）当时发生了一起非常大的地震，连先祖的宗庙都毁坏了。
汉宣帝下诏说：“盖灾异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业，奉宗庙，托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坏祖宗庙，朕甚惧焉。丞相、御史其与列侯、中二千石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辅朕之不逮，毋有所讳。令三辅、太常、内郡国举贤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条奏。被地震坏败甚者，勿收租赋。”（《汉书》）
汉宣帝认为，灾异是天地的警示，因不能“和群生”而致使天怒。于是改穿素服反省自己的过失，五日不上正殿。然后大赦天下，改元地节。
顺带一提，与帝王改元相似，许多人在经历了一些变故或人生不顺遂时会改名，目的是为了改变运势。实际上，想要改变运势除了敬天信神、修德做好事外，用其他方式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即便一时可行，那也只是把磨难推迟到了后半生或以后去了。只有真正洗心革面、重新做好，那才是正途，改名只是一种表面形式，意在告诉上天自己要与错误的过去决裂，能起点作用，但非关键。许多不明就里的人，错把改名当成趋吉避祸的唯一方式。
比较典型的例子还有宋仁宗。公元1034年，他因连年大旱改元“景佑”。庆历九年（公元1049年），又因大旱改元“皇佑”。后又因日蚀而改元“至和”。无不是这种思想的反映。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道德逐渐下滑，人与神的距离越来越远，神迹和祥瑞也越来越不展现在世人面前，特别是自中共篡权以来，大肆宣扬无神论，咒天骂地，强行割裂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在中共对中国传统文化斩草除根式的灭绝的同时，传承千年的年号制度也被一同拔除。民众在在斗争哲学与谎言中生存，丧失了分别善与恶、真与假、美与丑的能力。在对待天灾异象时，中共有着一整套丧事喜办的流程和所谓的“科学”解释，与历代统治者反求诸己的思想观念截然相反。于是，当天灾异象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极端，人们却把它笼统归结为自然现象，不再探讨天与地、神与人之间的关系。
种种灾厄，其实正如董仲舒所言：“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综上可见，年号制度不仅仅是一种纪年方式，更是历史记忆的符号和文化智慧的载体。理解年号的深意，有助于更深入地领悟中华文明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