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人多伦多方脸（本人提供）
【看中国2025年5月4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导）中共政坛向来充满复杂的博弈，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角逐。自媒体大V、时评人多伦多方脸在其最新评论中指出，央地关系不仅是中国政治的核心议题，更直接影响着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甚至可能成为未来政权存续的“定时炸弹”。他认为，当前中国因土地财政崩溃而引发的央地关系失衡，正将中国推向危险的十字路口。
央地博弈的历史根源
多伦多方脸首先回顾了中国历史上央地关系的演变。他指出，中国自秦朝以来奉行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始终面临中央与地方势力平衡的挑战。历史上，汉朝因地方诸侯割据而衰亡，唐朝因藩镇势力坐大而崩溃；宋朝与明朝则因中央过于集权、地方力量薄弱，无力抵御外敌而灭亡。这些案例表明，央地关系的强弱平衡，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命运。
这种历史规律在1949年后依然延续。多伦多方脸将央地关系分为四个阶段：毛泽东时代的强中央弱地方、改革开放初期的强地方弱中央、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的中央回归主导，以及2020年土地财政崩溃后的被动失衡。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格局。
毛泽东时代：中央集权的极致
在毛泽东时代，中央通过土地改革、五马进京等手段，迅速削弱地方势力，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上，毛泽东推行“统收统支”政策，地方财政收入全部上缴中央，再由中央统一分配。这种模式确保了中央的绝对控制，但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地方缺乏自主权，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多伦多方脸形容这是“国家级的大锅饭”，地方政府因无利可图而缺乏积极性，导致经济效率低下。毛泽东或许更关心权力而非民生，但这种模式在毛时代结束后，让中国陷入了民不聊生的困境。
改革开放：地方自主的崛起与失控
改革开放标志着央地关系的第二阶段。邓小平上台后，中央放弃“统收统支”，推行“分灶吃饭”的财政承包制，允许地方保留超出中央任务的收益。这一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地方政府如同企业般运作，催生了“地方公司主义”。温州与晋江等地的经济模式成为全国标杆，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然而，地方自主权的过度扩张也带来了问题。多伦多方脸以1985年的晋江假药案为例，说明地方为了追求利润，不惜制造假药、假鞋，甚至无视中央的经济规划。温州与晋江的私营经济迅猛发展，远超中央的循序渐进计划，形成“温州模式”与“晋江模式”。更严重的是，地方开始抗拒中央的监管，中央派出的巡查组难以关闭违规工厂，显示出财政下放导致中央权威的崩溃。这种强地方弱中央的态势，让中央担忧地方脱离管控，甚至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分税制改革：中央重掌财政大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成为转折点，标志着央地关系进入第三阶段。中央通过重新分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种，将财政收入的比例从22%提升至55%，重新掌握财政主导权。同时，土地财政和地方债的引入，为央地关系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多伦多方脸认为，这种模式堪称“中国2000年大一统历史中的奇迹”，既保证了中央的控制力，又维持了地方的经济积极性。
在这一模式下，地方通过土地出让金获得主要收入，中央则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和指标分配控制地方财政。地方官员的“GDP锦标赛”制度进一步激励经济发展，形成了中央、地方与市场目标一致的局面。这种模式支撑了江泽民至胡锦涛时期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被多伦多方脸视为改革开放经济奇迹的关键。
土地财政崩溃：央地平衡的破裂
然而，这种平衡在2020年后开始瓦解，标志着央地关系进入第四阶段。随着房价下跌，土地出让金锐减，地方债务问题浮出水面。地方政府过去以土地抵押的融资模式难以为继，财政收入大幅缩水。多伦多方脸指出，2024年中央的债务置换和转移支付规模高达20万亿，远超地方常规收入总和，显示地方已重新依赖中央的财政输血。
这种模式让中国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强中央弱地方”状态，但问题更加复杂。中央的资金分配效率低下，难以精准识别地方需求，形成了“会哭的孩子有糖吃”的扭曲现象。更严重的是，地方失去财政自主权后，经济积极性大幅下降。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持收支平衡，采取了极端措施，如跨地区抓捕企业家、拒绝清退低端产业，违背中央的去产能政策，导致产能过剩等问题。
多伦多方脸强调，这种央地矛盾并非地方故意与中央对抗，而是当前体制下地方无可避免的选择。地方政府的行为已从经济发展的助力，转变为阻碍，甚至可能成为经济进一步下滑的推手。他进一步指出，这种矛盾还可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等。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广东、江浙沪，因其较强的财政基础，或许能勉强维持运转；而内陆欠发达地区则完全依赖中央补贴，进一步拉大了区域差距。这种不平衡不仅削弱了全国经济的整体活力，还可能埋下社会动荡的种子。
两难抉择
对于中共高层而言，当前的央地关系是一个无解的难题。如果继续强化中央集权，地方积极性将进一步丧失，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民怨与社会动荡。但若放松财政管控，地方或许能重拾经济动力，却可能再次出现脱离中央控制的风险，甚至导致类似苏联解体的后果。
多伦多方脸提到，习近平曾尝试通过房地产税和消费税等改革，试图为地方寻找新的收入来源，但这些措施因时机不当而失败。房地产税在房价崩盘时推出，难以实施；消费税则因全国消费低迷而无从下手。这些失败显示出，重建央地平衡的挑战远超预期。他补充说，当前中央试图通过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等新兴领域为地方开辟财源，但这些领域的收益周期长、风险高，短期内难以取代土地财政的角色，地方的财政困境仍将持续。
央地关系：未来的“定时炸弹”
多伦多方脸最后警告，央地关系的失衡不仅关乎经济，如处理不当，地方政府更可能与民众共同成为推翻中共的力量。他半开玩笑地说，与其担心收复台湾，不如关注央地关系的裂痕，因为“广东、江浙沪可能先于台湾走向自治”。他进一步分析，当前民众对经济下行、失业率上升的不满情绪正在累积，若地方因财政危机无法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这种不满可能转化为对中央的不信任，进而引发更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他认为，对于央地关系的未来，无论选择哪条路，中国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