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载体古今对比，知识的“重量”不可同日而语。（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感受知识的重量 解开简牍的秘密
你正看着的这篇文章，有4千多字，在网页上阅读，你不会感觉到“重量”，但对古人来说，这可有多奢侈啊！在纸张发明前，古人主要的书写载体是以竹子、木头辛苦制成的“简牍”，如何书写？为何而写？写了什么？每个问题背后都大有学问。跟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信研究员邢义田院士，解读汉代边疆出土的简牍，发掘隐藏其中的文化流播与帝国治理秘密。
知识不可承受之重——48公斤的《史记》
文字载体古今对比，知识的“重量”不可同日而语。
中研院邢义田院士专精中国秦汉史，在研究生涯中有样东西特别引发他的兴趣，那就是当时的文字载体——简牍。
简牍由竹、木片制成，如用类型细分，“简”又称“札”，可书写单行文字，长约23公分（汉代的一尺）、宽约1公分，厚不过0.1、0.2公分；“牍”则可写两行以上文字，长、厚度与简相当。数枚简用麻绳编联在一起就成为“简册”。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三国，简牍都是主要的文字载体。一直到西元4世纪左右，随着纸张逐渐普及，占空间的简牍才慢慢被取代。不过在中国西北出土的简牍之中，最晚甚至有到唐代还在使用的记录。
“一枚简上，平均只能写38个字。《史记》有52万6千5百多字，算一算就知道得用多少枚简。”邢义田出了一道数学题。
依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典藏的简册来计算，平均一枚简的重量是3.5克，超过52万字的《史记》至少需1万3千855枚简，约重达48公斤，几乎跟一袋水泥一样重。其体积更是高达28万4千310立方公分，约略等于一台冰箱，是纸本《史记》的225倍之多。
邢义田院士亲手制作简册，捧在手上可感受到沉甸甸的重量。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数学题不难，难的是古人要书写、要留下文字记录，得克服多道关卡。
秦汉时期制作简牍全靠手工完成，从砍竹子、树木就地取材做起，接着还要经过去皮、裁切、水煮、火烤等工序，才能做出可以书写的简牍。
把文字誊写上去，又是一项艰辛任务。两汉魏晋时期的图像记录下古人一手拿简、一手悬肘、腕书写的模样。然而，根据邢义田的考究与亲身试验，书手不可能每天维持这个姿势，如何方便、快速、省力地完成工作是首要考量，“伏几案而书”应是日常情景。
此外，古人还会用许多小秘诀让书写工整，例如对照“标尺简”或在简侧边画上墨线，都能让文字与段落在穿绳成册后，保持整齐美观。顺道一提，“册”这个字，就是多枚简编联在一起的样子。
古人为了保持文字规整，会使用标尺简，上头“上下”二字的位置刚好将简面分成三等份；或是在简的侧面画上墨线，皆有提示编绳位置、分栏书写参照的功能。图｜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资料来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简牍出土！静态文字揭示人群与文化的动态轨迹
简牍的内容包罗万象，上至皇帝诏书、部队军令，下至常民书信、商贩帐目，这些竹、木片乘载着悠远的历史、也记录了人们的生活。
20世纪初起，大量的简牍陆续从中国各地出土，累积至今已超过20万件，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这些简牍是谁写的？为何要写？写了什么？每个问题背后都有很多故事。
邢义田指出，简牍记载的文字内容固然具备丰富研究价值，然而字里行间的脉络、文字之外的线索，却是容易被忽略的珍贵细节。
“简牍上的文字，是静态的资讯，但当我们把‘发掘地点’这个空间维度加进来，就可以观察人群迁徙及文化交融的动态变化。”邢义田解释道。
例如，西方史学界在英格兰北部Vindolanda发掘写有拉丁诗句的木牍，当中包含罗马诗人Virgil的《农事诗》。这不仅是罗马帝国曾占领不列颠的明证，更揭示了军队带去的不仅是武力，还有来自地中海的文化。
英格兰北部 Vindolanda 出土的罗马木牍，发现写有罗马诗人 Virgil 的《农事诗》。
（图片来源：邢义田提供）
这些木牍上的诗句，如同历史上一个个“点”，随着征伐的足迹被串连成“线”，再经过后世学者深入研究，最终构筑出一幅宏大的“面”。罗马帝国在欧洲开疆拓土的历史也跟着立体起来。
丝路上的经典篇章：汉代河西简牍中的文化流播
邢义田认为，西方学界这个研究路径，很值得汉字简牍研究借镜。因此，他对中国西北出土的汉代简牍进行深入解析，同样有许多精彩发现。
这些简牍的出土地位处汉代的“河西四郡”，由东南向西北依序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位于今日的甘肃省及周边地带。
当时，这里是荒凉险恶的边疆重地，且与外敌接壤。汉武帝多次出兵征讨匈奴，最终成功夺取河西走廊，打开通往西域的丝路之门。
汉武帝时期疆域，“河西四郡”位居汉帝国与西域诸国之间，是陆上丝路必经之地。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Wikipedia（Jiu Qiaozai CC BY-SA 3.0））
为了巩固边防、开垦蛮荒，汉武帝实施了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政策，将大批贫民、灾民、乃至被放逐的罪犯迁徙至河西四郡。据史载，人数高达70余万！
除了大批来自中原的移民之外，河西地区作为丝路要冲，还有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教士穿梭交流，形成了一块民族、语言极其多样复杂的地带。
在这个文化交汇点出土的简牍，藏有许多文化流播的轨迹可循。
有的简牍出自官署，如日志一般的文字，记载了与西域各国的互动，有政治外交上的动作，也有经贸上的往来。透过这些官方的行政与军事文书，可以更深入了解汉代的规章制度、政府组织与决策运作。
“不过，在那些看起来‘没那么正经’的私人手记中，有时会呈现更生动有趣的文化面貌。”邢义田娓娓道来他的惊喜发现。
在汉代军队驻守地、西域古国遗迹出土的简牍中，发现抄写了习字教科书《苍颉篇》段落的残简，另有多部儒学经典片段（如《论语》、《周易》、《春秋》等），还可见到占卜、相马、历法等方术记载，数量之大，不胜枚举。
看来汉代士兵、西域居民在工作之余，仍把握机会持续学习。汉代成年男子会利用到边疆服役的时间学写字；西域居民则透过学习汉文经典加深与帝国的连系，汉文化因而随着丝路在西域诸国流播。
书写在简上的经典。图中间的简抄录了《苍颉篇》首句“苍颉作书以教”，是边塞士兵练习写字留下的片段。
（图片来源：邢义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
解密简牍请帖：发现佛教传入中土的证据
此外，“宗教”的流传更是一个重要发现。研究显示，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原，从河西一带出土的简牍，就能窥见蛛丝马迹。
举例来说，在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一枚简上，就发现了一段神秘文字：
图｜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图片来源：邢义田提供）
这是一封盛意拳拳的请帖呀！名为“谭堂”的主人恭敬地发出邀请，欢迎对方前来共享简单酒水与音乐，日期与地点也以小字在左下方清楚标明。活灵活现的简短文字，让当时人们的社交生活跃然“简”上。
然而，里面的四个字“小浮屠里”吸引了邢义田的注意。“这不只是一个地名，用‘浮屠’这个佛教术语来为聚落命名，暗示当时的敦煌出现了佛教信徒的社群。”邢义田说明。
这枚简的年代推估为东汉初年，而要形成稳定的信仰社群，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邢义田据此推测，佛教可能早在西汉末年便传入河西地区。此简成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的文献证据之一，弥足珍贵。
简牍为证！秦汉两代已用“数字管理”治国
上述例子，让我们看见简牍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仰赖传统典籍来考证历史，难免有其局限，而这些出自日常行政与生活的史料，正好在历史拼图中发挥关键作用。
简牍除了能印证文献中的记载，有时还能补充细节，提供截然不同的视角。
举例来说，邢义田从简牍中找到证据，颠覆我们对西汉统治观的认知。“我们都熟知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实际情况真的如此单纯吗？”
大量出土的简牍显示，汉代在政策规章的执行细节上，其实继承了秦代“以法为治”精神。如湖北出土的“张家山汉墓竹简”，其中的《奏谳书》记载了22则司法案件，当中以“逃亡罪”的质与量最可观，显示汉代以严密的“户籍制度”控管私自脱离户籍、任意迁徙者，而此制度正是一脉相承自秦代奠基的全民户口登记制度。
汉代固然存在“春秋决狱”这类根据《春秋》义理来办案的“法制儒家化”现象，武帝前的文景之治也确实省刑轻罚、与民休息。但整体来说，从大批简牍史料中拼凑出的官僚体系、规章制度、法规判例，都可以看出汉代“制度化”程度极高，“独尊儒术”可能是一种官方政权用来巩固统治正当性的“大内宣”。
随着邢义田对汉简的研究不断深入，这类有趣的发现层出不穷。例如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表示，中国数千年来缺乏“数目字管理”，但根据邢义田的研究，秦汉两代在数字管理上其实做得相当出色。
“两千年前的大帝国，没有电脑、手机，却能在辽阔的疆域内进行精确的人口统计、土地登记、犯罪记录和司法判决，并透过庞大的官僚系统将这些数据汇集至中央，让班固写进《汉书》中，想想真是不可思议！”邢义田忍不住赞叹。
广地南部永元五年至七年官兵釜硙月言及四时簿（国宝）。迄今出土的汉简中，木简、墨迹及编绳保存最完整的一件，上头按月及四时，记载各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及情况，显示汉代军纪严明、重数字管理。（图片来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AI来帮忙？简牍研究可望再创新局
从简牍记载的文字内容、到文字外的语境脉络，就连简牍作为一个“物体”，其材质、工法等诸多细节都值得深究，可说是秦汉历史研究的素材宝库。
近年来，不只在中国西北，长江流域也陆续有大量简牍出土，这对于历史学界来说，是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但也同时引发学者们的感慨：“这么丰富的素材，何时才能研究完？”
对于后继的简牍研究者，邢义田抱持热切的期待。他认为，庞大的素材意味着无穷尽的研究课题，若持续深入，或许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会为秦汉史打开令人惊艳的新局。更何况，随着科技的进步，要消化这么多资料，我们多了一些好帮手。
AI 技术的进步，让古文字的辨识效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
邢义田兴奋地表示，大英博物馆已利用AI来拼缀楔形文泥版，并翻译出上面的内容。另一个跨国团队，也靠着AI解读罗马庞贝城中被熔岩碳化的古卷，成功辨识出超过2千个古希腊字母。
至于在中文的学术社群中，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简牍整理小组释读出12万字居延汉简，近年更训练文字模型，从前后文脉络推测难以识别的文字。
所有释读成果收录在“简牍字典—史语所藏居延汉简数据库”，当中具备影像字符自动标注、多图像比较等功能，辅助研究者判断简牍间的相关程度，大幅提升“断简残编”修复的可能。
简牍字典具备影像字符自动标注（上）、多图像比较（下）功能，辅助研究者判断简牍间的相关程度，提升“断简残编”修复的可能。
（图片来源：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随着科技与学术的结合，我们正在加速揭开历史的神秘面纱，但邢义田也不忘提醒，科技进步的速度太快，人类切勿在洪流中乱了阵脚，迷失“生而为人”的定位。
“新科技只是工具，当你能够发挥‘人’的独特价值，就可以善用工具，而不用担心被工具取代。”他如是说道。
在邢义田眼中，大数据再怎么厉害，终究只是“已知”的汇集。对于“未知”的渴求与探索、永保好奇、不满于现状的精神，才是人类最可贵的特质。这也是他踏上学术之路的初衷。
追求未知的浪漫 用古老仪式向知识致敬
邢义田院士的学思历程，如一段追求未知的浪漫旅程。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其实我研究秦汉史及简牍，多少有一点误打误撞。”邢义田以开朗的语气侃侃而谈他的学思历程，我们仿佛看见50年前那位天性浪漫的史学青年。
邢义田一开始最向往研究的，是古希腊、罗马历史，那是他心中浪漫想像的寄讬，荷马史诗描绘的神话世界，充满距离的美感，也吸引他飞往海外投入研究。博士论文更比较研究了罗马奥古斯都与西汉刘邦，探讨军队在王位继承中的角色。
但在他学成归国后，发现台湾当时的学术资源，还不足以支持希腊罗马史的深入研究，于是他转而将目光投向秦汉史，这个同样充满魅力、且与西方古文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领域。
基于相同的热情与好奇，邢义田开始对古老的简牍产生研究兴趣。揣摩古人在简牍上写下文字的情境与心情，让他像是穿越时光隧道般，神游两千年前的世界。
为了更真切体验这种心灵共鸣，邢义田做了很多尝试。他实地走访简牍的出土之地，特地锯了一段当地的胡杨木，感受木料的弹性、硬度与触感。古人将弯曲木头加工成简牍的技术，让他啧啧称奇！
邢义田院士拿出简牍的原料胡杨木，让我们感受木料的弹性、硬度与触感。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他更勤练书法，在仿制的简牍上用隶书一笔一画写下文字。宛如回到那个书卷是奢侈品的年代，邢义田的研究室堆着一卷卷亲手制作的简册，他用古老的仪式向知识致敬。
简牍所展现的，不仅是两千年前的文字记录，更是我们立足今日与过去对话的桥梁，透过静默的木、竹片，我们听见了那个时代的众声喧哗。
如果我们此刻记录下的只字词组，也将成为千万年后的人们用来窥视现代的窗口，那么或许我们更该惕励自己，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段知识探究的历程。正如简牍上的文字在时光中重生，我们也会在跨越千年的对话中，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邢义田院士不仅研究简牍，更亲自模拟古人在简上笔耕，用古老的仪式向知识致敬。
（图片来源：台湾中央研究院 研之有物）
2024-09-23
采访撰文｜黄楷元
责任编辑｜田偲妤
美术设计｜蔡宛洁
文章出处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研之有物】
原文网址：https://research.sinica.edu.tw/i-tien-hs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