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4日，89民运领袖周锋锁在公民会主办的多伦多六四36周年纪念活动上回忆历史。（图片来源：Brucy提供)
89民主运动之所以能够不断被纪念，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体现了人类最稀缺、最宝贵的精神资源——自由、尊严与希望。在那一刻，这些精神如火山般爆发，冲破了专制政权的桎梏。人们卸下强加于身的琐碎与面具，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这并非突如其来的现象，而是经历了漫长的酝酿过程。当时的处境与今日许多人面临的挑战相似：彼此猜疑、谨言慎行、组织活动乏人问津。然而，即便人数寥寥，坚持纪念这场运动的人们彰显了其无比的重要性。播种的时刻往往最艰难，但也最珍贵，因为这代表了勇于承担责任、捍卫理想的决心。
亲历天安门广场的见证
2025年6月4日，89民运领袖周锋锁（前排左一）参加多伦多支联会主办的纪念六四36周年游行。（Brucy提供）
作为亲历者，我是最早抵达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也是最后离开的人。在那个命运攸关的夜晚，当坦克驶入、鲜血染红街头时，局势极为危急。民主女神像屹立到最后一刻，我们面临一个关键抉择：坚守还是撤离。刘晓波、周舵和侯德健与军方谈判，争取到和平撤离的机会。然而，这一决定充满争议。部分学生希望坚守广场，他们的呼声在混乱的喊声中似乎更响亮；但侯德健手持扩音器，宣布撤离。我当时认为坚守的声音更强烈，并与他争论，但最终撤离的决定占了上风，学生队伍开始移动。
即便在生死关头，学生们仍展现出惊人的组织与协调能力。清华大学的同学记录下现场所有人的姓名，有人甚至留下了类似遗嘱的信件。撤离过程井然有序，北京大学的学生率先离开，清华大学的学生则留到最后，扛着清华的旗帜。我仍记得当时的泪水、破晓时分，以及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军队。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那个我们驻守近50天的地方，我当时发誓一定要回来。2014年，六四25周年时，我闯关回国，回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实现了这一誓言，尽管第二天便在旅馆被捕。但这次行动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
油印机的历史召唤
我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广播站，是抗争期间最重要的沟通平台，让自由与真相的声音传遍四方。
在六四运动的最后时刻，当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面临生死抉择时，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将一台珍贵的油印机带离现场。这台油印机不仅是当时学生用来印刷传单、传播自由理念的重要工具，更承载了无数人的心血与抗争记忆。撤离时，有人甚至喊着“这是高速油印机，是我们的高科技，我们要抬回去继续战斗！”这份决心令人动容。没想到，三十多年后，这台油印机竟以一种近乎奇迹的方式，重新回到我的手中，成为六四运动的历史见证。
这台油印机的传承之路充满曲折。当晚，学生们冒着坦克与毒气弹的威胁，将它绑在自行车上，推离天安门广场，沿着西长安街返回清华大学。途中，坦克冲来，毒气弹在他们身旁爆炸，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气味。油印机表面甚至殒留了毒气弹的化学殒留物，这些痕迹至今仍是军队暴力镇压的铁证。最终，这台油印机被一位参与者的家庭小心保存下来，先是由母亲珍藏，后来传给了她的女儿。这家人历经两代，以无声的坚守保护着这份历史记忆。多年后，当女儿离开中国来到美国时，她将油印机小心包装，抹去标志，辗转交到我手中。
当我亲手接过这台油印机时，内心涌起无比震撼的情感。这不仅仅是一台老旧的机器，它是无数人理想的结晶，是那场运动中自由与真相的象征。看着它，我仿佛听到三十多年前广场上的呐喊，感受到那些年轻人为信念付出的代价。油印机上的每一道刮痕、每一处殒留的痕迹，都在诉说那段不屈的历史。它回到我手中，犹如历史对我的召唤，提醒我肩负的责任——将六四的真相传承下去，让这些牺牲不被遗忘。这台油印机现存于纪念馆，供后人见证那段波澜壮阔的抗争岁月，也激励我们继续为自由与尊严而奋斗。
六四的遗产与纪念的挑战
六四运动，常被称为“六四”，实际上是一场复杂且影响深远的全球性事件。即便作为亲历者，我对它的了解也仅是冰山一角，但每一个听到的故事——关于生死、信仰与尊严的故事——都深深震撼人心。在过去36年中，许多曾参与天安门广场抗争、甚至一起坐牢的人，逐渐因生活的洪流而淡出。谋生不易，有些人在中国贫病交加中去世，如齐志勇等人，因他们不愿放弃信念；也有人选择同流合污。对我而言，坚持纪念、持续收集整理六四文物，犹如接纳一道闪电，将这些珍贵的记忆融入生命。
谈到“坦克人”，最著名的生还者是方政。他在2009年被人权组织从中国带到旧金山安顿。当坦克冲来时，他选择推开同学，自己却被碾断双腿。他的伤口永远无法完全愈合，健康深受摧残，但他始终坚守良知。共产党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摧毁肉体，更在于奴役灵魂，试图彻底改写历史。许多受害者选择接受官方版本以换取生存，而像方政这样拒绝谎言的人，则被体制长期排斥。
在天安门广场，当38军冲入时，我是最早向他们喊话的人之一，后来得知那个地点有许多人丧生。我幸运地活下来，撤离时坦克离我很近，坐牢仅一年。如今，我拥有健康的身体与自由的心灵，感到无比幸运。但每年我们关注的这些人，特别是人权组织支持的案例，仍远远不够。我们不断听到振奋人心的故事，也见证天安门母亲这一组织的坚韧。她们是少数仍为逝去亲人发声的受害者家属，但如今约15%至20%的成员已在等待与煎熬中去世。在自由的国度有机会发声，是我们每日的责任。
六四精神的全球影响
纪念六四常让人感受到悲伤，但其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六四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激励着全世界。严格来说，这是“八九民运”的精神，而非仅仅是六四屠杀。它从北京辐射到全国乃至全球，影响深远。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加拿大外交官，他说若没有36年前北京的抗争，他不会从事今天的工作。许多美国人、欧洲人也告诉我，八九民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在1989年5月，天安门广场成为全球瞩目的舞台，展现了共产主义被人民唾弃的历史性时刻。当时的中国人展现出自信、自由与自尊，与后来共产党制造的绝望、躺平与愤世嫉俗截然不同。
问答环节
问：为何八九民运未提出“打倒共产党”的口号？
八九民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分为多个阶段：从胡耀邦逝世到戒严宣布的和平请愿，从戒严到六四的和平抗暴，以及六四后的武装反抗。早期以学生为主的抗争经过深思熟虑，采取和平理性方式，建立了全民共识，甚至包括共产党内有良知的人士，如赵紫阳。这一共识揭露了共产党的非法性。六四屠杀后，政权丧失合法性，形同外来占领军，“打倒共产党”成为自然而然的诉求。
问：为何北大先撤、清华最后撤？如何在无现代通讯的情况下组织撤离？若无香港黄雀行动，学生能逃离吗？
撤离顺序与各校位置及角色有关。北大常提出倡议，清华则负责支持与执行，如建立广播站，维持广场秩序。清华学生多担任纠察队，负责殿后。广场上，广播站是主要沟通渠道，学生自发形成秩序，展现了民主下的和平与尊严。香港在六四中至关重要，提供帐篷、联系学联，并在黄雀行动中帮助民运人士逃往西方。若今日重演，面对金盾工程与天网，逃离难度极大，但香港的共同记忆仍是六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