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5年6月17日讯】（看中国记者高芸编译/综合报导）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周一(6月16日)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目前已拥有至少600枚核弹头，并以每年约100枚的速度迅速扩张，其核武库增长速度已超越全球其他国家。
报告警告，全球正步入一个新的核军备竞赛时代，而中国正在悄然重塑全球核力量格局。美国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上周在国会听证会上也表示，中国正在“持续快速扩张其核力量的努力”，已构成对美安全的重大挑战。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进一步指出，到2030年，中共核弹头总量可能突破1000枚。
在美中贸易与地缘政治对抗持续升级之际，中共军事扩张带来的安全威胁也愈加引发美国战略界警觉。
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日前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新的地缘政治较量，而中共已成为当前最关键的对手。他呼吁，美国应当借鉴冷战时期对抗苏联的成功经验，重拾被长期忽视的非军事战略工具，重建涵盖外交、传播、发展援助与经济政策的国家战略体系，以“兵不血刃”的方式全面应对中共带来的挑战。
盖茨在文章开篇引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的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指出，当年美国正是依靠经济、科技、外交、战略传播、人道援助、安全合作、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非军事手段，避免与苏联发生灾难性的热战，并最终赢得冷战。他强调，尽管苏联在军事上具备威胁，但在经济、科技和全球影响力方面远不如美国。
然而，今日面对中共，美国面临的威胁更加复杂。盖茨指出，中共正通过不对等贸易和网络渗透手段对外扩张，并借助所谓的“一带一路”和“数字丝绸之路”项目，在多个国家推动影响力布局。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共通过资金援助、宣传渗透和媒体扩张，制造对美不利舆论，其手法相比冷战时期的苏联更加隐蔽且系统化。
盖茨警告，为避免与中共爆发直接冲突，美国必须继续强化军事威慑力，但真正赢得这场较量，还必须依靠广泛且协调的非军事手段。他指出，川普(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重组了多个功能落后的旧机构，反而为重建国家战略能力提供了机会。当前的任务是跳脱过去的官僚与程序缺陷，构建一套更高效、精简、有问责机制、并能动员私营部门力量的现代化系统。
盖茨指出，中共正加紧扩大对外渗透与操控能力，尤其是在军事工业和关键供应链方面加快布局。在全球稀土精炼领域，中共通过政策扶持与市场操控掌握主导地位，使美国在这一关键资源上形成高度依赖。同时，中共还借“一带一路”大举输出贷款与工程项目，与约150国建立协议，在60多个国家掌控或运营超过100座港口，企图以经济依附换取政治支配与地缘杠杆。尽管中共与120多个国家维持贸易关系，但其真正目的是利用经济控制达成政治目标。
他回顾说，早在2000年代初，习近平的前任胡锦涛便斥资数十亿美元打造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目前，世界各国几乎都能接收到中国的广播、电视、社交媒体内容和文化教育项目，而这些渠道长期灌输的信息是：“美国正在衰落，中（共）国是唯一可靠的经济伙伴。”
盖茨指出，中共正在反向利用美国过去主导的非军事影响工具，将其变成对外操控与舆论渗透的工具。而与此同时，美国自冷战结束后对这些关键软实力工具的关注持续下降。1994年，美方主导的军民两用技术出口控制委员会被撤销；1995年，美国众议院投票废除国际开发署（USAID）；1998年国会更授权总统完全终止该机构，尽管克林顿总统最终未执行。同年，美国信息署（USIA）也被解散，导致美国在全球战略传播中失去了中枢机构。
他批评称，虽然这些机构部分职能被移交给国务院，但资源和权力均大幅缩水，而各政府部门又纷纷发展自己的对外援助与传播项目，导致国务院既无主导权，也无整合力，政策呈现出混乱、重复、浪费、扯皮的状态。一些如USAID和全球媒体署（AGM）这样的机构，甚至无视国务卿甚至总统的政策方向，脱离国家战略大局。
文章还提到，自冷战结束后，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都对传统机构失去信心，纷纷绕开既有架构，另设替代方案。他列举了多个例子：克林顿提出的非洲减债计划、小布什（George W.Bush）政府设立的“千禧年挑战公司”（MCC）和“总统防艾紧急救助计划”（PEPFAR）、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非洲电力计划”（Power Africa），以及川普政府的“繁荣非洲计划”（Prosper Africa）与“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DFC）。
在盖茨看来，重塑非军事战力的关键并不在于新建机构，而是重组现有体系。他建议将发展援助统一整合至MCC和DFC，并直接向国务卿汇报。人道援助与国际医疗事务，则应仿照PEPFAR模式继续由国务院管理。
针对战略传播领域，他指出，美国政府目前有14个部门、48个机构从事相关工作，但彼此缺乏协调，至今没有一套统一的战略。他主张由国务院统一领导，并点名批评年预算达7亿美元的全球媒体署，长期拒绝接受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指导。
他强调：“媒体的编辑独立与诚实报道固然重要，但作为政府工具，必须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
在经济战线方面，盖茨指出，经济制裁与技术出口限制曾是赢得冷战的重要工具。美国早在1949年就开始限制对苏联的技术转移。他表示，近年对中共的出口管控是“虽迟但必要”的修正措施。同时他提醒，如果中共是主要对手，美国应避免将“经济制裁”滥用于潜在盟友。他强调，唯有联合理念一致的国家共同施压，才可能促使中共改变行径。
盖茨认为，特别是在“全球南方”，美国的外交存在至关重要。他反对关闭使馆，并主张所有外交岗位都应由正式确认的大使出任，确保美国声音与影响力不缺席。
他也明确指出，如果没有充足的财政投入，即便重组体制，也难以发挥实质作用。
在意识形态方面，盖茨强调，美国长期以来在人权与自由议题上的坚定立场，是国家软实力不可或缺的一环。他指出，美国能在冷战中赢得世界尊重，正是因为坚定倡导自由、人权与人的尊严。他表示，“美国优先”不应意味着放弃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他特别提到，“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和“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等组织，长期扮演推广自由理念的关键角色。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在对华博弈中忽视这些价值，将沦为另一个仅靠交易维持地位的大国，失去建国以来独有的道义优势。
盖茨最后强调，川普政府对旧体制的“重整”提供了难得的重建机会。他直言，如果美国继续忽视这一领域，将彻底把战略主导权让给中共。他呼吁，总统与国务卿应尽快联合国会，制定一套全面国家战略，统筹非军事资源，用于对抗中共这场全方位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