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1955年12月28日—2017年7月13日），吉林省长春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25年7月15日讯】今天是刘晓波先生离世八周年。刘晓波先生曾说：“现代化意味着全盘西化……选择人性的生活，就要选择西化……西化与中国制度的区别就是人类与非人类的区别。”这句话在当时中国社会引发强烈争议，但在我看来，这是对中国文化与政治现实最深刻的批判之一。站在自由、民主、人权的立场上，我完全赞同刘晓波的判断：中国想真正实现现代文明，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文化转型，这场转型的方向，正是“全盘西化”。
一、为什么“全盘西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许多中国人对“西化”有本能的排斥，认为这是对中华传统的背叛，是文化自卑。事实恰恰相反，真正的自卑是那些嘴上高喊“文化自信”，却拒绝基本人权与民主制度的人。他们对“全盘西化”的恐惧，源于对既得利益的维护，不是对文化本身的尊重。
我们常常被告知，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有儒释道的智慧，有唐诗宋词的浪漫。我认为这些不值得骄傲，文明的核心从不是古老本身，应该是能否回应当下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个体是否有尊严，权力是否受到约束，思想是否可以自由表达？那些否认“全盘西化”必要性的人，实则是在用文化作保护伞，维持旧有等级与权力结构。他们用“传统”绑架人民，把封建的残渣当作国粹，而对自由、平等、法治这些价值却嗤之以鼻。
西方文化不是某个种族的私产，是一种现代文明的制度与价值观的总称。它的核心是理性、法治、个人自由、言论开放、民主制度，以及对个体尊严的承认，提供一个制度与道德的框架，让人类文明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放弃封建专制、家族至上、权力崇拜这些落后的文化根基。
二、文化不变，制度不可能真正现代化
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一直在试图“中体西用”——表面引进西方的技术与制度，但内核仍坚持儒家等级秩序与专制逻辑。这种妥协的产物导致了一个怪胎式的“中国模式”：既有高速的经济发展，又有严重的人权压迫与制度腐败；既有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又有对基本公民自由的系统打压。
“中体西用”的本质，是一种文化上的逃避与政治上的自利。它让人误以为现代性只需要技术和经济，而不需要政治参与与制度革新。但现实一次次地告诉我们，没有制度保障的发展，终究是沙上建塔。中国的高速增长，掩盖不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因言获罪、劳工维权被镇压、维权律师被失踪的现实。经济繁荣可以用GDP包装，但文化与制度的落后，却渗透在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之中——不敢说话、不敢上网、不敢思考。
真正的制度现代化必须以文化现代化为前提。制度的建立不只是技术安排，它根植于人的价值观与行为逻辑之中。一个崇尚“权威即正义”的社会，是无法承载现代法治的；一个把“听话”视为美德的民族，不可能孕育真正的公民社会。
我们不能指望在一个“跪着”的文化中，生出“站着”的制度。民主不是一纸宪法，是一种公民日常行为的总和。民主社会拥有自我纠错的机制，而中共中国至今无法面对历史、拒绝反思罪责，甚至连一个普通人说真话都可能成为“煽颠罪”。这种制度畸形的背后，正是文化上的不敢担当与故意逃避。
三、历史告诉我们：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经历了“全盘西化”的过程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个主动向西方文明全面学习的典范。二战后的德国、韩国、台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从威权到自由的文化转型。它们无一例外地将西方启蒙思想内化为自己国家的文明基础，最终实现了民主与繁荣的统一。
这些国家复兴经验说明，他们在经历战争、压迫、失败之后，依然选择了以自由为基础的重建之路。他们用制度保障每个人的权利，用教育培养独立的思想，用媒体监督权力的运行。拣起了文化中真正有生命力的部分，与几次工业革命的现代性结合，开出更成熟的果实。
相反，那些拒绝西化、坚持文化例外论的国家，如朝鲜、伊朗、中共中国，都陷于集权、仇外、落后与暴力之中，成为现代文明世界的另类。
所谓“文化例外论”不过是极权政权的遮羞布。它用民族主义的话术掩盖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它高喊“文明冲突”，实则是文明拒绝。要勇敢面对自己文化中的黑暗面，不为旧制度献花，而为新文明铺路。
四、“全盘西化”并不等于“西方至上”，而是向文明对齐
中国真正的“文化自信”，是敢于承认落后，敢于改革自我，而不是把几千年的传统当作挡箭牌，继续为统治者服务。脱离愚昧、专制与对人性的压迫。
文化自信，不是夜郎自大，而是敢于接受批评、正视缺陷、走向融合。要敢于剔除中国文化中早已腐烂的部分。不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就对“愚忠、愚孝、愚信”视而不见。西化，不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让我们找到通向普世价值的钥匙。
我认同刘晓波的话，因为他敢于直指中国文化的根本弊病。他不迎合大众情绪，不取悦权力中心，是把“现代化”的问题从表面拉向了内核——文化。如果中国不能完成“文化西化”的深层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治民主和制度法治。
刘晓波是一位殉道者。他的离世，是中共强权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在文化上长期逃避自省的写照。他用一生的文字与发声，唤醒沉睡的良知，照见我们尚未准备面对的深层问题。八年过去了，他的声音依旧清晰，而我们也应当思考：纪念他，既是点燃一根蜡烛，也是走上那条他未竟的路——以文化更新为起点，以自由、人性与尊严为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