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 （图片来源: 公用领域 维基百科）
【看中国2025年7月17日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昔日占据半壁江山的社会主义阵营顷刻星散，许多国家转身投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改旗易帜。曾经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也参与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
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世纪反而发展的越来越好，社会主义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按理来讲不应如此迅速的灭亡。
这也导致了网络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也有一部分认为人类社会的最好的形态就是资本主义，更有相当一部分逆天种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资本主义全都是幌子。
既然如此，那么这篇文章我们也就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走向了资本主义复辟。
一、官僚特权阶级
冷战年代，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脱胎于二战的民族独立浪潮。在红色政权成立之前，它们大多深陷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整个国家的人识字率极低，绝大多数底层民众目不识丁，这种条件无法让底层人民参政议政。于是，"谁来执掌国家"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为了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行，夺得政权的新统治阶级只能把旧社会留下的知识分子，或者从国外请回来的留学生，还有新的知识分子，安排到需要"高能力"的岗位上，也拿着相对于底层人民而言更高的工资。
若以中国50年代为例，1956年7月6日，国务院(56)国议习字第54号下达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工资标准表》中规定，行政一级至三级(国家主席、副主席、委员长、副委员长、总理、副总理)工资为644元、581元、517元；部长、副部长、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行政四级至八级，工资为460元、414元、368元、322元、287.5元。（数据来自于中国新闻网）
而在当时，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有为8元。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新国家成立后百废待新，国家需要大量的人才；二是大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普通老百姓无法从事这些工作。
于是，几乎所有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实际权力都集中在知识分子手中，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少数技术精英长期占据关键岗位，这些岗位包括政治、科研、经济等等，使他们逐渐固化为官僚特权阶层。
尽管如此，这些国家毕竟未走资本主义道路，其政治合法性仍建立在"为人民服务"这一叙事之上。因此，即便难以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主人，统治集团也需在政策上作出妥协，以维系这一合法性；而资本主义国家则公开以资本利益为最高准则，其为资本家而服务。两者在此仍有根本区别。
我们将这种社会主义制度称之为"历史社会主义"，当然这种说法也有部分人并不认可，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是共产主义，而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最初形态，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仍然是存在阶级，所以也有人认为历史社会主义其实也是属于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之一。
二、修正主义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复辟
十余年后，开国领袖溘然长逝，官僚特权阶层随之完成由流动到固化的关键一跃：职位代际相传，资源内部循环，权力自此板结成一块敲不碎的铁板。
当阶层彻底板结，官僚特权集团便高举出"修正主义"的新旗帜，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以此为据，悄悄收起了"世界革命"的横幅，随即整队驶入全球资本主义赛道，与西方列强同场竞逐。
苏联参加雅尔塔会议不仅仅只是制定了二战后的格局，同时也标志着苏联已经放弃了世界革命。还有就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标志着中国加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加入了国际分工。
再往后，这些早已肥硕的特权阶层愈发胃口大开。他们把"自由贸易"奉为新的圣经，把国家的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医疗、教育等行业，乃至水、电、粮、房这些关乎百姓一日三餐、生老病死的命脉，统统挂起"欢迎投资"的招牌。壁垒尽撤，外资如潮涌入。
变成跨国资本的游乐场，而特权者自己既收门票，又享分红，稳稳地把"国家利益"切割成私囊里叮当作响的硬币。
在城市，他们把原本国营工厂、医院和学校挂牌出售，一夜之间变成私人股权、私人医院、私立学校；在农村，他们把集体农庄拆散，把大型拖拉机、收割机按户切割，最后机器只剩下一堆螺丝和废铁被当废钢卖掉，每家分到的地所获得的收入可能还无法满足一家子人的基本需求。
随后，他们公开否定此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成果，却向大众反复承诺：只要继续这样"改革"，人人都会富起来，而结果是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大多数的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的手里。
随着私有化一步步推进，这个原本以公有制为根基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让生产资料落回私人手里，公有制名存实亡，国家也由此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复辟。
马克思曾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三、本该灭亡的资本主义为何会越来好
世界上人这么多，大家的观点也不一样，这里面也一定有人认为：既然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那为什么到现在了资本主义反而发展得越来越好。
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在当年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结论未必能适应现在的情况，但是历史没有终结，历史的大方向是必然的，即使中间有些许偶然和挫折。
马克思最初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地定位于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判断的根据是因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功能进行高强度的剥削，这会促使无产阶级的规模扩大。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法国、普鲁士等地，产业革命已使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但剩余价值率亦同步攀升。工厂普遍实行12—14小时工作制，计件工资被持续压低，导致工人实际收入仅足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限度，甚至低于生理生存线。
官方调查报告显示，曼彻斯特、里昂等工业城市工人聚居区的平均居住密度达到每间地下室6—8人，婴儿死亡率比资产阶级区域高出2—3倍；同时，纺织、采矿部门大规模雇佣10岁以下童工，其劳动时间占比与成年男工差距不足20%，直接破坏了下一代劳动力的生理与技能基础。
1847年经济危机期间，英国棉纺业库存积压达全年产量的37%，但企业主以"维持价格"为由销毁布匹，而非用于改善工人生活。马克思据此指出，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求，使其宁愿破坏使用价值，也不愿突破商品—货币—资本的循环逻辑，从而加剧了资本与劳动的制度性对立。
综合上述，当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在生产力最发达、剥削最彻底的地域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此爆发。
三、为何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越来越好了
19世纪中叶的交通、通信与军事技术尚未突破主权疆界，资本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重组生产，因而高生产率带来的剩余价值只能通过对本国劳动人口的极限压榨来实现。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后，运输革命、信息革命与全球金融基础设施的同步演进，使资本得以将劳动过程拆分为可跨国配置的价值链环节。以美国为代表的核心国家凭借对尖端技术（半导体、软件、航空、生物制药等）的垄断，将高创新、高利润环节留在本土，而把标准化、劳动密集型环节外包或外迁至半外围、外围国家。价值链条的空间重组不仅显著压低核心国家的直接剥削强度，还通过技术租金、专利费、品牌溢价及全球定价权，持续将外围与半外围国家创造的大量剩余价值转移至核心国家，从而形成一种以技术—金融优势为基础的"全球剥削"机制。
核心国家将取自外围与半外围的剩余价值划分为两条支出路径：其一，以较高工资、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形式回流本国劳动者，直接缓冲劳资对立；其二，以研发投入、产业升级和知识产权布局形式再资本化，持续锁定高附加值环节。正是这种"价值回流—矛盾缓和—技术锁定"的循环，使核心国家得以在维持国内阶级妥协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分工中的支配地位。
此外，众多外围与半外围国家虽拥有若干"旗舰企业"并掌握局部尖端技术，但其产品架构仍深度嵌入由核心国家主导的技术生态：关键IP、核心零部件、设计工具及行业标准均来自西方。
这些企业规模的扩张尽管在统计意义上抬升了所在国的GDP与出口额，实则通过专利许可费、技术提成、关键元件溢价等机制，持续将利润流量输回核心国家。结果，外围—半外围的"产业升级"非但未削弱，反而以租金形式强化了核心国家对全球技术红利的再分配权。
阿里巴巴招股书显示，截至最新披露，软银集团仍持有14.2%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其董事会席位与重大事项表决权使日方在战略决策中拥有实质性影响。
腾讯控股层面，Prosus（Naspers旗下）持股24.01%，叠加挪威主权基金、贝莱德、先锋集团等欧美机构投资者的持仓，外资合计比例已接近68%。尽管腾讯通过VIE架构实现境内运营控制，但利润分红及资本增值的大部分仍流向海外股东。
华为虽外资持股为零，且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占据约30%份额，但其基站芯片、射频前端、EDA工具及操作系统生态仍依赖ARM架构、高通射频、Synopsys/Cadence设计平台等西方核心IP。由此，华为每在海外销售一台5G基站，均需向上述技术持有方支付专利费与授权提成，使得核心国家得以在其"去外资股权"模式下依旧分享垄断租金。
因此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过得越来越好靠的并非是其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是将剥削对象扩展至了全球，吸全球劳动人民的血来养活自己。
曾经历资本主义复辟的原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普遍固化于中低端环节，一方面，以"半外围"或"外围"身份参与全球价值链，主要向核心国家输出低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与初级原料；另一方面，其高科技产业仍高度依赖西方技术、设备和专利授权，难以突破由核心国家主导的技术—资本壁垒，从而在实质上持续为后者的再积累提供廉价资源与利润通道。
四、半为国家或者外围国家能否晋升核心国家
这个需要看情况。
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小体量国家，他们往往会因为国际政治等因素，会被核心国家援助支持，像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扶持的话，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仅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晋升到核心国家的行列中，而其代价便是以主权让渡换取技术—资本通道，并由此形成对美长期、制度化的非对称依赖。具体而言：
美国通过《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两国本土保有大规模常驻部队与前沿基地，掌握战时指挥权（直至2023年韩国才收回平时作战权，但战时仍需美韩联合司令部指挥）。这使日韩的军费开支、武器采购、军工研发路径均被纳入美国的印太战略框架，难以独立制定国防政策。
美国以"技术援助"名义向日韩输出半导体、航空、核能等关键领域的早期专利与设备，但附带严苛的出口管制与再转让限制。例如：
日本在1950—70年代获得的晶体管专利池，须以"防卫生产"名义向美共享改进成果；韩国三星、SK海力士在1990年代接受的美国风投与IMF纾困资金，实际以股权质押和专利交叉授权为条件，使美方享有技术迭代方向的话语权。结果是两国虽跻身"高端制造"，却始终处于美国主导的技术生态与标准体系之内。
日韩央行在关键节点（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雷曼冲击）均以换取美联储货币互换额度为前提，接受IMF—美国财政部的结构性改革方案，包括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提高外资持股上限。由此形成"美元流动性—华尔街资本—本土财阀"三位一体的金融结构，核心国家可随时通过利率、汇率与资本流动调节日韩的经济周期。
美国将日韩纳入"芯片四方联盟"（Chip 4）、"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排他性机制，要求其在出口管制、供应链"去中国化"议题上与华盛顿保持同步。日韩政府若尝试在中美之间寻求更大战略回旋空间，即面临"技术断供""情报降级"等直接威慑。
还有一种就是像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体量国家，这两个国家也是世界上的主要半外围国家之一，半外围国家由于过度的劳动剥削之后使生育率下降，劳动者的反抗意识增强，导致其劳动力成本升高，相比于外围国家不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但是相比于核心国家在高科技产业方面也并非具有国际垄断的优势。
因此半外围国家的矛盾相对于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而言是最为严重的，所以半外围国家也是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爆发新一轮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地区，而外围国家始终都有红色武装力量的存在。（比如印度和菲律宾等等的国家都存在"红军"，他们在国际上被定义成反政府武装）
因此半外围国家的政权想要继续存在，并且在未来继续发展，有两种路径可以走。
一种路径表现为对本国既有生产力的主动毁弃：通过关闭、拆解工厂，人为制造大规模失业，以重新压低劳动力价格。然而，该策略的风险系数极高——它不仅直接削弱国家工业基础，也极易触发广泛的工人反抗与社会动荡。
另一条路径在于与本国劳动人民共担代价：以贸易保护为制度屏障，限制乃至阻断外国资本的市场准入；通过关税、配额、国产化比例要求及研发补贴等手段，为民族企业营造可预期的成长空间。在财政、金融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政府可进一步扩张对私营部门的干预深度——以股权参与、信贷定向、价格管制乃至国有化等方式，将关键产业链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系中重建积累循环。（国家资本主义）
俄乌冲突爆发后，西方资本对俄罗斯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金融—产业"双重脱钩：一方面，大规模撤出直接投资、技术许可与供应链节点；另一方面，冻结俄央行及商业银行的海外资产。
这一外部冲击在客观上切断了核心国家对俄的资本与标准渗透，为本土民族资本腾出了市场空间。国有与私营企业在能源、军工、农业及替代进口领域迅速扩张，国家对关键产业链的控股比例与调控能力同步提升，形成了具有国家资本主义特征的"准核心"结构。当前，俄罗斯社会呈现高就业、低外债、财政盈余与通胀可控的组合，政治与社会秩序总体稳定。
所以现在的俄罗斯其实算一个准核心国家。
而中国的情况则更为复杂，即使中国获得了核心技术对全球进行剥削，但由于其庞大的人口数量即使真的成为了核心国家也无法使全体中国人民都过上像美国人那样的高水平生活。
并且中国若想成为核心国家，那需要在短时间之内出现几百个像华为那样的垄断型企业（美国就有非常多的堪比华为甚至超过华为的企业），这很显然是做不到的。
五、结语
本文不仅剖析了原社会主义国家何以发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制度根源，也揭示了中国在持续扩张的经济总量背后，为何社会矛盾反而趋于尖锐、国民生活压力不断加大的内在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