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国旗（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自2024年5月以来，由中国国民党及台湾民众党提出的一系列名为“国会改革法案”的法律修正案所引发的争议及后续风波延宕至今，从青鸟行动到大罢免潮，自立法院扩权开始，曾有自媒体人评论台湾恐步入“宪政危机”。中华民国行宪至今已有77年，现施行于台澎金马的宪法增修条文亦历经了八届总统直选，在历史的今天，台湾是否真的面临宪政危机？这部被胡适誉为“比美国宪法还要进步之宪法，为世界上最合乎民主之宪法”的《中华民国宪法》对两岸未来意味着什么？在现代潮流席卷的当下，今天的人们或许已很难理解在百年前天下变革，帝制步入黄昏，中西思想交融的时代里，中华传统士人菁英之所思所想。本文不涉入当下纷争，也不做冗长的学术据论，谨以现世纷乱为楔子，结合谶纬、掌故，在历史步入新天象的档口，抛砖引玉，浅析中华民国宪法之来源、现状与两岸之未来。朽桨扬波，愿不负推舟之力。
1.昊天垂佑 奠立中华
数千年来，中华大地历经朝代更替，五德终始，在上天的注目下，朝朝代代如走马灯匆匆过场，留下璀璨衣冠文物、艺术人文，如海外华人媒体《千古英雄人物》系列序言中所言：“纵览中华数千年历史，创世主通过圣皇、真人、名臣、战神、诗仙等为华夏子民开创生存环境，规范道德标准，丰富思想内涵，奠定正统文化，钦置立国体制，并通过朝朝代代天国众生下世结缘实践，带来不同的天国文化，于中华大地融入、演绎、充实中华神传文化。”当中国历史最后一个朝代落下帷幕，满清水德涸尽，五德终始之旧循环也进入完结。在神州大地的舞台上，上演了兴衰更替沧海桑田，再繁盛的皇朝终将落幕，而无数次风云变幻过后，青天白日照常升起，亘古不变地照耀中华大地。
在中华文化信仰中，中华天子在圜丘祭天，为国家最重要之祭祀礼仪，百姓虽无直接祭天之权，却有敬天之习俗，体现在遇到不公囹圄时叩问苍天，言：“苍天在上、皇天有眼”，对包拯这样大公无私的官吏誉称作“包青天”、“青天大老爷”等等。孔子云：“万物本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天垂象，圣人则之，郊所以明天道也。”中国历朝君主所祀上帝，即昊天上帝，又称“皇天上帝”，于紫微垣统辖中华大地节气、农耕、国事、战争及一切兴替，是人间天子权柄的授予来源，皇帝诏书曰“奉天承运”即体现了人间权力之来源，北京天坛祈年殿为明清皇帝祭祀上帝之处，至今供奉有皇天上帝之神位。北京天坛、南京中山陵、台北中正纪念堂皆用蓝瓦以象青天，是为昊天垂佑下正统中华之延续。一百年前，在清皇朝覆灭，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步入终结的洪大天象下，《千古英雄人物》系列中最后两位英雄人物——孙中山、蒋介石登上历史舞台，在昊天垂佑下钦置立国体制，延续中华正统，保存中华文化，奠立中华未来。
在中华民国开国以前，数千年来中华大地历经朝代更替，从未有一朝正式以“中华”为国号，在五德终始之旧循环中，朝朝代代于中华大地演绎不同的天国文化，充实并奠定了中华神传文化之内涵，朝代更替运程终结后，跳出历史周期旧律的中华大地面临全新之国体与未来，在昊天垂注下，中华之正名终与国号合一。
在正统观念中，中国与四夷相对，位居天下正中，是神传文化的中心，圣王降世之地，《左传》有云：“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又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当数千年来帝制皇朝之五德终始步入终结，历史旧戏落下帷幕之关要，上天选定孙文，于乱世中凝聚人心，传播思想，结缘众生，构建全新之中华共同体，直至历经十一次革命，建立中华民国。
在中华民国开国不久后，境外势力苏共在中国建立支部，西来幽灵中共开始附体寄居中华大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分裂窃据大陆国土，并系统地摧毁和变异中华文化，在当时阴阳反背天象的加持下，中共血旗之“邪党红”逼退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朱红正色，中华民国政府之治权缩限至台澎金马及南海诸岛，中华文明面临最大之历史劫难。
中共以谎言与暴力起家，自建政之初即开始系统地矫诏孙文遗教，如编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所谓“新三民主义”，一方面又自诩为孙文之继承，以更方便地歪曲盗用中华符号，在统战的同时对孙文之人格和思想进行抹黑。在中国周礼庙制中，以开国之君位居正中，后世君主左昭右穆，陪祭两旁。美国虽将起草宪法之先贤都尊为国父，而在国会山中，亦将华盛顿绘于穹顶之中心，并以华盛顿命名首都。开国之君行神授之天命于人间，统治力不源于旧制而来自于人格魅力、文治武功，是上天意志于人间的体现。开国之君宣誓就职后，将强大的法外天意转化为法内之力，他的权威先于宪法，而宪法之权威始自于他。
孙中山作为历史上第一个以“中华”为国号的开国领袖，奠定了中华民国之立国体制，却未能等到国民革命真正成功，青天白日光耀神州的那一天，如北京雍和宫大喇嘛白普仁尊者所预言，中山先生专为收满清江山而来，于今满清覆灭，中华奠立，孙先生即回归自在天归天王位。孙中山辞世后，上天选定蒋中正为中华正朔之传承，在国家危难中，从广州起兵，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以不到十万人的兵力击溃麾下七十万大军的北洋军阀，自南向北统一中国，开创历史之先河。蒋中正先生立身、立德、立言、立行，为中华之认同注入能量。
从陈天华、章太炎、梁启超、宋耀如到国父孙文，在帝制崩解的千年变革中，社会贤达们不断传达昊天神谕，统合汉满蒙回藏，凝聚国人认同全新之“中华”，最后由孙中山应验先贤所传神谕，开中华民国。中共邪灵自知自己非昊天上帝所垂佑的真正“中华”，自始自终不过是一盘据中华国土上的叛匪集团、置于历史大戏中考验人心，中共建政后简化汉字，改“华”为“华”，断绝正体字所对应的天界灵力。受现代无神论教育长大的中国人或许会问：谈论中华民国宪法，讲这些中华背后虚无飘渺的神灵世界有何意义？其实小到流行文化、社会风尚，大到国家政权、意识形态，任何东西在人世间立足，都有其背后因素。二战时，日本天皇敕令日军部队不得破坏中山陵，当时日军高层也知，有些玄之又玄、冥冥之中的力量，不能轻妄对待。
在旧帝制循环中，君王崇奉儒道思想，时时以忠孝节义、视民如伤要求自己，昊天上帝感于王者思念之纯，赐予天子国祚，让中华天子代天巡狩，开太平盛世。若天子昏聩无道，世风日下，弗敬上天，则会以天象示警，若天子不下罪己诏改过自新，则会天灾不断，以至五德轮替，改朝换代。帝制终结后，中华新立，国父坚持以青天白日满地红为国旗，表面是不喜五色旗中五族上下分裂，以黄代满，悖于平等，选择背后亦彰显昊天之力量。青天白日在设计之初，取自天日宏美之象，“昊”字本义，即青天白日，白日十二道光芒对应人间十二时辰、一年十二月、十二地支，亦上映黄道十二宫，是五德循环结束后，昊天之光普照中华的影现。即使目不识丁的老妇孩童，看到青天白日图腾，也会本能地肃然起敬，这就是符号、旗帜背后的灵力体现。
在现代思潮影响下的人们，往往解构和轻蔑传统，对符号背后的深邃不以为然。古人用“斩将搴旗”以言战功，斩杀敌军将领自然军功至大，而夺取敌军旗帜为何同样是军功？且各国军队，皆要求各部队在授旗后妥善保存旗帜，一旦军旗被敌军夺走，会被撤销番号。如一军团全军覆灭，只要有一人抗旗回到师部，师部会配备新的兵员，让他当团长，继续与敌军作战。日军在二战期间，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灭之危险时，应主动焚烧军旗，而不使之落入敌军之手，此仪式被称为“奉烧”。
国父坚持于太阳历之1月1日开国，首创以“中华”为国号，设青天白日为徽，背后是昭昭天命。蒋公坚持以12月25日立宪也合天数。12月25日是儒略历之冬至，象征光明重生，远古各民族之太阳神皆以冬至为诞辰，如古印度太阳神苏利耶与古波斯太阳神密特拉。欧亚诸宗教信仰，流传有童贞女在12月25日诞下救主的传说。在传统五行中，冬至为地雷复卦，谓曰“一阳生”，是自黑暗走向光明的起点。
在中共教育宣传下成长的人们，往往难识中华民国宪法背后所承载的道统之意义，似乎只要占山为王，统治即是正当合法的。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大义名分、正统思想、旗帜图腾看似抽象，实则是高维世界在人间的投影。中华之法统对应着随创世主开创中华文明的天界正神，而中共所连结的是附体在中华大地的变异生命，效忠中共等同于将灵魂奉献给共产邪灵。不厘清中华民国肇建之脉络，空言宪法表面文字，则无法触及国体制度背后蕴藏之深意。
中共建政后，一方面系统性地摧毁中华文化的器物载体，一方面伪装“中华”，霸占中国话语权，用党文化取代和异化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张扬假恶斗之流氓痞态，使正统中华文化蒙受污名。孙中山作为以“中华”为国号之首位领袖，相关历史被中共文宣系统以各种显隐的方式窜改与扭曲。当中国人断绝了对国父的崇敬，“中华”这一国族与文化共同体会走向损耗解体，而恢复历史之正述，则如历经严寒后春回大地，云开雾散，青天白日普照人间。
孙文虽未直接领兵武昌起义，却因湖北新军误认孙武为孙文胞弟而向其倒戈，共进会参谋长孙葆仁改名孙武，字遥仙，中山先生名孙文，字逸仙，没有孙文之威名，新军何以倒戈兵变？孙中山自美国回国，途径欧洲会见法国总理克里蒙梭、外交部长毕盛，并与四国银行团开会，商议停止向清廷贷款，否则中华民国开国后，恶债一律不予继承。清末国库虚空，朝廷严重依赖西方借款，为此不惜抵押关税与路权，孙文阻断清廷金流，使辛亥革命取得后勤上的优势，间接导致北洋军人怠工，若无孙文，辛亥革命不可能取得胜利。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于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正式诞生，并于开国两个月后施行《临时约法》，后经历了北洋军阀袁世凯复辟帝制，曹锟贿选之破坏，颠覆了《临时约法》程序正义之法统。孙中山制定通过军政、训政以实现宪政的三步路线，以及“训政限于六年”的遗训，矢志恢复宪政法统。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颁布《训政时期约法》，并筹备正式制宪，以建立垂之万世、永矢咸遵之法统。
2.三生万物 五瓣梅开——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
孙中山曾言：“中国有一个正统的道德，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子而绝。我的思想，就是继承这一个正统的道德思想，来发扬光大的。”又言：“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绎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国父思想之脉络，源自中华上古之传统，在千年专制瓦解后，使中华文明重续尧帝以来二帝三王之道。两千年前，孔子“述而不作”，非不能知行合一，身体力行，只是在礼崩乐坏、大道既隐的时代，行尧舜之道是没有土壤的。两千年后，在帝制崩解，中西思想交融的数千年未有之变革中，孙中山融合中华传统与西方宪政之精要，开创三民主义，奠立共和国体。
孙中山先生深刻认识到，没有“中华民族”这一全新的文化身分共同体，中华大地会重演汉满蒙回藏各族刀兵相残之历史，华族不以种族论，而以文化论，所有认同中华文化者皆共处大中华之屋檐下，构建中华民国，此为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若无民族主义，中华将成为空壳，孙文之民族主义使国家主权系于全体国人，建立主权在民之中华民国。孙中山逝世后，中华民国在蒋中正领导下经历北伐、抗日，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中华之共同体得到前所未有之凝聚与奠酹。
三民主义中，民族为根系，民权如花叶，民生是果实。中华大地亿万国人凝聚在华族这一共同体内，共沐民权雨露，结民生之果。国父深谙直接民主之民粹化，中共亦曾大喊民主口号以欺世，孔子言“乡愿德之贼也”，故三民主义以民权代民主，汲纳古典代议制民主之政治智慧，确立国人与生俱来天赋之人权。国父于民权主义之下融汇东西思想之精要，设计权能区分之五权宪法，成为构建五院政府之法理基础。
孙中山强调：“我国数千年历史中，最善政体莫如尧舜。盖尧舜之世，亦为今日之共和政体，公天下于民。何以见之？即尧以舜贤而让位于舜，舜以禹贤而让位于禹也。”又言：“尧舜之政治，名义上虽然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在中华凝聚为统一共同体，国人享有民权之基础上，人民安乐，国运昌隆，开天下为公之大治，此为民生主义之硕果。
胡汉民曾总结三民主义相互包含之连环性：民族主义须有民权与民生，使之不成为帝国主义；民权主义须有民族与民生，使之不落入虚伪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民生主义，须有民族与民权，使之不成为绝对的资本主义；三民非各自分立，乃是一体三面，互生共荣。
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孙文之思想在中华大地广泛传播，成为推动革命，建立共和之基础。日本西本愿寺布教僧水野梅晓于辛亥革命期间游历中国，在《孙逸仙在长江一带的声望》一文中写道：“我旅行长江一带，发现学界、军界、政界，而至于贩夫走卒，都具有革命思想，尊敬孙逸仙如神如救星是事实。由于我不认识孙逸仙，所以就不敢论其人物，但我相信，孙逸仙这种声望、受尊敬，绝非来自策略，而当是孙逸仙的天爵和天位。”
孙先生曾言：“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国父认为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上古既有共和之风，非现代文化可以取代，坚定捍卫神传文化之正统，并警示：“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以新文化运动为例，孙中山并不支持普行白话诗，认为“中国诗之美，超越各国，如三百篇以逮唐宋名家，有一韵数句，可演为彼方数千百言而不尽者。”对于共产主义者，孙先生批评“此乃中国少年学生自以为是，及一时崇拜俄国革命过当之态度。”孙先生在接受日本记者松岛宗卫采访时更直言：“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民国以外而已。”
现今国人虽知三权分立，对民权主义衍生之五权宪法却鲜有深入之认知。三权分立被视为西方之经典学说，但追根溯源，孟德斯鸠所观察英国之体制，先天本质为议会独大之政体，只因运行长久后，君主、贵族院、枢密院、圣公会等权力因非国是紧急不会祭出，逐渐闲置收缩，而内阁与法院，由于国家日常政务不可获缺，逐渐膨胀，渐与议会鼎足而立。
英国政体各权能随时间膨胀收缩，成为孟德斯鸠所视之三权分立。美国依照孟德斯鸠学说设立三权分立体制，一样面临先天之膨胀收缩，运行至十九世纪，已出现所谓“猎官制（spoils system）”之弊病，即不论谁当选，都把政府部门人员换作自己的亲朋故旧，造成行政部门缺乏专业素养，腐败之风盛行。为了纠正党人任用之流弊，美国效法中华民国五院政府之考试院设立公务员制度委员会，考核联邦政府内部雇员之绩效，并区分政务官与事务专员。选举上台之政客为政权注入民意之合法性，科举入仕之官僚保障了政府运作之合理性。
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中，皇权兼揽行政、立法与司法权，而考试权与监察权分别由科举制度与行政监察制度实施，孙中山之五权宪法融合中华传统与西方宪政，五权分工合作，避免立法权兼揽监察权造成国会专制之隐患，革除行政机关侵染考试权造成“政府无能”之流弊，使政府服务于人民。
孙文深知依现实中国国情，若以直接民主选举总统，恐为野心家鼓动，引发国家动荡。在五权宪法中，设立国民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选举总统与副总统。国民大会选举、罢免总统、副总统的职权设计与美国的选举人团有相通处。美国的选举人团，实行“赢者通吃”原则，将多数州的民意与多数人的民意折中，成为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的混合。赢得多数普选票的候选人不一定赢得多数选举人票，其支持者不得不面对“多数败于少数”之失意，使选举得总统直选之混乱却又不如直选般使支持者心服口服。
由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不会出现因各候选人支持者跨省聚集所引发之社会骚动。国民大会由全国各县代表行使代议制之权能，赴首都国民大会堂进行投票，当日即可开票出结果，使中华大地跳出中国历史周期旧律，完成政府之平稳更迭，避免纠纷与冲突。
不同于美国选举人团仅存于大选期间，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为常设机关，除选举总统、副总统外还有修宪、决议领土变更案、议决监察院所提之总统、副总统弹劾案之职权。在孙文之构设中，国大代表们非职业政客，由体制外社会贤达组成，国大代表一职为荣誉头衔，代表们不领公帑，与民休戚，杜绝为饱私利而为官者的加入。
国父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对众人之事的管理。据此，他将政府的功能分为政权与治权。政府之政权来源于全体国民，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政权，人民之四项政权通过代议制选举之国大代表交由国民大会行使，并将国大之宪法层级置于五院之上。治权则由五院行使，管理众人之事务。如此一来，孙中山先生认为人民透过选举国大代表行使政权，由国大选举出总统、副总统，进而控制政府施政的治权，使得政权与治权之间达到平衡，
在五权宪法设计中，如要通过宪法修正案，须由立法院先通过，最后才能召开国民大会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若要罢免总统、副总统，须由监察院提出弹劾案，才可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弹劾案，同时须由司法院之宪法法庭来审理总统、副总统之弹劾案。
孙中山之政体设计，通过体制外各界士绅贤达，代表中华国民，选出中华总统，再由这一体制外贤达所共同推举之总统来提名由体制内官僚组成的五院政府之院长，以平衡官僚集团与民众之距离。有人可能会问，国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一群未受专业政治训练之士绅贤达掌握复决领土变更案、修宪案、弹劾案之最终权力，不会致使国家失控吗？
1946年，深谙国父思想与中共邪痞本质的中国民社党主席、哲学家张君劢先生主持起草《中华民国宪法》。张君劢通过设置极高的开会门槛，使得法理上最高权力之国民大会，近三千名全国各界士绅贤达们，除每六年举办一次的总统选举外，如没有修宪、罢免总统、副总统这类极少遇见的大事外，不得无故开会，巧妙消解了国大代表们自我扩权、长驻京城，染指日常政务之可能。
在限制国大代表们自行集会之同时，四六宪法赋予了总统召开国民大会之权力。若立法院自我扩权，瘫痪国政，使总统无法有效领导国家，总统可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是之名义，压制立法院之乱象。《六韬》云：“圣王号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对于总统而言，国民大会是不可轻易示人之神器，平日悬而不发，关要时刻祭出可扶危定倾，拨乱反正。
在《法国宪法》中，赋予总统可发起全民公投之特权。直接民主之力量，同样不可轻易祭出，因普罗民众之知识水准，难有职业官僚对政策之专精度，一旦行使直接民主，若受民粹鼓动，后果往往难以收场，但总统手握此项特权，在具有广泛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可成为慑阻议会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在四六宪法中，总统若要压制立法院，由于有国民大会这层缓冲，不必劳民伤财举办全民公投，只需召开国民大会，借由全国民意箝制立法院之声浪，以小代价、低成本稳定政局。
中华民国因监察权独立于行政、立法权，选举之赢家无法随意开除或处分刚正之官员。监察院行使纠弹百官之权力，可对各级政府之不当作为提出纠正案。公务员若被监察院处分，也可向司法院之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申诉，并以二审裁决为终审结论。在五权分立的政体中，由考试入职的专业公务员虽由选举上台之政客所领导，却不是选举之赢家能够任意裁撤的。
考试院负责公务员之考选、培训、铨叙以至安排退休待遇，延续自中国传统科举制度之千年脉络，其考试委员由总统提名，而非行政院长，使委员们的任期与来源相错开，以避免民选政客与技术官僚间暗箱勾兑。
相较西方诸国，监察院与国民大会类似上议院，处事老成持重，不领公帑之国大代表类同英国上院之世俗贵族，而立法院则相当于下议院，为喧嚣激烈之议场。在四六宪法中，监察院对行政院下各部长之人事提名具有同意权，且监察委员在院会内发言，享有言论免责权，对外不负责任，颇有参议院之特征。
尽管如此，因监察权独立于立法权，监察院不能同美国参议院否决众议院一般，否决立法院通过之法案。但这种无权也非绝对，如果立法院通过之法案，送至总统府待正式公布生效，而总统认为该法案尚存争议，不能加盖总统之印，可以将法案送往监察院进行复核。若监察院认为法案确有问题，总统可以籍此将法案“留中不发”，既不否决，也不签署，与监察院一起变相杯葛了法案。在此情况下，监察院与总统一起，形成了类同英国上议院之权力，于此类细节中可管窥《中华民国宪法》设计之精妙。
监察院之创制延续自御史台、都察院等中国古代御史谏官制度，既监督行政权，又可避免立法权之专制。在四六宪法中，监察院可向各地派遣监察委员或专责调查员，各地监察委员行署依法接受各地民众之书状请愿，类似中国古代御史台向各地派出监察御史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
效法中华民国之监察院，瑞典设有议会监察使，波兰则于1994年正式成立最高监察院，下设有16个地区公署。2007年，“宪法变迁与宪政改造”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北举办，独派团体希望制定新宪法，消除现有政体内一切中华元素，欲借研讨会请西方专家大谈“三权分立”，为裁撤监察院与考试院之期望创造舆论热度。结果事与愿违，会议上美国宪法学家大谈“第四权力”与“第五权力”之构思，认为监察权之独立极有必要，对孙中山之远见卓识深感于心。
国际宪法学家阿尔伯特．布劳斯坦（Albert P.Blaustein）认为，许多现代宪法在有意无意间追随《中华民国宪法》的设计，设立相对映的独立机关，如公务员敍用委员会、主计审计长、行政监督察等。
要确保监察院之独立超然，不仅要赋予其实权之锋芒，使之能抵御其他权力机关之施压，同时须使监察院自身不涉入太多利益牵扯。在四六宪法中，为此规定了监察委员不得兼任任何官职，包括国营事业之董事。
孙中山将“弹劾权”自立法机关剥离，交予监察院行使，是鉴于欧洲各国之议会中，议员们往往不以立法为权责，而成日忙于倒阁，以便让自己有机会入阁为官，使得具体办事之行政部门动辄得咎。当组阁倒阁像北洋政府后期那样成为家常便饭，民生国计之规划无法得到中长期的执行，军民不再信任宪政制度，进而使国家走向动乱。
鉴于世界各国之反对党，往往具有“为反对而反对”之生态栖位，要使监察院行使独立监察权，监察委员需要敢于得罪当权者，同时也要确保委员们无法从纠弹百官中获利，故而在制度设计上，四六宪法规定监察委员之候选人，须符合三类人群中至少一类。其一类为老资历的公务员，其二类是资深律师，其三类是老牌新闻工作者。不同于只要为了能赢得选举，什么都敢说敢做的政客，这三类人适合专注于做政治森林中的啄木鸟，纠除贪赃枉法之害虫，维护公义与秩序。
监察院还有一特点，其在行政构设上将中华民国审计部置于监察院下，而非由行政院领导。四六宪法中，行政院编列之政府预算案，经由立法院通过，但决算审计之权，归于监察院下辖之审计部。监察院不仅行使弹劾、纠举之权力、同时可以审计查帐，对行政部门之不当作为提出纠正案。
对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华民国宪法》在构设上呈现了“复合联邦制”的特点。晚清末年，孙中山与康有为虽在共和革命与保皇改良两派上势成水火，但却于政体问题达成充分共识。二人都主张联县自治，即在开放民权之过程中，地方自治权重心应下放于县，而不可在省，省一级距离普罗民众尚有距离，而实行县级直接民主，可培养公民之政治参与，更好地落实民治。且依中国各省体量规模，若将国家自治权下放于省，易酿成军阀割据国家动荡。
法国政治科学之父布丹（Jean Bodin）认为国防、外交、铸币、司法终审等权力，归属于国家主权，而不宜作为地方自治权。在孙中山的设计中，中央与地方阴阳相济，而非矛盾对立，以县为单位实行地方自治最大限度保障了民权，为国家降低统治成本，同时避免各省为野心家所割据，与国家主权分庭抗礼。
陈炯明执意的联省自治，并非1787年在费城制宪会议通过的那一套美式联邦制，而类似被1787年《美国宪法》所淘汰的邦联制。在陈炯明的方案中，军队不属于国家，而属于各省督军私人之武装，即便国家要应付对外战争，也要向各省督军借兵，严重违背“军队国家化”之宪政原则。
胡适在《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一文中写道：“他们的联省论，完全建设在武人割据的欲望上面，决不是建设在人民实际生活的需要上面……不过联省自治其名，联督割据其实，不啻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陈炯明最终未坐稳“广东王”，在国民革命军东征中被击溃，其《广东省宪法草案》成为历史。陈炯明兵败后逃亡香港，任中国致公党总理。陈家后人通过香港《华字日报》连篇累牍刊载歪曲历史、抹黑孙中山之文章，成为现今中文网络黑孙运动的材料源头。其麾下致公党势力，在1949年中共篡政后成为中共圈养的八大拍手花瓶党之一。
中华民国四六宪法体现了浓重联邦制之精神，有别于美国之州权，是以县为单位之复合联邦，将中华大地划分为千县之邦，每县至少选出一名国大代表，并在人口多的县市，增设代表席位，此外边疆民族、妇女界及侨民团体等享有保留席位。国民大会在席位分配上平衡了多数县与少数人之民意，体现民权之平等与包容。
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由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三读通过，并于次年12月25正式施行，孙中山的宪政理想，经由军政与训政，历经军阀叛乱、日军侵华之波折，最终于抗战胜利后在中华大地实现。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国民大会代表人民直接选举如期举行，选出了包括台湾省19名国大代表在内的2961名代表。对于被中共叛乱占据的县市，选举暂时无法举行，只能办理“沦陷区流亡选民登记选举”。在全国47省、市及蒙古18盟旗、西藏区内，分别在城市街道和乡镇各处设立投票所，全国约3亿选民，凭他们的自由意志，慎重遴选了他们所信任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开创了中国历史首次全民普选。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大地由训政走向宪政的历史关要，中共叛匪集团趁国军主力大量牺牲于抗日战场，在马歇尔离华后分别向鲁南、鲁西南发起猛攻，中华民国第二次卫国战争全面爆发。马歇尔回国升任国务卿后，杜鲁门政府为迫使中华民国容许中共加入政府，无一军械运来中国，而中共则在苏联援助下持续壮大。1948年5月10日，在中共全面武装叛乱的背景下，中华民国政府公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中华大地上首次民主宪政在马列侵华之背景下不得不冻结。
1949年12月7日，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设台北，中华民国有效治权缩限至台湾全省、浙闽沿岸与南海诸岛。1991年5月1日，施行43年之久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由总统李登辉经国民大会谘请公告废止，中华民国正式恢复宪政。自1955年大陈岛撤退后，中华民国大陆选区仅余福建省金门连江二县，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在戡乱条款下长期无法改选，被党外运动人士称为“万年国会”。中华民国政府为回应台湾本土化风潮等政治情势，开始着手修宪，在公告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同时公布了国民大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后经过七次增修，成为现今中华民国政府运作之基石。
《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将国家政体由四六宪法所设立之内阁制变更为半总统制，并将总统之选举从国民大会间接选举改为自由地区直接选举。政府首长之行政院长从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产生改为由总统直接任命产生。国会则从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精妙嵌合之三院制改为唯立法院之一院制。增修条文将国民大会冻结，并将监察委员由省议会间接选举产生改为全数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后产生，监察院失去民选代表之民意基础。由于首长与监察委员们皆由总统提名，监察院发起对总统罢免案之权力归并立法院，监察院从顶层权力机关降格为准司法机关。由此，五权并立之宪法框架不再是均匀饱满之五瓣梅花。
在四六宪法中，超出日常事务之重大变更决定，不能由一届立委们草率推翻先祖与后代子孙们所共同延承之法统。故而立法院仅限通过一般法律，而无权直接通过宪法性文件，只能表决修宪之草案。修宪案的最终表决，须通过国民大会行使。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中，由于国民大会在国土光复前被冻结，修宪之最终权力交予自由地区全民公投，并设立极高之发起与通过门槛，确保了中华民国法统之庄严屹立。
在中共暴政机器的全方位压制下，中华大地曾经的民主宪政虽为言论封锁之禁区，但追寻自由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每年的双十国庆，明白历史真相的中国民众以各种方式突破层层封锁，庆祝中华民国的诞辰。今天的台湾，四六宪法之精妙设计虽因现实情势被折叠缩限，但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所订立的宪政下，民主指数位居亚洲之冠，被誉为华人民主灯塔，而《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首句“因应国家统一前之需要”，限定了冻结国民大会之期限，潜藏了昭示两岸未来之伏笔。
3.阳复而治 光耀中华
在历代流传之主流预言中，以诸葛孔明《马前课》最为言简意赅，用词至精至简，可作为各类预言之定序与纲要。在预言辛亥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之蹇卦《第十课》中，以“朋来无咎”简明中华民国之遭遇。“朋来无咎”语出《复》卦卦辞：“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第十课》蹇卦与《马前课》最后一课未济卦一同为互卦，潜藏了相应之关系。帝制终结、中华奠立后，如道家真人刘培中所言：“白阳星光暗又明”，中华民国历经盟友之背叛与抛弃，渡过严冬后最终阳气复还春光韶现，朋来无咎。在“四门乍辟”之中共“其道大衰”后，“阳复而治，晦极生明”，白阳恢复治理中华，历经磨难之中华大地最终雨过天晴，青天白日复照神州。
中共自建政伊始，即以颠覆中华民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以暴力裹挟，炮制舆论，分化民众认同为手段。今天部分台湾人视1949年撤退来台之中华民国军政人员为被中国民众赶来台湾之难民，实则所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是中共向世界灌输的无数谎言之一。中共邪党并非现代政治党派，而是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之流氓匪帮，中国民众在暴力裹挟下从无选择权。所谓“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拥毛”同样是谎言。中国农民自古勤恳劳作，靠天吃饭，在前所未有之暴力运动中，中国农民在暴力裹挟下被迫手沾血债，故而害怕流亡在外之地主子嗣带着国军还乡团杀回来，不得不被裹挟上船。中共通过动员各地流氓无产者，用暴力裹挟民众卷入运动，而国军因在抗日战争中大量牺牲了地主乡绅之子嗣，民间自卫力量消减，为中共叛乱创造了条件。
1945年10月25日，中华民国将领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投降，台湾光复，两年后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在中部地区组织民军，全面接管台中市警察局、专卖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政府机构，中共《解放日报》随即发表“支持台湾独立”社论。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广播讲话：“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早在1928年4月15日，台湾共产党即在中共代表彭荣受共产国际委讬领导下，于上海霞飞路“金神甫照相馆”成立。台共在其揭橥之政治纲领中首次提出“台湾民族”的概念，并明确主张建立台湾共和国，成为台湾有史以来首个提出台独主张的政治团体。中共一方面以“建立台湾共和国”之名义欲从台湾内部颠覆中华民国，在如今的两岸情势下又以“反台独”为幌子统战国民党，以各种面目为伪装，分化台湾社会，搅乱民众认知。
在现今的政治现实下，独派团体若想修宪，且不论国际社会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依照现行法理，须达到立法院四分之三之绝对多数，而非过半或三分之二简单多数，才能提出修宪草案，这在台湾现实政治情势下几无可能，遑论通过公投门槛。2017年6月，出乎世人对台湾政治的意料之外，在绿营掌控多数席位的情况下，立法院通过了《公民投票法》之修正，明确将变更领土、更改国号议题排除在公投范围之外。换言之，想要断绝中华民国法统，体制内长征已是死胡同，只剩台共党员谢雪红、史明当年践行之暴力革命唯一道路，而这在解严后民主化的今天，早已失去现实土壤。
2022年，在蓝绿两党共同支持下，立法院推动“18岁公民权修宪案”，欲将宪法规定之选举权最低年龄由20岁降至18岁，成为自《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将修宪复决权交由全体公民以来首次举行公民复决的宪法修正案。该案在蓝绿各党一致推动下于2022年3月25日在立法院表决通过，并于2022年11月26日举行公民复决投票。最终因有效同意票未达选举人总额半数之门槛，修宪案未通过。由此可见修宪之门槛，不是轻易造势就能达到的。
2023年8月时任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接受《彭博商业周刊》专访，赖清德明确表示：“没有所谓的独立路径”“我所谓的务实，就是根据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且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没有必要另外宣布独立。”2024年10月5日，总统赖清德在国庆晚会抛出“祖国论”，引发部分急独派不满，赖清德随后在民进党中常会上强调“团结国家”是他身为总统的责任，“现在只有‘中华民国’能让所有人团结”。
其实，中华民国从来不是台湾的负资产，更非中共所渲染之“被中国人民赶来台湾”之反动势力。在以中华民国为主体认同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文学、电影、流行音乐风靡大陆，邓丽君的歌声传遍大江南北，正统中华的温良恭俭让触动了无数从文革时代走向开放的中国人，完成了自由中国对共产中国的成功统战。
二战末期，台湾商人蓝敏念及美国将以台湾为战场，为了台湾人民之安危，变卖祖传首饰，历时一年半，赴大陆游说国民政府，最终翻山越岭，于江西泰和会见戴笠，劝说他说服美军不要攻打台湾，台湾人与大陆人同为中华民国国民，而非日本奴民。最终美军选择攻打琉球，放弃登陆台湾之计划。在琉球群岛战事中，日军下达“玉碎令”，逼迫百姓以村为单位“集团自决”。台湾人因为中华民国而免于美日战火。
在中华大地面临马列侵华，中华文明遭遇前所未有之历史劫难中，上天选定台湾，作为海上金鳌，承载中华文明之火种。在昊天垂注下，中华正朔之法统虽历经风雨却从未中断，等待着旧运程试炼人心之考验结束，中共覆灭的那一天。
面对中共日趋张扬的文攻武吓，台湾维持着战争阴霾下的和平，背后是有天命护佑中华民国。弱化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的存在现实，其实是会损害台湾社会之安定和福泽。从总统到各级官员，就任时皆在国旗与国父像前宣誓恪遵宪法，效忠国家，若一味推行一刀切的去中国化，将中华与台湾对立，则会撕裂台湾社会，损减自身福德。某些前任官员下台后因贪污被查处，从灵界层面看也与违背誓言，輶渎中华文化与法统有关。对于被中共深度统战的蓝营政党而言，应知昊天护佑的从不是中华过去或未来之哪位摄政王，而是中华之正朔法统，若将自由台湾出卖给中共暴政，早晚会遭受丢官丧权之天谴。
一些台湾人将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解严前的威权统治与中共暴政相提并论，这其实是缺乏对中共暴政的真正了解。威权与极权，有着本质区别，何况中共这一超越人类一切道德底线的犯罪集团。威权是国家为因应内乱外患而开启的战时体制，在平定内乱外患后依法关闭，有着退出机制，其开启与关闭皆经过宪政程序上的合法授权。而极权是战事体制的常态化，从不宣布戒严，也永不解严。威权暂时冻结民权，在解严后解冻民权，如古罗马共和国之独裁官临危受命，在平定内乱外患后功成身退，向元老院奉还大政。
两蒋时期之威权，是由《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台湾省戒严令》冻结民权。新加坡延续至今之威权，是因《内部安全法令》未被废除。威权有一套合宪合法的退出机制，极权则无法失去权力，一退就面临清算审判。国民党下野，退可为宪政内合法之在野党，中华民国依旧是中华民国；中共倒台，中共国及其附属组织将被永久扫入历史垃圾堆。
政府的统治基于民意，国家的存在则连结了更高的意志，不同民族国家之正朔法统连结了各民族文化之来源世界，在共和政体中，人民用选票可以合法更替政府，却无法用选票更换国籍。中共国是附体在中华大地上伪装成国家形态的寄生毒瘤，退守台澎金马之中华民国才是中华之真正本体，世人不会因癌细胞在身体上大行扩散而认癌细胞为身体之主人，却误将中共视为中国，被中共这一附体邪灵所迷惑，这是中共得以在世间为祸百年之基础，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则邪灵无处遁形，其亡乎焉。
一些独派团体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内建立台湾共和国不具可能，转向以各种方式否定中华民国存在的既有事实，或宣讲台湾主权未定论，视台湾为联合国之讬管地，或幻想台湾为美国第51州，此皆无益于台湾社会之团结凝聚。在世界各国政府与民众越来越认清中共邪恶本质，区分中共不等于中国的形势下，面对中共直接威胁下枕戈待旦之台湾社会更应凝聚共识，认清中共不等于中国，则中共之虚假民族主义幌子在正统中华面前不攻自破。以华反共，则将凝聚亿万中国民众与台湾人站在一起，使中共不敢妄为；一味反中，则是将中国民众推向台湾之对立面。中共从来只敢以“反台独”为名义威胁恐吓，却从不敢提“中华民国”，中共自知来路不正，恐惧大陆民众获知中华法统从未断绝之真相，面对共军每日绕台侵扰，台湾若以正统中华对抗中共，马列邪灵将在青天白日光芒下无所遁形。
在中共矮称中华民国总统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当下，台湾政要不应奉称对岸中共匪首为“中国国家主席”。自1949年两岸分治以来，中共无一日不以消灭中华民国、占领台湾为其目的。披着国家外衣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质是反中华反人民反共和的黑帮集团。对抗中共这一集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手段于一身的邪恶匪帮，靠扭过头自欺欺人，只会换来流氓之讪笑。而真正拾起中华民国法统这一昊天神器，正本清源，将一举戳破中共所有虚假民族主义叙事，也将使被中共长久欺骗蒙蔽的中国民众清醒过来，与台湾人一起站上对抗中共专制，捍卫民主自由的第一线。
1949年古宁头战役期间，金门沿岸渔民亲眼目睹中共将抓来的福建船夫用铁链拴在船上，因喂食鸦片而处于亢奋状态，在前面冲锋以消耗国军炮火。在1947年孟良崮战役中，中共绑架周围百姓作为人肉盾牌，以赤身裸体的地主富农之妻女为头阵，之后是孩童老人及投降之国军，等一排排百姓倒在血泊中，最后才迎来挺着枪的共军部队。从勾结侵华日军到惨无人道的长春围城、人海战术，再到活摘器官这一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恶，对于面对中共直接军事威胁的台湾而言，如不清醒认知中共之本质，戳破其虚假民族主义画皮，而弃中华民国法统之神器不用，则战争阴霾下的小确幸无法成为真正长久的和平。
台湾部分独派人士厌弃中华民国，表面上是排斥中华符号以及中华文化背后所尊崇大一统的立国观念，但却又期盼台湾能成为美国第51州，或再度成为“母国”日本之殖民地，其实深层心理上是对美日的慕强与对中共渲染下“被中国人民赶来台湾”之中华民国的厌弃，而非彻底的反对大一统。中华民国政府自1949年退守台湾，到1971年退出联合国，再到1979年中美断交、美国与中共建交，台湾人沦为国际社会上之“亚细亚孤儿”，背后是中共在阴阳反背天象下的持续壮大，日月轮转，天行有常，在历史最黑暗的一页过后，中华大地终将“阳复而治，晦极生明”，被压抑的中华文化与法统将孕化蓬勃生机。
地方独立与大一统是相对概念，而非绝对理念，譬如对于追求台北独立建国者而言，统一全岛之台湾共和国则是大一统，且政治人物之统独立场往往随现实时势之变迁而革新。拿破仑出生地科西嘉岛原为热那亚领地，在他出生前一年并入法国。拿破仑在家乡说热那亚方言，早年主张科西嘉独立，而时势运转，当他意识到天命所眷，看到法兰西文化未来的辉煌，看到将使自己永铭史册之机遇，顺应天命，最终开创了法兰西前所未有之辉煌。
现今的中华民国政府因治权所辖除台湾本岛及澎湖外，尚有福建省之金门连江二县及南海东沙、太平诸岛。就现实而言，因为福建省自由地区作为中华民国仅存的大陆实控领土，自中华民国开国以来，从未有一日失去治权，现今之中华民国无法完全等同于台湾。金门县、莆田县乌丘乡与连江县马祖列岛之国民，在户籍与身份认同上从来都是中华民国福建人，在对抗中共的最前线效忠于中华民国，守卫台湾的和平。政治表述上若一味以台湾取代中华民国，将难以赢得金马地区立委席次。
一些人士认为中国未能实现民主宪政是因国家疆域过大所导致，以为只要拆解大一统，就能换来欧洲小国的自由文明。从历史现实看，如果为了反专制而拆解大一统，极有可能拆除出一堆拉美高地酋主义（caudillo）军阀政权，导致国不是为人民而存在，而是为军方存在，最后实现的不是幻想中的民族自决而是是军方自决，军阀想当总统，于是建立了国家外衣的割据政权。在高地酋主义政权中，民选总统只是学生班长，军阀才是班主任。前苏联官僚系统就通过拆解帝国，逃脱了清算，如果拆解汉区，中国各地易陷入军政府的僭主独裁统治，中共残余势力也可能借机迎回海外红色后裔建立改头换面的新政权。
当中国国内出现剧变，若无代表中华法统之政权在中共分崩后平稳接管各级政府职能，迅速稳定局面，中央与地方政府出现长时期权力真空，社会戾气不加控制，中国内部与国际社会将面临可能的人道主义灾难，以及化学武器与核武器失控之风险。若无代表文明秩序与统一的中央政府施加影响与控制力，在中国内陆广袤的乡村与城市阴暗处，在社会失序下，党文化异化的前现代陋习恐会死灰复燃，“献忠”事件、盲山铁链女等人道灾难无法受到管制，社会秩序面临混乱与失控，这是凡有良知的国人不愿看到的。极权专制的大一统是全民的灾难，而建立在自由与人权上之统一，则能有效地维护秩序与正义。美国若无南北战争后的统一，则难以强有力地击退日德法西斯的扩张，维系战后的世界秩序，更遑论遏制共产中国对世界的渗透。在中华大地人口流动与社会物流高度融合的今天，单论春运迁徙之数据，也知统一之疆土符合人民利益与福祉，谋求国家之分裂者未曾体恤国人之生计与意愿。
中华民国秋海棠之地理疆界，继承自满清版图，现今两岸虽因共独叛乱而分裂，然中华之秋海棠疆域在国军部队徽章旗帜中始终如一。行宪后之中华民国国军实现行政中立与军队国家化，效忠中华民国宪法，不再专属于个人或政党。效忠宪法之国军，遵照宪法之固有疆域，面对中共暴政之侵扰，矢志守护民主，捍卫中华之法统与疆土。
中共暴政屠戮神州已近八十载，不少追求中国之民主者长期企盼直接得来宪政框架内之民主，却往往未深入思考支撑民主的框架本身。一些人对三民主义和孙中山的回避，如同说：“我要你去拿水，你去拿杯子干什么？”若无文化认同、疆域版图、宪政框架这些“杯子”，民主之“水”从何拿住？从王炳章到封从德，许多民主人士已越来越认识到，摒弃自封国父之建国想像，在实现中国之自由宪政的道路上，经不起再一次共产主义乌托邦式的空想试验，中共垮台后，大陆地区恢复施行中华民国宪法，平稳实现民主化转型是福益两岸人民与世界的最佳道路。在东欧剧变中，从波兰、匈牙利到罗马尼亚，前共产国家全数恢复到历史上被苏共中断的第一共和之旗帜与法统，中共建政至今，中华法统在台澎金马从未有一日中断，在中共灭亡、华胥重生的洪大天象下，掌权者顺天意解体中共，光复中华，将开创震古铄今、永铭史册之威德。
美国国务院历年政策声明之不寻求推翻中共体制，表面上是避免短期内与贸易伙伴国的直接正面冲突，实质也体现了对中国未来变局的不确定性。当国际社会真正认清中共对全人类的威胁，看到中国民众对自由的向往，看到共产中国能够和平过渡到在台湾成功实践的中华民国宪法所赋予的自由社会。《金陵塔碑文》“红花开尽白花开，紫金山上美人来”之预言自然会实现，状如白花之青天白日将再照故都南京，迎来神州大地“万里山河处处青”的新纪元。
2024年，自大陆返台的青年歌手陈柏源于台中意虎堂祖庙掷筊问神，问及是否应该继续舔共，得到表示愤怒否定的阴杯，而在问及是否应该要反攻大陆光复中华民国后，连续得到了三个表示神明允许的圣杯，在问及是否会成功后再次得到三个圣杯。得知神意如此，陈柏源随后创作了歌曲《反攻大陆》，火遍全网。中国自古有童谣预言，从西周末年镐京群童传唱“檿弧箕服，实亡周国”到元末民间传唱“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各朝代覆灭前都先有不同之歌谣流传。中共自始自终作为窃据中华国土之叛匪集团，因中华法统从未有一日中断，其虽不配与历代正统皇朝并列，然其灭亡之预言早已广传于世。在历史大戏的检炼中，能否认清中共，在正邪善恶中做出正确选择，将决定各自的未来。在上天选定作为承载中华文化与法统之方舟上，蒋中正、蒋经国、孙立人等中华英杰之遗骨依旧浮棺未葬，暂厝于台湾土地之上，等待山河光复，青天白日复照神州的那一天。
《史记．天官书》云：“为天数者，必通三五”“为国者，必贵三五”，《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云：“臣闻天道不远，三五复反”，中华传统中“三五”与天道运行规律相对应，贯通天文与人事，于星辰有“三辰五星”，于起始有“三皇五帝”，于世间万物则有“三正五行”。“三五”还可形容“天地人”之“三才”与“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将西方宪政思想之精要与中华道统相结合，构设出基于三民主义之五权宪法，后经张君劢等精通东西方文化思想的传统士人菁英们补充完善，写成《中华民国宪法》，在旧皇朝五行终始之运数终结后开创中华之全新未来。在旧运程马列入侵，中华蒙难之考验下，这部承载中华法统之宪法遭遇缩限、雪藏与忽视，然如英国通灵师帕克所预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将在未来中国重启。当黑夜过后，晨光熹微，红魔乱华之剧目已入尾声，未曾中断的中华法统将再度为世人所注重，中华大地终将“阳复而治，晦极生明”。在正邪对垒，迷障重重的历史关要中，能认清中共、识此先机者，将共同见证与开创全新之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