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对三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中共建政者毛泽东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超英赶美”为目标，发动了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最终爆发了大饥荒和数千万民众死亡。一些有良知的县级官员看到百姓的惨状向上级反映，有的被批斗致死，有的被逼自杀，甚至有的死后尸体还被批斗。
周恩来在中共的历史上一直被贴上道德模范的标签，随着中共政权日趋没落，越来越多原本被掩盖的真相被揭露出来。《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中，中共开国上将，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组织部长等的宋任穷透过片段回忆，揭当年周恩来在大饥荒中不顾当地已经饿死人的实际情况下继续强行征粮。作者通过史料认为，周恩来对三年大饥荒造成几千万人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几千万人死亡 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由司马青扬、与欧阳龙门联合编写《新发现的周恩来》一书，其中关于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的内容透露，周恩来在清楚知道全国出现饿死人的情况下，继续征粮而不是打开粮仓救人，使得大饥荒雪上加霜。
书中说，1958年冬就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春饿死的人更多，大饥荒已全面出现。面对成千上万的农民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共不但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供应粮食，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继续出口粮食。
书中披露，当时国务院秘书厅在1959年4月9日，送上了15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而早在同年1月至2月，中共当局就连续收到了大量的群众来信，“反映河南省东部的夏邑、永城、虞城、柘城、鹿邑等县发生大量的浮肿病人和死人情况。1960年2月，江苏省省委向周恩来报告，全省城市浮肿病患者就有12万多。农村的情况比城市更为严重。”
1960年的4、5月份，周恩来在分别收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和中央监察委员副书记王从吾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后，决定成立中央工作组深入信阳地区调查情况。书中披露，事后周恩来也只是表示“信阳发生这么大的事，我有责任”。
书中还表示，国家的粮库就在信阳附近，那么多人饿死，却没有一人去抢仓库，有人说周恩来得知后被深深地震动，整整一夜没合眼。作者责问：“但是整整一夜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又采取了那些有效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开仓放粮么？没有。相反，周恩来还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信阳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是中共窃国初期，由于“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酿成的一场人为的大灾难，因其惨烈程度被收录至《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
书中，宋任穷回忆：“1960年10月周恩来要求继续从黑龙江、吉林调拨粮食，并询问黑龙江省，粮食是不是紧张？并说，过去说保证不饿死一个人，现在看一看，真使人心中不安。但是心中不安并没有影响周恩来继续征粮的决心。”
（注：大饥荒时，宋任穷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参与三年大饥荒的指挥救灾。）
书中表示，光黑龙江省在饥荒期间就饿死了19万多人！
作者从现存盘案中的资料分析认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然而死亡几近都在农村！显然周恩来考虑的是政治影响而非人的生命，城市人特别是几个类似北京的大城市如果饿死人，一旦传播出去，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书中引述1962年8月25日《粮食部计划司粮食数据提要》，几千万人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周恩来看到人口减少材料后说：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征收粮食换黄金 周恩来销毁人口统计材料
书中还披露，“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每年买进几十万两黄金。年年买进，一直买到1970年。这些黄金都是用专机运回国内的。当时10万两黄金就需要近1亿公斤大米！”
1961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作者在书中评论说，“卖粮食换黄金却是周恩来一手决定的！是钱重要？外汇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作为一个泱泱大国的总理，对于本国人民的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对于那些死亡的证据又是如此的敏感保密，这个是何等的讽刺！”
书中表示，中共将这三年大饥荒，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不再像1959年那样，把大批人因饥饿而死说成是瘟疫流行。1960年10月29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这样大的灾荒那是我们开国十一年所未有的，拿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二十世纪记事起，也没有听说过。”
作者认为，“从官场进退，政治沉浮、个人得失等角度来看，周恩来等顺从毛泽东的意志，明明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丝毫不敢进言，而是推波助澜，落井下石，共同把灾难推向极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