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5年11月4日讯】（看中国记者孟浩综合报道）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政治与经济双重危机。旅美上海企业家胡力任在自媒体《真实中国》节目中直言，习近平的执政方式正在将中国推向“大灾难时代”。他指出，政治体系的高度个人化与忠诚至上的逻辑，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全面退化。而经济学家程晓农则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家庭财富大幅缩水以及外资撤离，正在让“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神话破灭。
政治体系的崩塌：忠诚取代能力的恶果
1.权力个人化与国务院的失能
胡力任指出，习近平执政13年来，中国的政治体系发生了根本性倒退。国务院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理论上应负责经济与社会治理的核心决策。然而，自李强担任总理以来，国务院已被架空，沦为“签发文件的机器”。重大经济决策集中在习近平亲自主持的中央领导小组手中，李强等高官只有传达权而无决策权。这种权力高度个人化的体制，让专业治理被政治忠诚取代，经济困局的根源正在于此。
例如，李强作为习近平的长期随行旧部，从浙江到上海再到国务院，其晋升并非基于经济管理能力，而是忠诚度。同样，蔡奇、丁薛祥等高官多出身秘书或宣传系统，缺乏专业治理经验。这种“亲信治国”模式与毛泽东时代的“老干部治国”如出一辙。当年的老干部多为文盲，却因“出身红”而主政；如今的亲信虽有现代教育背景，但核心逻辑仍是“忠诚高于能力”。
2.隐形文革与沉默的恐怖
胡力任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正在上演一场“隐形文革”。与毛泽东时代依靠红卫兵的暴力清洗不同，今天的清洗依赖体制性恐惧与行政控制。反右的帽子被“政治不可靠”取代，批斗大会变为内部通报，纪委与巡视组成为新的“红卫兵”。学者噤声、媒体自审、企业家流亡，知识与理性被封杀。这种沉默的恐怖比街头暴力更具渗透力，通过心理恐惧与制度约束，让社会陷入“信息黑洞”。
地方官员忙于“报喜不报忧”，企业家学会“装甲配合”，专业人士选择沉默自保。这种“忠诚陷阱”使国家失去自我修复能力。当敢于说真话的人被清除，政策制定与执行陷入虚假繁荣的怪圈，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形同虚设。
3.习近平的权力焦虑与人格根源
胡力任从心理学角度剖析习近平的执政风格，认为其权力焦虑源于极度的不安全感。习近平的成长经历——红二代出身、父亲被打倒、全家流放、梁家河的艰苦岁月——塑造了他对权力的独特认知。在那个思想被摧毁的时代，他学会了通过服从权力获得安全，通过控制他人缓解恐惧。这种“权力防御人格”体现在他对亲信的偏好上：李强、蔡奇、丁薛祥等人之所以被重用，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他们能提供情感安全感。
这种心理机制不仅影响习近平个人，也将国家拖入集体性焦虑。胡力任指出，习近平越缺乏信任，越要求忠诚；越害怕失控，越追求全面控制。这种恶性循环使政治体系从“理性治理”转向“政治仪式”，讨论变成赞颂，研究变成宣誓，国家治理陷入空洞化。
4.政治文化的缺失与信仰危机
胡力任强调，中国的政治危机根源于精神文化的缺失。毛泽东时代以“人定胜天”摧毁了理性与信仰，习近平延续了这种“权力即真理”的逻辑。中国的政治文化崇拜权力而非真理，缺乏谦卑与敬畏精神。相比之下，美国的科技与制度进步得益于基督教文化中的敬畏规律与尊重真理的精神，而中国却在“与天斗”的傲慢中迷失。
这种信仰缺失不仅体现在最高领导人身上，也渗透到整个社会。官员为权力服务而非国家，民众在高压下学会沉默，社会失去对真理的追求。这种文化缺陷使得中国难以通过内部改革实现自我救赎。
经济困局：从“中国热”到“新年送别宴”
1.房地产泡沫破裂与家庭财富缩水
程晓农援引《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历史性挑战。房地产市场的崩塌是核心问题之一。据报道，中国城市家庭平均每户因房价下跌损失约9万美元（约60多万人民币），总财富损失高达18万亿美元，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1.5倍。这一损失规模甚至超过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时期。与美国不同，中国家庭的财富基础本就薄弱，收入水平较低，房地产业占家庭财富的比重过高，泡沫破裂带来的冲击尤为严重。
此外，中国目前还有8000万套空置住房，相当于美国住房总量的两倍。这些空置房预示着房价还将继续下跌，家庭财富将进一步缩水。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债务总量已达到GDP的3倍，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复苏希望渺茫。
2.外资撤离与“中国热”的终结
程晓农强调，中国的经济困境不仅源于内部问题，外资撤离也是重要因素。《华尔街日报》指出，随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曾经蓬勃发展的市场吸引力正在消退。美国企业已不再将中国视为“机遇之地”，甚至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美中关系的优先级显著下降。这种态度转变不仅限于美国，台湾企业也应重新评估对大陆市场的依赖。
程晓农认为，过去“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说法是中共宣传部门制造的神话。如今，随着经济持续下滑，这一神话已彻底破灭。《华尔街日报》将2025年中国经济的报道称为“新年送别宴”，宣告了“中国热”的终结。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从“经济机遇”变为“风险来源”。
3.社会心理的“鸵鸟效应”
程晓农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心理状态，指出年轻人在经济衰退下的反应并非抗争，而是“自我压抑”与“躺平”。许多30多岁的年轻人因失业或低收入继续依赖父母，内心充满无力感。他们通过刷短视频寻求短暂快感，类似“鸵鸟效应”——将头埋进沙子里，逃避现实。这种社会心理的普遍化，使得中国难以出现类似民主国家的抗议运动，社会变革的前景渺茫。
4.国际影响力的负面转向
程晓农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在从积极转向负面。过去，全球许多国家因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而愿意与其合作。如今，随着经济下滑和政治高压，中国的国际形象受损。各国开始警惕中国带来的不稳定因素，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种转变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长期挑战。
根本问题：历史的重演与精神危机
胡力任指出，习近平的执政理念深受其成长经历影响。他信奉的不是自由与法治，而是权力与生存。从梁家河到中南海，他的执政逻辑延续了毛泽东的反智传统，将中国推向深渊。毛泽东留下的“政治病毒”——以斗争为信仰、以权力为真理——从未消失。这种逻辑让中国社会学会了沉默与服从，理性被恐惧冻结。
习近平或许认为自己是“历史的选择”，但胡力任认为，他只是“历史的重演”。他用忠诚取代能力，用控制取代信任，用恐惧维系稳定，用谎言塑造光荣。然而，越想证明伟大，越显脆弱；越想掌控一切，越失去一切。真正的伟大来自自知渺小，真正的力量来自尊重他人。当一个国家拒绝学习、拒绝敬畏、拒绝反省，其结果必然是自我毁灭。
未来展望与改革建议
胡力任认为，中国要走出危机，必须进行摒弃忠诚逻辑、重建信息透明的治理机制和重建精神文化等根本性改革。不过，从历史来看，要中共自我进行改良可能性几乎没有。
程晓农从国际角度提出建议：
- 各国应谨慎对待中国：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负面作用凸显，各国应重新评估与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关系。
- 台湾应减少依赖：台湾企业与政府需调整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寻找多元化发展路径。
- 避免对民主化过分期待：中国社会的“鸵鸟效应”表明，短期内难以出现大规模民主化运动，国际社会应以现实态度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