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1日，“勿忘初心”港人团体和支持者在多伦多中领馆前举办831太子站六周年纪念集会。图为勿忘初心团体领袖Tango。（看中国摄）
【看中国2025年11月21日讯】（看中国记者肖然采访报道）11月初的一天，加拿大多伦多下起了2025年第一场雪，Tango Wong与一众友人来到市中心的中领馆前纪念香港理工大学围城事件6周年。Tango在发言时眼里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作为一名从香港流亡到加拿大的抗争者，Tango Wong的经历如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剧本，记录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中无数普通人的转变与煎熬。他向《看中国》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循规蹈矩的“和理非”派到被迫走上“勇武”抗争前线的转变，这段心路历程充满了绝望、愤怒与责任感。
45岁的Tango Wong原是香港一名普通上班族，他形容自己原本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市民”，相信通过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简称“和理非”）可以争取民主与自由。但2019年的风暴，将他的人生彻底颠覆。“那一年像颠沛我的人生，把我整个人由一个循规蹈矩的市民变罪犯，41岁之前我也没有犯过任何刑事案底，也没有坐过狱，也没犯过什低微案件，但41岁后的我已完完全全没希望，因为我已有案底。”Tango Wong感慨道。他的转变并非一夜之间，而是被一连串事件层层剥蚀，最终推向“勇武”派——一种更激进、直接对抗的抗争形式。
初始的和平信念与幻灭的开端
Tango Wong的抗争之路从2019年6月开始。那时，香港爆发大规模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游行。他最初以“和理非”身份参与，相信通过和平示威、集会和请愿，可以迫使港府让步。但6月12日的金钟冲突，成为他信念崩塌的起点。
那天，警方首次大规模使用催泪弹镇压示威者。Tango Wong亲身经历了催泪烟的刺痛，看到手足被拖走、倒地、尖叫的场面。他将其比喻成战场。那一刻，他的心底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原来市民在他们眼中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种低等动物，没有话语权，没有生存自由，没有民主自由，没有集会自由，香港只有强权。”催泪弹不仅仅是物理攻击，更是象征着政府对市民权利的践踏。那一刻，Tango Wong开始质疑“和理非”的有效性。
接下来的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如一记重锤彻底击碎了他的幻想。那晚，一群白衣人手持木棍和铁棍，在元朗西铁站无差别袭击市民。Tango Wong目睹了白衣人从月台涌出的那一幕，更震惊的是警方的反应：警方视而不见，甚至背身离开。市民拨打紧急热线求助，却被暂停服务。“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人可以求救了。报警无助，看到警方视而不见背着离开，而往后警方只是万般借口推搪责任，市民致电紧急警方热线也被暂停，这还是我们认识的香港吗？”他痛心地说。事后，警方以各种借口推卸责任，甚至有证据显示警方与黑社会勾结，包括现任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支持。警方迟到39分钟才到场，“人命真是不值任何价值吗？”
元朗事件后，Tango Wong的内心开始进一步动摇。他意识到，和平抗争在面对“警黑勾结”的强权时，已然无力。这让他从一个被动观察者，逐步走向更主动的参与。但真正让他“转向”的，是8月31日的太子站事件。
太子站见证城市死亡 退无可退 加入勇武派
8月31日晚，太子站成为香港抗争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警方在站内无差别殴打市民，甚至对已倒地的示威者继续施暴。Tango Wong当时在站外出口，听到救护员敲击铁闸、恳求警方允许入内救援的声音，但警方置之不理。“那晚太子站像被封印。我在出口外听到救护员敲击声、恳求警方派人入去作拯救，但警方视而不见，将所有责任推向受难者身上，闭路电视全被删除，到现在也使用8964的方法来掩饰事实，以为将真实事件隐藏就没人记忆，那种与8964处理事件方法相同。究竟当时为何要用列车来送走伤者，到现在也没有公布。只是一般官腔口法。”他愤怒地比喻道，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手法如出一辙。伤者被列车神秘运走，至今无人知晓内情——是否运载死者、重伤者，或已被“送中”？太子站出口如今如“8964”般，成为禁忌，不能提及、不能纪念。香港政府只是用谎言来让大家忘记，如八九64事件后官方竭力掩盖，屠城像从未发生过。
那一晚，铁闸落下的瞬间，Tango感到整个世界被黑暗吞噬。“但铁闸落下的瞬间，那声音全部被暗黑吞掉。那一刻我明白：我已经不是在抗争，是在见证一座城市的死亡，是见证一座城市的自由慢慢被蚕食，是见证一座城市有强权没公理。而我如果再站在后面，那我的子孙将来会是怎样，屈就于强权之下？还是没有一生将来？就如中国一样，没有出境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思想，只是为一口饭而赞美政府的恶行。”这些问题，让他彻底放弃“和理非”的幻想。“我没有选勇武。是那一年政府把我推到那里，像把我推到火口边，退无可退。2019年的每一幕，都像是在剥走我一层又一层的人生希望。”
从此，Tango走上前线，加入“勇武”派。他参与了后续的冲突，包括中大二号桥的激战和理工大学围城。那段时间，全城的火光燃烧着每个人的未来：9月、10月、11月的街头抗争，从罢课罢工罢市，到深夜人链，从立法会破碎的玻璃，到散落一地的砖块和防具。在立法会，人们高喊“没有暴徒，只有暴政”“香港人，反抗”“不是你教我暴力，是你逼我”。在71立法会大楼的破碎玻璃，让Tango第一次感受到整个城市心碎的声音。在中大二号桥上，警棍、子弹、雨伞堆成一幅没人愿再想起的画。在散落一地的砖、木板和破掉的防护物上，闪着暗暗的光。有人坐在石阶上悄悄流泪，有人抱着同伴的肩膀，有人只是望着远处发呆。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沉默，像是一整座山停下了呼吸。很多学生躲在墙边，掩着口鼻，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些人拿着水桶和砂土跑来跑去，有些人负责把受伤的人带离桥边。没有人是专业的救护员，但每个人都努力做着自己能做的一点。他听到一名女大学生说：“希望我们还有明天，明天就会好了，你还有我们在，不怕孤单的死去。”
2019年10月31日，Tango被警察打成重伤。当时因为前面有很多手足正在撤离，政府文件显示，当时一辆无标记的警察七人车以时速19至25公里（还在持续加速）直接冲向示威者人群后面，法庭上播放的车载摄像头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他为了尽量拖延时间、让手足有机会逃脱，冲出去挡在前面，结果被车上的飞虎队成员暴打成重伤，下了车被拖进警署后继续打。他的私人律师当场立即向警方提出要求验伤，但警方谎称他被关在另一个警署，导致律师直到第二天凌晨5点才找到我、行使法定权利。警方却拖到第二天（11月1日）晚18:30才用救护车送他去医院验伤。（Tango提供）
理大围城 书写遗书 体验灵魂断裂
2019年11月的理工大学围城，是Tango转变过程中的高潮也是低谷。数千名示威者被警方包围，校园如末日般充斥黑烟、饥饿与恐惧。“理大围城里，饥饿、害怕、焗促，数以千计的人困在像末日的校园里。有人说想冲出去，有人想逃，有人哭着说自己对不起父母。四面八方都传来封锁的消息：桥被截断、隧道被阻、道路被占，每条可能的出路，全部被‘没有希望’三个字盖掉。”Tango身处其中，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逼近。“而且不是冷静的那种，因为我已分不清愤怒和绝望。像知道自己快不存在了。心跳快到像要爆裂，那种害怕，像跳楼机一样，不知道会否绳索断裂。操场到处是黑烟，灯光照着每个绝望的脸，像末日。”
在围城中，他颤抖着写下遗书：“我记得我暗暗坐在一个角落，没人知道我的存在，手抖到连字都打不到，但我逼自己写下：‘如果我走不到出去，请记得曾经有我的存在。’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只是‘存在过’，而不是‘活着’。”这不是冷静的告别，而是对“存在”的反思。
他还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给他的干姐姐（契姐）。“我说：‘姐，如果我不在，请帮我照顾我女朋友’[原因我是孤儿，所以我并没有自己的家庭，女朋友是我当时的一生]话还没讲完我就哭得说不出声。她沉默好久，然后很轻很轻地说：‘你不能死,回来和我喝酒，我们还在等你。’我到今天还没办法回想。每一次想起，都像有人掐着我心脏。那通电话不是道别，是一次灵魂的断裂，是一种不知道的遗言。”
围城中，他还亲眼目睹前线手足的崩溃。“太多了。但有一幕……我到今天只要闭上眼就会回到那里。深水埗的那一天，有个男孩子——14岁，他说；（我要为香港做一点事）还有理大的成年男孩跪在地上，全身颤得像抽搐。他抓着自己的头盔，一直在说：‘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还未活过……我还未结婚…..我还有家庭…..’那句‘我还未活过’像一把刀插进我胸口。旁边一个女生眼睛肿得睁不开，她也在哭，但她握着他的手说：‘如果我们都要死，都不会是你一个人死。’那句话⋯⋯像一种残酷的温柔。也是我听过最心碎的承诺。那一刻我明白：2019不只是抗争，是一群还未来得及长大的人，被迫面对死亡。那画面永远在我心里，也永远推着我——因为有人连什么叫‘活着’都没体验过。”
现在他的队友也在2022年相继被捕，Tango觉得对不起他们，倍感愧疚。“那些画面一生都不会褪色。”
在恋人与正义之间挣扎
在抗争中，令Tango最痛苦的不是身体的伤痛，而是面对恋人与正义的抉择。他的女朋友从未阻止他，但这份沉默，让他更感内疚。“最痛苦的是——她对我没有任何说话，而是我害怕失去她。那一年，每一次出门都是赌命。我不知道怎样面对她，因为我自己也怕。但我知道自己停不下来。我只能告诉自己：‘如果我今日不出去，我以后再无资格睁开眼，我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香港人，我的子子孙孙将来如何生活在有自由的。’由头到尾她没有阻止我。当时我也明白——原来爱一个人，不是说话，而是要自己承受可能不再回来的风险。那一年，沉默比死亡更可怕。”
这段挣扎，体现了“勇武”派背后的情感代价：正义与爱情的拉锯，让无数人如Tango般内心撕裂。
流亡加拿大：创伤的延续与幸存者的责任
来到加拿大三年了，创伤还牢牢跟随着Tango。“创伤从没有离开过我，一天都没有。警车经过的声音会令我心口痛。地铁门关上那一刻我会冒冷汗。夜里听到脚步声我会以为有人要冲进来。吃头痛药的次数比香港还多。我不是‘习惯’了，我是被那一年永久改造了。”他常常问自己：“为什么我活着？为什么是我逃出来？那些逃不出的，又在哪里？是否现在自杀就可以了结所有过去？”而他能给自己的唯一答案是：“既然我还活着，就不能让那一年白白死去。”
“我不想做英雄。我甚至觉得自己有时都不像人。但我知道，我需要讲述，我需要把真相留下，我需要让下一代知道香港曾经努力过争取。幸存者的责任不是伟大，是疼痛，一种永远不会痊愈的疼痛。但我要去承受，因为那些没有机会承受的人，已经不在了。”
“我以为逃出来就会没事……但我们整代人都逃不掉。”这是一场任何香港人都不可能真正逃离的回忆灾难。Tango到加拿大的第一年，只想好好活下去──上班、交租、学英文、买菜。他努力假装自己是普通移民，假装2019只是做过的一场噩梦。但痛没有因此消失。2019年的画面在他脑海里长住。
真正令他崩溃的，是2023年冬天的一个晚上。那天，他在多伦多一家超市门口缩在角落，手抱着头、哭得全身发抖。他感觉眼神空得可怕，自问自答：“我以为离开了就会没事……但我每天都好像还在2019。”那一瞬间，他的胸口像被刀插进去。那晚的家，灯都没开，他跪在地上哭了很久。哭到最后，他终于明白──“如果我们都沉默，那些还在香港、还在监狱、还要活在恐惧里面的人，真的会被全世界遗忘。”
于是他在多伦多成立了“毋忘初心”组织，该组织的核心使命只有一句：“为不能说话的人，留下他们存在过的证据。”不是煽动、不是对抗，不是仇恨，而是真理。一种守护，一种不让记忆被抹掉的最后防线。他们目前最迫切想完成的，是──一套真正属于2019的口述历史。不是英雄故事，而是那一年无数普通人经历过的：恐惧、迷惘、善意、痛苦、牺牲、逃亡、失去。从街上被打，到黑夜里的追捕；从中大到理大，到区区巷巷的催泪烟；从罢课罢工罢市，到深夜的人链；从有人消失，到有人被捕，到有人流亡，有人自杀。
极权一定会倒下
当被问到对2019年反送中的“光复香港”的口号还有多少信心时，Tango坦承“我不讲大话，信心一定少了。少到有时夜深人静，我都不知道还能撑多久。”但他的信心从没变成零，是因为香港人的记忆没有死。“英国、加拿大、澳洲、美国的香港人，虽然大家不再喊口号，但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守住文化，如在社区活动挂上一条小小的黄丝带，在街角听到有人叫‘加油’时，互相会心一笑，在集会上点一盏烛光，代替无法出席的人站出来。“香港这两年好静，但人心没死。安静不等于没有希望。”
至于中共政权会不会崩溃，他说信心是来自历史。“所有极权都不会持续永远。它们一定会变、会腐烂、会有某一天倒下，但不会马上崩溃。” 现实情况是海外社群疲累，手足彼此分散，香港人自我审查的阴影，勇武者在监狱里的无声。如今，六年过去，“我相信，2019点燃的那把火不会熄灭，只是被泥土掩盖。待种子成长，一定化成树林，去追逐自由。”
寄语香港人
下面是Tango最想对仍在香港，活在压力、恐惧、沉默里的人说的三句话。
第一句是：“你们没有做错。” 不发声，是因为要保护自己、家人、生活，这不是懦弱，是另一种沉重的勇气。“明白你们的心酸，但你们要承诺将来光复香港之时，必定煲底相见。”
第二句是：“你不孤单。” 海外有很多人仍然记得香港，记得太子站、记得二号桥、记得理大、记得每一个失去声音的人。“你不敢说的，我们会帮你说。”
第三句是：“请活下去。”只是希望你们能在每天最黑暗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值得活下去，因为有很多人已失去了自由，生命，家人，爱侣，就像我一样。”哪怕只是活下去，已经是一种反抗。
在采访的最后，Tango强调光复香港的唯一出路是中共必亡。“这是永世不能忘记。谁将我们的家化为灰烬，谁将我们的民主自由消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