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家舆论导向政治八卦，豪宅、跑车、情妇、谋杀，其实都只是眼雾弹，当局最怕的是更深的黑幕被撕开。（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薄熙来案爆发的那些年，国际媒体几乎一面倒地把镜头对准“红色太子党的豪宅、外遇、英国商人被毒杀”、“留学子弟开跑车、喝香槟”，但同一时间，已有多份重量级国际调查报告在指控活摘器官、酷刑、公安黑箱——这些会动摇政权正当性的议题，却始终待在新闻边缘。
为什么国际舆论焦点被刻意导向“中国版政治八卦、豪宅、情妇”，而不是让世界去深挖“活摘器官、酷刑、公安黑箱”？
中共政治明星薄熙肆无忌惮
薄熙来他在辽宁时期靠“几场大型公开场合宣传”成功塑造改革派形象，进入商务部后仍保持这种作风。但在吴仪眼中，这些全不是重点。甚至是麻烦。
最经典的“八卦”，发生在人民大会堂某次大型外宾接待前的休息室。故事版本不只一个，但核心情节一致：
薄熙来正用英语跟外宾聊天，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中央外交新面孔”的戏剧效果。摄影记者特别爱他，因为他会微笑、会举手、会摆头，天然镜头感。
吴仪进门后，薄熙来没有立即起身，也没有结束谈话让出主位，而是保持同样的表演节奏。吴仪扫了他一眼，表情冷得像十二月的海河。旁边官员都看出来：这两人完全不是一个调。据说，会后在转场时，吴仪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语气不重，但刀锋很冷：
“领导位置不是靠表演。”
这句话后来在北京官场流传极广，被视为吴仪对薄熙来的“政治性评语”。2007 年薄熙来没有晋升副总理，而是被派去重庆。许多港媒与北京政治线认为深受胡温中用的吴仪对薄熙来的低评价是主因之一。
2007 年薄熙来进驻重庆，官方宣传形容为“带着光环而来”。但真正观察重庆政治的人都知道，这是一部“双层剧本”：表面是唱红、打黑、建设民生；底层则是公安黑箱、监控城市、秘密审讯、黑金运作、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指控的“活摘器官疑云”。到底外界看不穿、内部看不透的“重庆模式”发生了什么事？
重庆的公安权力，在薄熙来时代被交由王立军掌控。王立军不是一般公安局长，而是公安、特勤、技侦、生物科技研究多职一身的“特权执行者”。他主导的行动包括：神秘的“身分识别系统”、高密度城市监控、审讯中心的封闭化，“三不公开”案件（不公开来源、不公开程序、不公开裁量）与外省公安合作的技术实验，王立军在演讲中甚至曾自豪地宣称：“重庆的反犯罪科技，已走在全国前列。”
王立军本人主持建立的多个审讯中心，被指采“不公开程序”。外界最关注的包括：审讯是否外包给非公安人员、是否使用“特殊审讯技术”、审讯后供词是否具法律有效性。国际组织纪录多次收到匿名投诉，指涉重庆公安在审讯中使用酷刑，包括：长时间绑架式审问、水牢、精神压迫、禁闭、不让睡觉，在王立军出奔事件后，被大量对照于其过去的公安管理风格，被视为“不无可能”。
最黑的阴影 活摘器官指控——重庆作为早年器官移植量异常攀升的地区之一
以下为国际人权组织、医学伦理研究者与 NGO 所揭露与指控内容:
一、重庆警方与“器官移植”的异常资料：早在薄熙来掌重庆前，“重庆大坪医院”等医疗机构在 2000～2010 年间器官移植量大幅增加。但供体来源不明。人权组织指出：器官供应速度过快、等待时间极短一些供体的“死亡时间”高度可疑部分医院设备由公安系统参与管理。
二、王立军在“生物研究中心”的涉入。王立军曾在辽宁任公安局长时参与“现代生物科技与器官研究项目”。外界最震惊的是：他曾在某次论坛上表示，该中心研究成果“协助了数千次器官移植”。此言一出引起国际医学伦理界大规模关注。
三、国际调查者，包括“国际追查组织”、“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等人权调查者都指出：王立军的公安系统与器官移植系统之间，存在不寻常的交集。而重庆模式的黑箱化程度，使得调查更困难。但研究报告已发现：某些被捕人士家属无法取得遗体、部分被拘押者死亡时间不明、多起“突然死亡”案例没有公开验尸报告、公安与医院之间的人员调动异常密集等事实。
比情妇八卦谋杀“更可怕的事”
在英文世界，关于他的条目与报导，长篇描写：妻子谷开来谋杀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Neil Heywood）的离奇案件；儿子薄瓜瓜的特权生活，薄熙来还有众多情妇、偏爱女主播与明星，过往在大连时还有专用酒店房间“约会”。学界分析也指出：国际与中国主流媒体，在报导薄案时，重点集中在“高层腐败丑闻、权力斗争、贪腐审判、豪奢生活”，而不是结构性人权问题。
这种处理方式有几个效果：把一个涉及公安、监控、打黑、审讯黑箱的事件，缩减成：“又一个贪官＋又一场宫斗”。观众容易代入为娱乐性丑闻，而不是制度性犯罪。掩盖了：如果一个政治局委员能这样运用公安与司法，那在看不见的地方还发生了什么？
与此同时，至少有三条国际调查线索，一直紧盯器官移植、酷刑与公安黑箱：Kilgour～Matas 报告（2006）与《Bloody Harvest》系列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Kilgour）与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Matas），自 2006 年起连续发表报告，指控中国存在大规模、系统性的器官移植滥用，特别是针对特定群体的囚犯与良心犯。
由各国医师组成的 DAFOH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多年来在学术与政策层面呼吁，指出中国器官移植系统存在“等待时间极短”“器官来源不透明”“移植量与正式捐赠数字极不相称”等问题，并强调囚犯良心犯。
由国际律师与学者组成的独立“中国法庭”，在 2019 年发表总结判决，认为：中共对特定囚犯群体的强制摘取器官“已持续多年，规模可观”，并构成反人类罪。这些并非“阴谋论博客”，而是前检察总长、人权律师主导的调查报告；国际医学伦理团体的专业论文也公开声明支持该结论。由律师、学者组成的独立法庭所作出的书面判决，甚至被英国、澳洲等国议会正式引用讨论。毫无异议的是，报告中的“良心犯”指向政治异议者、宗教信仰者，其中以法轮功学员为主要族群。
换句话说，国际社会不是不知道有“强摘器官——公安黑箱”这条线，而是它一直被压在“法律、人权专家圈”里，没有变成主流新闻的连续焦点。
医师与律师在呐喊 主流媒体却盯着“宫斗八卦”
DAFOH 在 2021 年的一场研讨会上，直接点名：国际主流媒体在强摘器官议题上“惊人地沉默”，对这种涉嫌反人类罪的问题，投入的版面与追踪，远低于它的严重程度。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薄瓜瓜是不是“开红色法拉利、穿晚礼服吃高级餐厅”，国际媒体连年跟进、甚至十年后还在写“花花公子形象”，而关于谷开来与海伍德是否有暧昧、是否为了钱翻脸、是否有“英国谍报”色彩，各大报纸连篇小说式叙事；至于薄熙来情史、情妇、豪宅、内斗，媒体与读者都乐在其中。
一旦对比会发现：一边是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系统性强摘器官指控，有法庭、专家报告、医学伦理警告；另一边是一个贪官家庭的豪奢生活与情感纠纷；事实上，新闻资源与受众注意力，被实质上导向了后者。但这不是单纯“媒体爱八卦”，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议题转移”为什么会这样？
可以分三层看，首先是丑闻比制度更容易卖钱，“中共红色太子党＋英国商人命案＋情妇＋跑车”比“国际人权报告第 128 页指出器官数据不匹配”好卖多了。前者能做成封面故事、纪录片、八卦长文，结果就是：最需要被放在头版的东西，被推去国际法专家的小圈子里慢慢读。
其次，谈八卦比较“安全”谈薄熙来贪腐、情妇、豪宅，是北京自己都愿意释放的叙事——因为那可以被解释为：“党内出现坏人，党已经出手清除，是反贪与依法治国的成功案例。”
但如果媒体把焦点放在：公安酷刑、黑监狱、器官来源不明、系统性反人类罪指控，那就不再是“几个坏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政权治理模式要被端上台面。对记者与媒体来说，后者意味着更大的外交压力、驻外记者签证风险、国际上的几家主流媒体甚至都可被拒绝入境中国。在资源与风险的现实权衡下，许多媒体自然而然就滑向“相对安全但吸睛的宫斗八卦”。
最后，是迎合北京当局的议题管理：把可以牺牲的人推出来，保住不能被谈的体制。在薄案审判过程中，中共刻意强调：这是一次“反贪”胜利；展现中共“依法办案”的新形象；而对外完全不允许出现的关键是：公安体系是否长期滥权？拘押与酷刑是否普遍存在？器官移植体系是否依赖囚犯作为来源？
于是整个国际叙事被导向：“一个野心家与其腐败家族被法办”而不是：“一个掌握公安机器的高层，暴露了这个国家怎样对待手无寸铁的人”。
为何薄熙来倒台后 这条线索再也无人提？
因为它触及中共体制最敏感的两大领域：公安的绝对权力器官供应的合法性问题。一位海外人权调查者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薄熙来的倒台，反而让很多地方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条线再往下查会撕开更深的黑幕。”
2012 年王立军出奔美领馆，引发整个政治地震。重庆模式的所有底层机器——监控、酷刑、秘密审讯、活摘指控、打黑财产再分配——被国际媒体解剖。而薄熙来的政治未来，也在那一刻被宣判。中央非杀薄不可，因为他把一座城市变成“准独立政权”，公安、财政、宣传、群众动员全由他掌控。若不在 2012 年终止，重庆也会成为党中党、国中国。而王立军事件像是黑夜里突然被打碎的玻璃，能把所有阴影一次照亮。
中共当局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关键要害，这样泯灭人性的罪恶一旦公开，中共崩坍可以预期，于是赶紧出手让薄熙来率先倒台。当局当然也知道，事实上，重庆模式不是例外，只是中共的缩影。重庆不是异常，而是中共把权力推到极端、再推向舞台化的结果。薄熙来与王立军，只是把这套机器玩得太露骨、太浮夸、太无顾忌。在这个系统里：法律可以被重新定义、公安可以兼做政治武器、红歌可以代替政治合法性、器官移植量可以无须供体来源、财产没收可以不需交代、群众动员可在一夜之间启动与消失。在中共国下重庆模式并非异端，而是中共深层黑箱在一座城市的短暂“完全显形”。但薄熙来的率先倒台并没有终结这种黑箱。
从中共当局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议题转移”案例：对外：以薄熙来的豪宅、情妇、英国商人命案，满足西方对“中共版宫斗剧”的想像与好奇；对内：告诉民众“党不会护短，反贪到底”，顺便清除政治对手；对整个体制：把所有问题都包装在“一小撮坏人”身上，避免触及公安酷刑、监控体制、器官供体来源这些真正会动摇政权合法性的议题。
而对于那些苦心收集证词、比对数据、撰写几百页报告的医师、人权律师、独立法庭来说，最刺耳的一句话大概就是：“这议题太沉重，读者不爱看。”从薄熙来案可以看得很清楚：故事被讲成“红色太子党的堕落”，而不是“一个政权如何长期运用公安、监禁与医疗系统对待人”。媒体版面被豪车、豪宅、情妇占满，真正会触及反人类罪、强摘器官、酷刑与公安黑箱的系统问题，只在专业报告与议会听证会里被讨论。
如果世界只愿意看“中国权贵内斗＋豪宅情妇”这种可消费的戏剧，而不愿意面对“强摘器官、酷刑、公安黑箱”这种会动摇政权根基的议题，那么不只是北京在做议题转移，全世界也在用自己的冷漠和好奇，帮忙把真正的黑幕留在阴影里。壮大的红魔会再把手伸向人任何一个普通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还有知名艺人、伸向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才是人类最可悲的恶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