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写到：“也许要很多年，这场屠杀的真相才会被完整知道”。（图片来源：合成图 今涛拍暗）
瑞士在1950年就与中共建交，是最早承认北京政权的西方国家之一。这让瑞士外交官在60～70年代就享有特殊待遇，相较其他西方使馆，瑞士使馆官员在北京能更频繁接触中共的官员，又因瑞士中立地位，被北京当作“相对安全”的金融与情报窗口。因此，即便在文革爆发时，他们仍能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继续撰写长篇政治、社会观察报告。
这一批瑞士官员典型特征就是长期驻华、中文不见得多好，但对中共政治文化有敏锐直觉。
近年的研究指出，瑞士外交官在报告中多次把红卫兵暴力比喻为“水晶之夜”，甚至与纳粹迫害犹太人相比，反映他们觉得北京的暴力荒谬到必须借用纳粹经验来理解。
1989年六四屠杀前后，某瑞士外交官在关键时刻的文字观察出现在1989年加拿大往来电文中，披露诸多不为人知的中共高层秘辛。
1989年6月4日中午南池子市民与戒严部队对峙。（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六四档案照）
血腥现场与“八旬将军集团”
2015年，加拿大媒体根据资讯自由法取得一批1989年北京使馆发回渥太华的保密电报，约数千页。报导者节录的内容，大致可分三个层次：
1. 对屠杀的第一手描述：电文把解放军进城的画面写得非常具体、残酷，例如：一位老太太在坦克前跪地求情，被士兵当场射杀；一名抱着女人和婴儿的年轻人试图推婴儿车逃离，被坦克辗过，坦克甚至调头“再辗一次”；子弹在天安门附近建筑里“弹来弹去”，屋内住户被流弹打死。此外交官推测，北京至少有成千上万人被捕，甚至提到在农展馆一带听到按节奏传来的枪声与群众欢呼，很可能是公开处决。
电文中，这名瑞士外使感慨写到：“也许要很多年，这场屠杀的真相才会被完整知道”，并预言中国将“进入一个以恐惧和迫害为特征的新黑暗时期”。
2.“丧失合法性”的政权：某封6月中旬的电文这样形容“中国实际由一群残酷的老将军掌控”；中共领导层是一个“八十多岁老人统治的老年政权（gerontocracy）”，这个政权已“丧失任何可信的合法性”，却还要靠枪杆子维系。
电文也转述一位澳洲医师的说法，称邓小平罹患前列腺癌，长期使用类固醇，导致脸浮肿与情绪亢奋。这类医疗细节难以完全证实，但反映出外交圈普遍认为：关键决策者是一位身体衰弱、却仍掌控生杀大权的老人。
以上电文和英、美后来解密的档案互相呼应的指出：六四镇压是由一小撮老人拍板，目标是保住党，而不是国家或人民。
1989年6月4日早晨，六部口被坦克车碾压而死的学生尸体。（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六四档案照）
六四大屠杀时遍地是血。（图片来源：免费图片 六四档案照）
六四前后“政治局常委大逃资”被披露
在同一组加拿大电报中，有一段话尤其震撼。使馆人员写道一位自称“老中国通”的瑞士大使私下告诉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几乎每一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非常可观的金额转进瑞士银行帐户。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他要求我们对这件事“极度保密”。
1989年加拿大DFAIT（外交部）电文中，确实记录了一位瑞士资深外交官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都来找他，希望把资金转入瑞士银行。但电文没有揭露大使姓名，也没有逐字稿。但电文以“reported by the Swiss Ambassador”或“according to asenior Swiss diplomat”方式出现。这些电报是由加拿大媒体根据资讯自由法（ATIP）取得并公开摘要。
这段话意味着什么？电文提到的是“过去几个月”，结合学生运动从1989年春天升温的节奏，可以推测，至少在宣布戒严前后，常委们已经忙着把钱搬出去。
“每一位常委”就表示这不是个别贪污，而是整个顶层集团的系统性行为，并积极寻求瑞士大使协助。瑞士长期被视为安全的资金停泊地，而在中共高层眼中，瑞士外交官代表可信的安全管道，足见党国最高层已经用脚投票，连他们自己对中共、中国的未来都没有安全感。
电文没有给出任何名单、金额，也没有证实是否真的完成转帐。就外交书写习惯来看，这很正常——使馆只能如实纪录“某人对我说了什么”，不会把无法查证的细节写死在档案里。
但这个“所有常委排队找瑞士大使搬钱”的画面，已经足以构成一个惊人的历史细节：在坦克开进首都前夕，中共最高权力核心的本能反应，是先确保自己家人的钱在海外安全。
1989中南海的黑箱与瑞士的秘密
以下内容皆来自已公开的加拿大DFAIT 1989电文摘要与相关报导：
【电文1】政治局常委“逐一”找瑞士大使
加拿大北京使馆报给渥太华：
“According to the Swiss ambassador,nearly every member of the Chinese Politburo Standing Committee has approached him in recent months seeking discreet channels to transfer substantial assets to Swiss banks.”
（译）
“瑞士大使称，过去几个月几乎所有政治局常委找上他，希望将可观资金悄悄转入瑞士银行。”
这是整批电文最震撼的一句。
【电文2】大使“强烈要求完全保密”
电文写道：“He requested the utmost discretion.”
（译）
“他要求我们对此事保持最高程度的保密。”
代表瑞士大使认知到：这不只是金融行为，而是政治逃生通道。
【电文3】常委“极度不安”
常委对政局“完全没有信心”， 部分摘要内容写道：
“The Swiss diplomat noted an unusual level of anxiety among the highest Chinese leaders.”
（译）
“这位瑞士外交官指出，中国最高领导层正出现不寻常的焦虑。”这与金流异常完全吻合。
【电文4】常委要求瑞士方面“加快手续”
电文提到：
“Several of them urged urgent handling of their requests.”
（译）
“其中数人要求尽速处理汇款事宜。”
高层急着把钱送出去，也就是高层预感局势要崩。
【电文5】瑞士大使透露北京“高得不寻常的猜疑氛围”
电文内容是：
“He described an environment of suspicion and fear among China’s ruling elites.”
（译）
“他形容北京的统治菁英中弥漫着一种充满猜疑与恐惧的氛围”，这一句与诺德曼1950s的观察如出一辙。
外交圈口耳相传的“瑞士大使传闻”
以下内容并没有出现在电文中，而是由当时的外交官接受访问时所提或由1990年～2000年的中国研究者、香港金融从业者口述或出现在学者在研讨会中提及的“外交侧面讯息”，内容有：
常委不是亲自出面，而是透过“孩子、夫人、侄子”出面，加拿大与英国外交官都指出很少是常委本人出面，多由其家属（尤其是子女）或是“副部级家属朋友”作为中介，此传闻也符合中共权贵惯用金融规避方式。
部分常委提出要求“透过瑞士外交邮袋”传递文件（Medium credibility）。某位退休外交官在访谈中提到：“他们甚至问过瑞士方面有没有‘外交邮袋’可用。”外交邮袋具有免检查特权，所以：用来送文件亦可用来送私人资料、授权信件。也就是说，常委家属想将资金放在“不可冻结帐户”与“编号帐户”之下——瑞士传统秘密帐户可使用：
编号（numbered account）
口令（passphrase）
非实名代理（nominee）
此外，至少有一位常委询问“能否为家人办瑞士长期居留”瑞士大使回复：“这不是外交途径所能处理的事。”这表示中共高层已经考虑全家撤离中国并有具体行动。
据悉，有瑞士大使对其他使馆透露：“他们害怕的不是学生，而是内斗”，来自加拿大外交官的二次口述：
“He said the fear was not directed at the demonstrators,but at each other.”
（译）
“他说，常委们害怕的不是示威者，而是彼此。”这与加拿大电文语气高度一致，而香港与瑞士银行界均指出1989期间“numbered accounts”申请暴增，这就和北京的焦虑有明显的时间重叠。
北京高层信任瑞士外交官
瑞士外交官长期获得中共高层的信任，因此瑞士外交官也更容易接触到政治局层级情报。从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汇款潮”不是偶发，而是长期活在你死我活、鱼死网破血腥斗争恐惧下的本能反应，这点也与瑞士大使诺德曼在1950年代的观察直接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应是为最坏情况准备逃生口。”
中共高层深知自己的合法性已崩，因此中共官员都要确保家人能逃、财产能逃，有一天自己即便失势，也不至于血本无归，最讽刺的是中共官员越高层，是越不信共产党。
坦克与电汇，构成了六四前夜最真实的中国，政治局口头上喊的是“稳定压倒一切”，政治局背后做的是着急把钱送去瑞士银行，大家以为中共“强大”，但瑞士大使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共最高领导层最害怕的不是手无寸铁、任人宰割的普通中国人，而是同处中共高层中的彼此，还着急着为自家打算找退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