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槻真希。（图片来源:视频截图chenjing/看中国）
波兰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的电影《战争中的钢琴师》（The Pianist，2002）是改编自波兰犹太钢琴家瓦迪斯瓦夫．史匹曼（Władysław Szpilman）的真实回忆录，也就是说，这是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这部影片捕捉了曾经纳粹大屠杀的恐怖，更在黑暗中闪现一丝人性的微光：德军上尉威尔姆．霍森菲尔德（Wilm Hosenfeld）在华沙废墟中发现史匹曼后，并未立即执行纳粹的灭绝命令。
相反，他让史匹曼弹奏萧邦的《降B小调夜曲》，在琴声中同感美的力量。随后，上尉不仅放过了史匹曼，还偷偷提供食物和大衣，帮助他熬过战争最后的日子。这一幕震撼人心，因为它揭示了即使在纳粹的系统性屠杀机器中，仍有个体保留了对艺术与人性的敬畏，让观众在绝望中看到希望的裂缝。
然而，如果我们将这一历史镜头转向当今的中共政权，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为冰冷、更为彻底的残暴现实：中共从不给予受害者“弹完最后一首曲子”的机会。它不允许艺术的余音回荡，不容许人性在暴政中喘息，哪怕是一个外国人。
2025年11月28日，在上海西岸穹顶艺术中心的万代南梦宫嘉年华（Bandai Namco Festival 2025）上，这一残酷被赤裸裸地展现。日本歌手大槻真希（Maki Otsuki），当她站在聚光灯下，唱到副歌时，灯光突然全灭，萤幕黑屏，音乐戛然而止。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台，一人夺走麦克风，一人拽着她的手臂，将她强行“请”离现场。这位歌手是以1999年为动漫《航海王》（One Piece）演唱的经典结束曲《memories》闻名亚洲，时隔26年又重返中国舞台。
数千观众从震惊转为愤怒，现场回荡着“不会吧！”“一刀切？”“太他妈不尊重了！”的怒吼。这不是技术故障或意外，而是中共政权铁腕的“政治暴力”在作祟。原因大家都知道了，只是因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说了一句中共不爱听的话。
主办方事后仅以那句万金油般的“不可抗力因素”搪塞。据BBC和《日本时报》报导，同一天，日本流行天后滨崎步（Ayumi Hamasaki）的上海演唱会也被临时取消。演唱会舞台耗时五天搭建，1.4万张门票售罄，却在最后一刻全部拆除。滨崎步最终在空荡荡的场馆中独自演唱。
X平台上，日本网友怒斥这是“流氓行为”，中国网友在微博崩溃：“要禁也禁得体面点，唱完再拉电啊！”大槻真希在Instagram和X上温柔发声：“演出中途因不可抗力中止，29日的演出也取消了。对所有期待的粉丝，深感抱歉。”她的话语中，隐藏着无奈与颤抖，但这一事件已成为全球媒体焦点，从Reddit到Instagram，视频片段疯传，凸显中共对艺术的粗暴干预。
其实这一幕并非孤例，而是中共“艺术消音”传统的延续，一个系统性抹杀文化与人性的机制。
回溯历史，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学生们高唱《国际歌》，坦克却直接碾压而来，歌声淹没在血泊中；2019年香港理工大学围困期间，抗议者弹奏钢琴回荡校园，警方却投掷催泪弹，砸烂一切；2022年白纸运动中，年轻女孩举白纸弹琴，警察不仅中断表演，还逮捕参与者。
甚至在边疆，维吾尔音乐家如Shohret Tursun因演奏传统乐器冬不拉而被关进再教育营；藏族歌手Lhamo因歌曲触及文化自治而失踪。中国本土艺术家更难幸免：音乐家费翔因支持香港民主而被封杀；独立音乐人李志因歌词隐含批评而被迫流亡海外。这些案例显示，中共不给艺术家“唱完最后一段”的机会，甚至不允许他们开口。
它将艺术视为潜在威胁，通过审查、逮捕和消失来维持控制。与纳粹相比，中共的邪恶更为彻底、更为去人性化。纳粹还允许史匹曼弹完曲子，因为上尉在音乐中看到了美与同情。反观中共，它从不屑于这样的“例外”。
中共的国家机器是全方位的迫害系统：从文化大革命中毁灭传统艺术，到如今的数字审查系统，监控每一个音符、每一个画面。纳粹的暴行在二战结束后，引发全球追责，纽伦堡审判通缉纳粹分子，让幸存者见证正义。但中共的黑暗更阴险，它不仅压制内部异议，还通过经济影响力渗透全球，让批评者噤声。
历史学家如Frank Dikötter在《毛泽东的大饥荒》中记载，中共造成的死亡远超纳粹，却鲜有国际问责。这一对比引发深刻反思：如果纳粹的党员在战后成为通缉对象，那么比纳粹更黑暗的中共，其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是否也将面临类似命运？从逻辑推理，答案是肯定的。
中共的倒台不是如果，而是必然。经济衰退、人口危机和国际孤立正加速其崩溃。在那之前，选择退出中共的人是最智慧的。因为他们避免了未来被清算的可能。
因此，近二十多年来，全球多国有4亿5千万华人选择三退（退出党、团、队），其实不是政治姿态，而是保护自己免于与邪恶绑在一起的最简单方式。因为等到大厦倾倒的那一天，补退、补救，都将不再有效。中共还能续命多久，良知就还有多久作出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