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左起张治中、毛泽东、 赫尔利 、周恩来。（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1951年，美国推动《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条约》同日签署，彻底重塑了东亚格局。而在北京，刚夺取政权不到两年的中共高层，正面临一场外人难以察觉的政权危机：内政动荡、战争压力、党内派系、苏联控制、合法性薄弱……
这一阶段的毛泽东与周恩来，展现出中共外交史上最典型的两面性：对外高喊反美仇日、捍卫民族大义；私下却急于利用美日同盟来牵制苏联，以保自身政权生存。
一、1951最不稳定的一年
表面上，中共在1949～1950打出“人民解放”的光鲜叙事，但事实上是政权不安、党内互斗、军事重创中国、外交孤立，史料显示：
镇反、土改引发巨大反弹；1950～1951的“镇压反革命”处决数十万人，官方机密报告承认：“许多地方滥杀无辜，造成基层党组织恐慌。”土地改革更使农村动荡。
朝鲜战争重创中国，包括彭德怀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秘密向干部抱怨：“这不是支援兄弟，而是替苏联卖命。”据《抗美援朝内部档案》显示，战争造成的压力让中共高层深感“国力被榨干”。
中苏关系的密云正在形成——《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表面蜜月，但斯大林对中共有深刻疑忌。其原因就在于：苏联能直接触及政权命脉；苏联顾问遍布中国核心体系，掌握重大计划、军工、情治系统，让毛高度不安。中国问题专家、台大名誉教授明居正评价：“建政初期，中共外交不是反美，而是防苏。”
二、周恩判断日苏美的三角将决定中共生死
据《外交口述史》， 周恩来在1950～1951年多次向外交部核心官员强调：“苏联要我们服从，美国要我们对抗，日本要我们仇恨。三家都不是朋友，但都要研究。”
周恩来的外交权谋术以为三国都是威胁，但威胁性质不同。苏联：可以毁灭中共的生存基础（第一威胁）美国：可迫使中共让步，但远在太平洋彼岸（第二威胁）日本：战败国、被美国控制，不足为惧（次要威胁）
因此，周恩来提出中共的外交方针：“近敌苏联需警惕，远敌美国可利用。”毛对此完全认同。
三、旧金山和约与美日安保同步签署 北京震惊又松了一口气
《旧金山和约》（Treaty of San Francisco）
签署日期：1951 年 9 月 8 日
生效日期：1952 年 4 月 28 日
签署地：美国加州旧金山
签署方：日本与 48 个同盟国（不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1年9月8日，美国排除中共与中华民国，直接推动：《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台湾，但不写台湾属于谁）、《美日安保条约》（日本全面纳入美国军事体系），虽然北京表面愤怒，外交部对外发言严厉批判“美帝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新阶段”。但党内的真正情绪与外界想像相反。
内部会议（1949～1954档案口述）显示，毛泽东有过一段隐晦的评语：“美国拉住日本，是坏事也是好事。好在日本不能被苏联利用。”日本若被苏联吸收，将成为“东亚第二个共产强权”，中共则会被完全包围。美日安保反而阻止这种情况。换而言之，对中共而言，美日安保是锁住日本，也是救了中共，让苏联不能垄断东亚。
《旧金山和约》主要内容有：
1. 日本放弃台湾、澎湖，但条约刻意“不指明主权归属”，原文为：“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 title and claim to Taiwan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关键在没有写台湾归属中国或任何国家，这就是后来“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基础，也是日本、美国对台政策的法理空间之一。
2. 日本放弃朝鲜、库页岛、南千岛等领土要求，包括：朝鲜独立、放弃库页岛与南千岛（但未指明归俄国，引出后来北方四岛争议）。
3. 对盟国的赔偿条款——日本必须赔偿战争损害，但方式多为：经济合作、技术援助或双方协商金额。（后来日本与多国签 bilaterals 补充协定）
4. 正式结束盟军占领条约生效后，日本恢复主权。
5.与《美日安保条约》同日签署，意味美国把日本纳入冷战体系。（ 编注：《日中联合声明》是文革后期，1972 年签订的）
四、毛泽东秘密语录
毛泽东真实的立场是假装反美，却暗中希望美国牵制苏联，有多份外交官回忆（流传于海外）记录毛泽东私下谈话：
“美国是远敌，苏联是近敌。近敌更要防。”
“苏联要我们听话，美国不可能管得我们那么多。”
“美国与日本结盟，苏联便不敢独大。”
这些语录被史家视为毛外交哲学的真正核心：表面反美，内心不反美；表面亲苏，内心恐苏。因此，1951年的美日安保对毛而言具有“双重效果”，其一是让中共继续鼓动反美情绪，其二是巩固内部统治让美国牵制苏联，使中共不被苏联完全控制这正是“假装反美、暗中利用”的典型模式。
五、周恩来密语
关于周恩来密语的传闻是：三家都不能信但美国可拉着走，另据《周恩来外交口述史》采访记录，有一段极具代表性的说法：“日本倒向美国，斯大林心里会不安。我们反而有了活动余地。”
另一段民间流传的周恩来密语（出于外交部老干部回忆）：“美日结盟不可挡，我们不必挡，我们要从中取利。”所谓“取利”，就是：让美国与苏联在东亚形成力量平衡，中共得以在夹缝中活下去。这也为1960年代的“中苏分裂”埋下伏笔。
此外，中共也从未真正维护台湾“民族利益”，若以中华民族利益为本，追本溯源中共早该接受国际监督、和平谈判、民主统治。但这会危及一党专政。周恩来在党内会议曾说（1956年）：“外交首先是为了党的领导地位，而不是国家利益。”这段已被收入《当代中国外交史料集》。证明了中共外交的本质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政权维护。
中共外交的狡邪双面模式
中共的外交向来不是为民族利益而是为政权存亡，史料证据链也显示朝鲜战争的决策根本不是为“保家卫国”，内部档案披露毛更在意：若不出兵，斯大林会认为中共不可靠，失去苏联支持，中共恐难守住政权；因此出兵朝鲜的动机，是向苏联证明政治忠诚。
中共反美宣传也不是出自于民族立场而是中共统治需要，1951中宣部内部文件直言：“反美能统一思想，稳定内部。”反美是统治工具。反美只是表面，中共表面谴责美日结盟，内部却默认 《旧金山和约》“可牵制苏联” ，也完全符合中共政权存续逻辑，而非民族利益逻辑。
可以确定的是巩固中共政权才是他们真正在乎的，当然连外交也不例外。从内部资料可以证明中共反美是假、反苏是真，而民族主义也是喊假的。1951年的毛与周，面对的是国内动荡、苏联压力、朝鲜战争、日本重新崛起、美国主导的新秩序，在此格局下毛、周打造出中共外交的狡邪双面模式——表面高喊反美、反日、民族大义；内心却希望美国遏制苏联，以保障中共的政权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