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安门武警（图片来源：MARK RALSTON/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7月21日讯】许多台湾人听过中国大陆民众“上访”，却未必知道“上访”只是俗称，其官方体系叫做“信访制度”。所谓信访制度，是指民众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或对政府、法院处理结果不服时，可以向各级信访部门写信、投诉，甚至亲自前往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希望更高层级政府介入协调。这套制度形式上略似台湾的陈情，功能却完全不同。“信访制度”1951年由中共建立，并非“告御状”传统的自然延续，从诞生起就是中共治理模式的一部分。长期以此寻求救济的人，被称为“访民”。
今年6月25日，信访局发布新规，7月1日起施行——恰是中共建党纪念日。核心一条是民众进京上访，必须持有省级机关就其信访事项出具的书面答复，拿不出来的，一律不予登记，“引导返回属地”。也就是说，访民必须先走完县、市、省三级程式，拿到省级的白纸黑字，才有资格站到北京的窗前，不得跨省越级前往国家信访局申诉。问题在于，许多上访人本来就是因为不信任当地机关，才试图越级申诉，这等于要求访民先取得地方机关的“放行条”，才能向更高层反映问题。可是，谁会主动替投诉自己的人开具通行证明？更何况，地方机关长期的实际做法是根本不出具任何书面文书。
新规对失职官员的约束，只是上级“提出追究责任的建议”，对访民却是不予登记、由公安机关处理，刚性门槛给民众，软性建议留官员，这不是双向约束，而是单向设卡。更狠的是另一条：对官方认定“诉求已解决”仍反复进京的人，不再登记，数据不统计、不通报。过去进京上访计入地方官员的维稳考核，催生出截访、黑监狱等压制产业链，但那个考核数字，也是访民手中唯一的筹码——“我能让你考核出丑”。如今数字被抹去，访民去不去北京，对地方官仕途零影响，不解决问题也零成本。小民最后一张牌被没收了。
信访制度看似是一条救济管道，但它本身正是中国在共产党独裁治理模式下形成的特殊制度。正常法治国家中，人民权益受到侵害，首先依靠的是独立司法、新闻监督及民意代表，而不是长途跋涉向更高层政府喊冤。中国大陆之所以形成庞大的信访体系，恰恰说明信访制度并不是法治健全的表现，而是司法救济失灵后的替代品。许多民众不相信地方政府能够公正处理问题，只能越级上访，寄望中央权力出面介入。
信访制度也意味着，当权利受到侵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法院，而是信访局，依赖的不是司法裁决，而是行政协调。权利能否获得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机关是否受理或协调。更重要的是，信访局本身并非具有裁判权或执行权的机关，通常只负责受理、转交，其处理意见本身并不具有法院判决那样的法律强制力。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上访者即使经过多年信访，问题仍然可能得不到解决，因为信访制度本质上是行政协调机制，而不是司法救济机制。
更值得关注的是，正因如此，中共政权不仅高度垄断公共权力和社会资源，也对民间公益组织、宗教团体及其他社会组织实行严格管控，限制其独立发展空间，使社会难以形成能够监督政府、救助弱势群体的多元力量。当行政机关失灵、民间社会又受到压制时，人民只能继续向同一个行政权力体系求助，形成“问题由行政权力造成、救济仍由行政权力垄断”的恶性循环。
有人会说，台湾不也有陈情、请愿和监察院吗？没错，但那些管道是司法、选票与媒体之外的补充，而非替代——没有台湾人因为不信任法院而去监察院门口长跪。并非台湾没有社会矛盾，而是人民拥有更完善的制度性救济。人民可以用选票更换执政者，可以透过民意代表监督政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透过新闻媒体揭露弊端。
共产党独裁统治下的社会需要依赖庞大的信访体系来替代司法救济，本身就说明法治机制已经失灵。真正保障权利的，从来不是信访局，而是民主选举、独立司法与新闻自由。信访本是中共专制机器上的减压阀——它救不了访民，却能替政权泄压。如今连这个阀门也被拧紧，锅炉里的压力，只会越积越大。
（本文为《上报》授权《看中国》转载。原文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