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0月23日，法国作家埃里克·泽穆尔抵达新书发布会时与他的支持者握手。（图片来源：Chesnot/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8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综合）《纽约邮报》8月15日刊登保守派学者丹尼尔・马奥尼（Daniel J.Mahoney）的评论文章，借法国右作家埃里克・泽穆尔（Éric Zemmour）的著作《法国自杀》（The Suicide of France），重新审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留下的政治与文化遗产。马奥尼认为，当年学生运动虽然没有推翻戴高乐政府，但它所代表的反传统、反权威和文化解构思想，此后逐步进入法国政治和社会制度，并经由法国哲学家传播至美国大学，对美国近几十年的身份政治和进步主义产生深远影响。
这一说法在欧美思想界并不新鲜，却一直存在巨大争议。支持者把1968年视为法国传统秩序瓦解的起点，批评者则认为，将移民、女权、欧洲一体化乃至美国校园政治统统归因于“五月风暴”，是把半个世纪复杂的社会变化压缩成一条过于简单的因果链。
“五月风暴”没有夺取政权，却改变了法国社会语言
1968年5月，法国学生抗议从巴黎大学校园迅速扩散，街头出现路障和警民冲突，随后演变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罢工。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法国战后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也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当时激进学生挑战的不只是戴高乐政府，也包括大学权威、家庭伦理、宗教规范、性道德以及传统社会等级。“禁止禁止”“在铺路石下面，是海滩”等口号，后来成为这一时代文化反叛的象征。
《纽约邮报》文章沿用泽穆尔的判断，把运动的精神概括为“解构、嘲讽、摧毁”，认为1968年的激进分子虽然未能完成政治革命，却在文化领域获得了更持久的胜利：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家庭、宗教、民族和权威逐渐失去约束力，个人解放与权利政治则进入主流。
泽穆尔的《法国自杀》最早于2014年在法国出版，今年由内森・平科斯基（Nathan Pinkoski）翻译成英文重新进入美国市场。这本书的核心论点，是法国自戴高乐时代结束以后不断放弃自身传统、主权和文化认同，而1968年则构成这一变化的思想分水岭。英文版于今年7月出版。
不过，把1968年的遗产完全理解成“摧毁”也受到不少历史研究者质疑。《卫报》在回顾这一时期时指出，五月风暴同时推动了法国艺术、电影、音乐和公共表达方式的重大变化，其影响并非只有政治激进主义，还包括对文化权威的挑战以及更自由的艺术实验。
换句话说，1968年确实改变了法国，但“解放”还是“瓦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察者站在哪一边。
从堕胎、移民到欧洲一体化，泽穆尔把法国转型归结为同一条线
泽穆尔最具争议的地方，是把随后几十年看似不同的政策变化串进同一套“国家衰落”叙事。
他认为，戴高乐之后的法国中右翼并没有真正抵抗1968年的文化革命，反而不断接受其价值观。1975年法国将堕胎合法化，家庭制度发生变化；此后移民规模扩大，传统天主教影响减弱；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法国又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置于欧洲一体化框架下。
法国2024年进一步把女性获得堕胎的自由写入宪法，成为全球首个明确以宪法形式保障这一权利的国家。《美联社》当时报道，修宪在法国国会以780票赞成、72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而且堕胎权在法国左右主要政党和公众中都拥有广泛支持。
这恰好说明泽穆尔叙事中的一个争议点：他所描述的许多“1968年激进主义遗产”，几十年后已经不再只是激进左翼的主张，而成为法国社会相当广泛的政治共识。
泽穆尔同样把法国的大规模移民与国家认同危机联系在一起，认为历届政府在殖民历史留下的负罪感以及普世主义理念推动下，未能有效维护传统法国文化，最终导致穆斯林移民群体与主流社会之间长期存在摩擦。
这一问题在法国现实政治中的确越来越突出，但把它全部追溯到1968年，同样存在争议。《纽约客》在《法国自杀》首次出版后评论称，泽穆尔抓住了失业、经济停滞、全球化冲击以及移民融合困难等法国社会的真实焦虑，但他的解释方式把避孕、堕胎、女性权利、同性恋权利、移民、欧盟乃至美国消费文化几乎全部纳入一幅“国家衰败”的总体图景，因此结论远比问题本身更加绝对。
这也是理解泽穆尔影响力的关键：他的论述并非凭空制造法国的社会矛盾，而是用一种高度统一、同时也高度选择性的解释，把几十年来不同来源的危机归结为“法国放弃了自己”。
福柯、德里达进入美国大学，“法国理论”在美国被重新塑造
《纽约邮报》把最值得美国人警惕的一条线索放在大学校园。
文章认为，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想后来越过大西洋，进入美国人文学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等法国思想家的著作成为美国文学、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课程中的重要文本，并最终为身份政治、性别研究以及今天所谓“觉醒文化”提供部分思想工具。
法国思想对美国大学产生巨大影响，这一点本身并不存在太大争议。
哥伦比亚大学有关战后学术思想史的资料显示，早在1960年代中期，法国结构主义和随后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就已经开始进入美国学术界；此后，美国出版机构、大学系所和知识分子网络进一步推动福柯、德里达和德勒兹等人的作品传播。
社会学研究也发现，德里达在美国的影响尤其集中于文学和人文学科，美国的专业学术机构、期刊和大学网络在“解构主义”扩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这里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历史反转：今天美国人熟悉的所谓“French Theory”，并不完全等同于这些思想家在法国原本的政治主张。
思想史研究者弗朗索瓦・屈塞（François Cusset）长期研究这段跨大西洋传播史。他指出，福柯、德里达、德勒兹等人在思想上原本存在巨大差异，美国大学却把他们重新组合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法国理论”体系。这些思想在美国与种族、性别、少数群体政治结合后，又产生了法国本土原本没有的理论形态。
因此，与其说法国思想家简单地“把美国大学变成今天这样”，不如说美国学界选择、翻译并重新塑造了法国理论。
更有意思的是，当这些经过美国重新包装的理论几十年后以“woke”、身份政治和反种族主义运动的形式返回法国时，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反而认为它们过于美国化。
于是形成了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思想循环：理论从法国出口，在美国重新加工，然后再次出口回法国。
“法国摧毁美国”过于简单，真正发生的是欧美激进思想相互塑造
马奥尼在《纽约邮报》的文章最后，把这段历史直接连接到今天的美国政治。
按照他的解释，美国校园中的身份政治、政治正确和“觉醒文化”，与1968年法国思想革命之间存在清晰的思想血缘，而美国近年的反种族主义运动又反过来输入法国，侵蚀法国强调“不分种族、不分宗教的公民身份”的共和传统。
这种跨大西洋影响确实存在，但如果因此认定“法国激进分子渗透美国学校”，就容易把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发展解释成一场单向的思想输入。
美国自己的1960年代同样经历了民权运动、反越战运动、女性主义和学生运动；身份政治后来兴起，也与美国独特的种族历史、奴隶制度遗产和民权斗争密不可分，并非从巴黎大学课堂简单移植而来。
甚至法国“五月风暴”本身也不是纯粹法国制造。1960年代席卷欧美的反战、青年文化、马克思主义、新左派以及性解放原本就是跨国现象，法国和美国长期彼此影响。
真正值得注意的，或许不是究竟哪一国“腐蚀”了另一国，而是半个世纪以来，欧美的激进思潮不断在大西洋两岸来回传播，每到一个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被重新解释。
泽穆尔以及《纽约邮报》代表的是其中一套越来越有影响力的保守主义解释：1968年以来的西方把“解放”推得太远，以至于传统、家庭、宗教、民族认同和社会约束遭到持续削弱。
反对者则认为，这套说法忽略了同一时期女性权利、少数群体权利、个人自由以及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把所有社会变化都包装成文明衰落。
法国社会今天对1968年的争论之所以始终没有结束，正因为双方讨论的其实已经不仅是一场发生在近60年前的学生运动，而是在争论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社会获得的究竟更多是自由，还是失去的东西已经超过所得。
而随着类似争论进入美国校园、选举政治和文化战争，“五月风暴”早已不只是法国历史的一页，它仍在以另一种形式参与今天西方社会关于权威、身份、自由和文明归属的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