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绝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失控暴乱，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自上而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不了解中共的许多人以为，文革只是一场由底层红卫兵发起，年轻气盛而又失去理智的狂热群众运动，然而掌控一切的中共眼皮底下怎么可能会出现偶然的事情？回溯历史，可以佐证这场血洗北京的浩劫——红8月，的确是出自最高层精心策划的暗黑权谋。
1966年夏天8月18日 国家机器递刀子开展杀戮行动！
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确实于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开。会中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标志着文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1966年8月期间，公检法系统（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职能确实已经开始被刻意边缘化与瘫痪，以确保红卫兵的“造反”不受法律制裁。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首次大规模接见百万红卫兵。据当时的官方媒体公开报导，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询问她的名字后，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 随后《光明日报》发表了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此事件与这三个字，确实被全国红卫兵视为最高领袖鼓励暴力的直接指示，“红八月”的暴力惨案随即在北京市内大规模爆发。
8月18日一过，北京的暴力呈现指数级爆发。当时的公安系统最高负责人在内部扩大会议上下达黑指示，明令警察不准干预红卫兵打人。警察从执法者沦为暴徒的向导，主动提供具体住址与情报。社会瞬间陷入“无政府”的恐怖状态，为杀人铺平了道路。
虽然北京一地的受害人数并没有确切统计数字，但据荷兰籍著名历史学家冯客著作研究指出：八月下旬时，每天都有超过一百人被杀。一份党内部文件就报告了八月二十六日有一百二十六人死在红卫兵手中；翌日有二百二十八人，再隔天是一百八十四人：六月二十九日则是二百人。根据一项保守估计，到了九月下句，第一波暴力浪潮减弱时，至少已经有一千七百七十人丧命，其中还不包括那些在北京市郊遭到屠杀的人。
狂热抄家背后的精准杀戮
文革红卫兵杀人乍看似乎是失控的历史事件，但为何隐藏在无政府狂乱表象下的还有精准的暗杀名单？事实上，文革背后隐藏着精密的毛泽东个人以利益最大化的权谋政治算计。
党内老干部的回忆与高层秘闻揭露，当时红卫兵去抄哪些人的家、残酷批斗哪些人（例如：吴晗、邓拓、老舍等人），绝大多数根本不是随机起意，而是背后有中央文革小组的黑手在递条子、给名单。
历史档案与受害者回忆录也证实，当时基层派出所的民警确实配合红卫兵，提供了管区内户籍资料，这让红卫兵的抄家与批斗得以按图索骥；名单还精准锁定了三类人：其一是历史知情人，他们掌握党内早期见不得光黑历史、深知高层底细的内部知情者。其二是政治宿敌，他们曾经与最高领袖有过路线分歧、在体制内根深蒂固的政敌及其羽翼。再则是私仇对象，某些文革新贵想要趁乱公报私仇、杀人灭口的具体目标。
当时的公安部部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谢富治还在1966年8月下旬的北京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过讲话。谢富治明确表示：“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并指示：“群众打坏人，不管是不对的，管则犯错误。”、“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着。”
看似随机、疯狂的打砸抢烧中，着实隐藏着令人胆寒的政治清洗。高层刻意利用十几岁中学生的狂热与无知，让他们成为不需要负担政治与法律责任的政治耗材与临时杀手。当名单上的受害者在混乱中被活活打死，或者不堪凌辱而自尽时，高层便可顺理成章地将罪责推给“群众运动的失控”，完美达成毁尸灭迹、借刀杀人的目的。
为树立个人绝对权威 自上而下的国家恐怖主义
历史学家冯客透过大量解密的中国基层档案指出，文革绝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失控暴乱，而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自上而下的国家恐怖主义。他剖析，毛泽东是为了报复在“大跃进”后将其架空的党内官僚，刻意将军队与警察的权力交接给暴徒。这场“无政府”是被设计出来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原有的党政机器，让最高独裁者能在废墟上建立绝对的个人威权。
自上而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彻底违背了基本人伦与法治精神，中共高层为了私利不惜煽动学生打死老师、子女批斗父母，在中共治下“党性”凌驾于人性之上；红卫兵看似不可一世、无法无天，实则完全被高层的政治指挥棒牵着走，完全暴露了中共为了夺权不惜毁灭整个社会的黑心权谋。
中共治下向来就是让整个国家机器沦为少数高层清除异己的专属工具，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杀人，再利用、杀人，国家机器表面上退场，暗地里却在精准引导着暴力的走向，迟早被卸磨杀炉的“小粉红”怎么就看不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