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1日，湖北武汉市武汉病毒研究所校园内P4实验室L的鸟瞰图，正值中国确诊首例新冠病毒死亡病例五周年。（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8月22日讯】大家好，今年1月份，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活动。他公开表示通过卫星看到了中国发生的惊人一幕。
他说，“有人告诉我要密切关注，中国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情。”“武汉到处都是尸体，就在我们之前提到的那栋大楼周围。”
“我一直说（COVID）病毒是从武汉来的，那些尸体是用裹尸袋装的。我们通过卫星看到了，他们说中国发生了奇怪的事。他们说中国发生了奇怪的事。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最后我们遇到了COVID疫情，全世界都遭受了苦难。”
对于这场殃及全世界的巨大灾难，无数人在等待着一个时刻，那就是谁应该为这一切负责？
8月17日，就在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前夕，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发表文章，标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武汉惨祸负责》。余茂春的这句话可谓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包括那些因为这场大灾难而永远无法发出声音的人。共产党必须要为这件事作出交待。
中国共产党必须为武汉惨祸负责
直截了当的文字永远是最有力的。在文章的开篇，余茂春教授说：在COVID-19让世界陷入瘫痪的六年之后，使用委婉措辞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共产党对这场致命病毒的爆发、在疫情爆发初期关键阶段对信息的系统性隐瞒，以及持续阻碍世界获取关于武汉所发生一切的完整记录，负有直接责任。
自大流行爆发以来，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研究相关之源头的证据大幅增加且不可辩驳。
多年来，中共以惊人的野心追求在病毒发现和实验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而该国的生物安全状况却依然令人毛骨悚然地严重不足。
武汉成为了这一努力的中心。武汉病毒研究所收集了超过15,000个蝙蝠病毒样本，这是在其成为中国首个BSL-4实验室之前全球最大的此类资源库，并获得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的批准，可以存储和处理风险等级为4级的微观生物，也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病毒。这其中包括冠状病毒及其经过实验室增强、更具致命性的变异株。
然而，中共科技部自己的评估仅将武汉病毒研究所评定为中规中矩的“良好”等级，未能挤进该国20个“优秀”生物与医学实验室之列。尽管如此，中共官方依然认证其为中国唯一可以处理世界上最危险病原体的生物实验室。
时任武汉病毒研究所BSL-4实验室主任的袁志明博士曾多次对中国缺乏生物安全规范提出警告。他指出，存在生物安全管理不善、实验室运行机制不足、专业生物安全人员匮乏以及培训不到位等问题。
在201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袁博士及其合着者做出了极具预见性的警告：生物安全实验室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也可能引发“灾难”。他们列举了中国生物实验室令人堪忧的生物安全缺陷，涵盖操作标准与专业指导不足、废弃物处置、消毒、污染监测以及实验室安全程序不完善等多个方面。
随后，余茂春在文章里提到了著名的SARS疫情，它就是从位于北京的中国实验室泄露的。
谁应该为SARS疫情灾难负责
说到这里，我们要插一句。SARS疫情之后，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胡绩伟随即撰文指出，这场萨斯灾难，就是一场隐瞒真相的惨剧！胡绩伟说这场灾难“害了国人，害了港台，害了二十几个国家，在世界上造成了一场萨斯恐怖”
胡绩伟更指，当时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是遵从上级‘不准泄漏真相’的严厉指令。真正隐瞒不报的责任者还在幕后。”
那么，真正的责任人是谁，就是江泽民和他的亲信。
SARS最初是在2002年11月16日在于广东出现，民众一片恐慌，但是当时正值江泽民主导中共十六大和积极连任中央军委主席期间，江泽民为了欺骗世人、营造一种所谓”盛世景象”，以便顺利连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的亲信，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配合江泽民命令，极力掩盖真相，从而导致SARS疫情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从而让世界陷入灾难之中。真正的罪魁就是江泽民和共产党。
而在今天的这场COVID疫情中，习近平和中共再一次重演了这一幕。
中共一句党八股，不打自招
余茂春教授在文章里说，对于危险病原体遭遇不合格的生物安全防线时会产生何种后果，中共早已接获了充分的预警。然而，武汉病毒研究所依然继续针对恰好具备引发另一次类SARS疫情能力的那类病毒，开展高精尖的科学研究。
2015年，现以“武汉蝠王/蝙蝠女”之名为世界所知的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博士，参与了一项构建类SARS嵌合体冠状病毒的研究，旨在探究其感染人类的能力。
结果，疫情就在武汉爆发了。不是北京，不是上海，也不是采集了大量携带类SARS冠状病毒蝙蝠的云南。它偏偏发生在武汉，这座拥有中共国研究此类病毒最高机构、并针对这些病毒开展更具致命性的“功能增益”实验的城市。
正如我们刚才所向大家介绍，中共这个体制再一次重演了它在SARS疫情中的做法。余茂春在文章里说，北京的第一本能不是透明，而是控制。
从一开始，武汉病毒研究所就被中共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噤声。2020年1月1日，该研究所被勒令销毁所有收集到的冠状病毒样本。几天之内，中共军队便接管了该设施。
余茂春说，当武汉病毒研究所发表公开信回应有关基因工程、实验室泄露、军方介入以及据传失踪的前员工等指控时，未提供任何能够化解疑问的详细证据。相反，所有研究所员工都被要求“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这种回应精确揭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
刚刚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这种回应精确揭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很显然，问题的根本所在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是这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中共等于是不打自招。
中共隐匿证据、掩盖真相
余茂春指出，一家能够影响地球上每个人健康的实验室，存在于一个集权政治体制之内；在这个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家、档案记录、新闻媒体及学术机构拥有最终决定权。甚至连习近平本人也承认该体制出现了失察。
2020年2月14日，他在疫情爆发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武汉的疫情暴露了中共国在生物材料和生物安全管理方面的“短板”与“漏洞”。他要求出台一部新的生物安全法，并指示将生物安全纳入中共国的国家安全体系。
此外，还有被北京隐匿的证据。中共下令销毁早期武汉患者的样本，使得还原病毒源头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阻挠至今仍在产生影响。2025年，即疫情爆发五年后，世界卫生组织披露，中国仍未提供数百条早期SARS-CoV-2的基因序列、关于武汉市场销售动物的详细信息，以及所调取关于武汉实验室研究与生物安全状况的数据。
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不能将“不确定性”作为开脱罪责的借口。一个政府不能在销毁或隐匿证据之后，又因证据缺失而要求免责。中共的责任也不应仅仅由实验室内部发生的事情来衡量。
中共的责任延伸至事后发生的一切。一个集权政体在面对新兴传染病时，展现出了集权政体的本能反应：封锁消息、严明政治纪律、掌控话语权并抵制独立调查。
因此，对COVID-19的追责应当指向政治权力真正归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及其控制下的机构。
中共必须对COVID-19承担责任
余茂春在文章里沉痛指出，面对一种具高传染性的呼吸道病毒，失去时间就意味着失去生命。而最终付出的代价几乎令人无法想象。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共有1,450万个生命陨落。无数家庭破裂。数万亿美元的财富和经济活动化为乌有。整整一代人经历了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浩劫。
国际社会应当要求全面获取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数据库、实验室笔记、实验记录、样本库存、生物安全档案及相关人员卷宗。知晓疫情内情的科学家和员工，应被允许在不受中共监督的情况下接受独立调查人员的询问。
各国政府还应针对任何隐瞒具有大流行潜能之疫情信息的国家，建立具备强制执行力的国际惩戒机制。
COVID-19证明了主权国家内部的生物安全绝非仅仅是该国的内部事务。一个城市的实验室事故，可以让伦敦的学校停课，让纽约的医院不堪重负，让东京的企业倒闭，并夺走布宜诺斯艾利斯祖父母的生命。
主权绝不意味着拥有危及全人类的合法权利。对于开展可能引发全球性后果之研究的实验室，是否还能被允许在缺乏实质性国际监督的情况下运行，全世界应当重新审视。
不应允许中国共产党在未被追责的情况下，将这场浩劫化为历史尘埃。
余茂春最后指出，世界需要知晓真相，受害者需要获得公正。中共必须在道德、法律和经济层面，对COVID-19承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