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大片。（图片来源：dinda / stock.adobe.com）
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极权体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莫过于“对外厉行愚民、对内穷奢极欲”的双重标准。文化领域尤甚。文革时期，中华大地沦为一片文化沙漠。八亿普通百姓在精神桎梏下，被强制日夜灌输“八个样板戏”，稍有越界便被打成“反革命”或“阶级敌人”。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高唱“割资本主义尾巴”、“狠批资产阶级毒草”的同时，中南海深宫与红墙大院里，中共高层却正关起门来，优哉游哉地享受着大量未经删剪、极尽奢华的欧美原版大片。这就是中共特权阶级独享的文化特供品——“内参片”。
高墙内外的天壤之别什么是“内参片”？
所谓“内参片”，即不对外公映、仅供中共高层“内部参考”的未删减影片。在那个物资与精神极度匮乏的年代，能否看上“内参片”，曾是中国社会最森严的政治等级标签、阶级身份与血统特权的终极象征。
这些被标注为“揭露西方腐朽生活”的内参片，内容包罗万象：从好莱坞经典、西方宫廷政变、暗杀纪实，到情节大胆的欧美文艺片；从苏联东欧二战巨作，到日本政治与军事敏感题材；乃至被中共自己封禁的国产优秀影片，皆被网罗其中。
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统计，仅截至1978年，中共组织译制的“内参片”就多达两百余部。
在老百姓听一首抒情歌曲都要被批斗的疯狂岁月里，特权阶层却拿着“批判资本主义”、“了解国际阶级斗争动态”乃至“洋为中用借鉴技术”当作遮羞布，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国外大片。江青曾公开辩解：“美国片子的思想我们不学，我们主要学它的技巧、灯光与场面调度。”这种冠冕堂皇的说辞，不过是独裁者为满足私欲所披上的伪善外衣。
毛泽东的私家影院与中南海的特权狂欢
在“内参片”的顶级享受者名单中，首屈一指的正是发动文革的“伟大领袖”毛泽东。
历史解密档案显示，毛泽东私下极度迷恋外国电影。他欣赏好莱坞巨星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冷艳演技，更对李小龙的香港功夫片情有独钟。《唐山大兄》、《精武门》、《猛龙过江》，毛一部不落。有时看一遍意犹未尽，便扣留胶片长达数月反复玩味，看到激动处甚至击节叫好：“功夫好！打得好！”
毛泽东究竟看了多少内参片？197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致文化部部长黄镇的一份公文揭开了冰山一角：
“过去为毛主席放映电影，文化部曾选送一部分影片，现存我局有94部；粉碎‘四人帮’后，从‘四人帮’处收回影片86部。拟全部退回你部……”
除了毛泽东，从建政初期至文革前夕，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杨尚昆等中共顶层人物，亦是中南海西楼大厅电影放映的常客，几乎每场必到。那时的中南海每逢周末歌舞升平，受邀前来伴舞的年轻文工团员们，在春耦斋享用完珍馐美馔后，还能获赐观看内参片这道“精神特供”。
深宫秘影 中共高层的“看片政治学”
在严酷的党内倾轧中，“内参片”甚至演变成了观察政治风向与派系抱团的特殊晴雨表。
据著名电影翻译家戴光晰回忆，70年代初，朱德常将内参片调至中联部礼堂，邀约一批靠边站或被打倒的老干部共同观看。复出前后的邓小平、耿飙等人都曾默坐其间。在那种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下，老干部们相见无言，唯有藉着昏暗的银幕光线确认彼此“尚在人间”。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前两周，突然缺席放映，众人顿感黑云压城。
叶剑英则常将影片调往西山住所，邀请荣毅仁夫妇同观；宋庆龄在其寓所内观看原声外语片，往往从午后四点一口气看到子夜凌晨；而陈毅到中影公司看片时，更操着四川话大声嚷嚷，抱怨自己消息不灵。
偶尔，中共会挑选极少数影片（如日本二战片《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在指定影院作“限范围公映”，但绝非对外售票，而是按政治背景逐级发票给“政治上绝对靠得住”的机关干部。即便如此，普通民众为了能一窥这扇封闭世界的窗口，甚至铤而走险。曾有人在影院门口冒险抢夺他人手中的电影票，只为看一场《啊，海军》。
“消毒大会”专制体制下的黑色幽默
在整个“内参片”产业链中，最荒谬绝伦的莫过于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工作人员。
文革期间，上译厂接到周恩来的专门指示，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紧急译制西方“毒草”。为了防止文艺工作者被“腐化”，每译完一部影片，全厂上下必须召开一场严肃的“消毒大会”。
导演、翻译、配音演员必须轮流发言，对着刚刚倾注心血配音的影片大加挞伐、痛斥“封资修”，甚至工宣队、军宣队也摩拳擦掌、义愤填膺地参与批判。
知名导演孙渝烽一语道破了这场政治滑稽戏的实质：“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千篇一律，到最后写简报上交工宣队时，内容完全不用改，只需把片名换掉就可以了。”
这种全员参与、自欺欺人的“批判仪式”，精准刻画了极权体制下知识份子的屈辱生存状态与中共意识形态的空虚本质。
铁幕难掩火种艺术对暴政的无声嘲弄
然而，历史往往充满了统治者无法预料的讽刺。
在一个处处高调讲政治、人人内心厌恶政治的窒息环境中，人类真实的情感与艺术之美，展现出了顽强的穿透力。那些被中共当作“毒草”引进的内参片，非但没有成为“批判材料”，反而在无形中启蒙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灵魂：
谢铁骊导演的经典之作《早春二月》，其如诗如画的抒情镜头，正是摄影师李文化在观摩苏联大师乌鲁谢夫斯基的《雁南飞》后汲取的灵感；
导演张暖忻拍摄文革题材电影《春苗》时，大胆借鉴了意大利政治悬疑片《马太伊案件》的镜头语言与叙事剪辑；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改编为电影时，其镜头调度与色彩构图深度吸收了英国经典歌舞片《红菱艳》的精华；
1979年震动影坛的电影《枫》，其前卫的剪辑手法与时空转换，更是直接脱胎于法国新浪潮名作《广岛之恋》。
这批内参片，直接催生并影响了中国第四代、第五代导演的创作思维。尽管在当时，能接触到这些影片的多是大院高干子弟，享有常人无法企及的血统优势；但普世的人性之火一旦被点燃，便会冲破深宫铁幕与阶级壁垒，在历史的风中散发出自由的光芒。
从“内参片特权”到今天的“防火墙”
今天，录影带、网际网络早已冲垮了昔日“内参片”的物质边界，年轻一代甚至不知“内参片”为何物。然而，这段荒诞的历史绝不应被遗忘。
“内参片”的存在，是一面刺破中共谎言的照妖镜，它证明了统治者比任何人都清楚什么是美、什么是好，但他们偏偏要将美好的事物化为少数人的私产，同时将亿万民众囚禁在精神的荒原之中。
从昨天的“内参片特权”到今天的“防火长城（GFW）与特权专线”，形式不同，但中共垄断资讯、禁锢思想、践踏人权的本质从未改变。
今天，中共在十四亿中国人面前筑起了一道高高的“防火墙”。普通百姓想看看墙外的世界，被称为“非法翻墙”，轻则警告罚款，重则行政拘留，甚至被扣上危害国家安全的帽子。
然而，这道墙从来不是为所有人而设的。对普通民众而言，它是牢笼；对权贵阶层而言，却形同虚设。就在无数人被阻隔在墙内的同时，大批官员、宣传系统人员以及所谓的“统战人才”，却享受着外网特供待遇，自由出入国际网际网络，浏览海外资讯，追踪国际舆论动向。
官方给出的理由冠冕堂皇——“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为了统战世界”、“为了提升国家形象”。但讽刺的是，同样的事情，官员做叫对外宣传，百姓做却成了违法违规；权力拥有者可以看世界，普通人却只能被世界隔绝。
今天的“防火墙” 不过是昔日“内参片”的升级版
这种荒诞的双重标准，其实与当年中共的“内参片”制度如出一辙。昔日百姓只能看样板戏，高干却能观看内部影片了解外部世界；今天百姓只能在墙内接受过滤后的资讯，高官却可以自由穿梭于全球网络。时代变了，技术变了，但特权逻辑从未改变。
说到底，防火墙从来不只是用来阻挡境外资讯，更是在不同阶层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鸿沟。它告诉人们：有些真相，权贵可以知道；有些资讯，百姓不必知道；有些自由，只属于掌握权力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防火墙”，不过是昔日“内参片”制度在网际网络时代的升级版。今天，中共在网际网络上筑起一道号称世界最严密的“防火墙”。对普通民众而言，翻墙浏览海外网站被视为违规甚至违法行为；许多人因此受到处罚、约谈，甚至留下不良记录。
而对于掌握权力的人来说，这道墙却从来不是障碍。政府部门、宣传机构、统战系统以及大量特定单位，都能合法使用外网。官方的解释是，要了解国际舆论、开展对外宣传、做好统战工作。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同样是浏览海外资讯，百姓做叫“翻墙”，官员做叫“工作需要”；普通人看外媒是“受境外势力影响”，权力部门看外媒却是“掌握国际动态”。
说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外部世界，而是普通民众自由获取资讯后形成独立思考。因为一旦每个人都能直接接触真相，官方精心构筑的资讯垄断便会受到冲击，许多依靠过滤、筛选甚至扭曲资讯所维持的叙事，也将面临挑战。
从当年的“内参片”，到今天的“防火墙”，改变的只是载体，没有改变的是特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