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超市食品区。（图片来源：王钊/法新社/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2日讯】假酒里的工业酒精、火腿里的敌敌畏、辣椒里的苏丹红、鱼里的孔雀石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猪肉里的瘦肉精、餐桌上的地沟油、土坑里的酸菜、“鼠头鸭脖”，再到化工液体罐车与食用油混运引发的轩然大波——中国三十多年的食品安全史，荒诞得像一部黑色幽默。
一个国家偶尔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是市场风险；几十年反复发生性质不同、逻辑相似的恶性事件，就不能永远甩锅给“个别企业”和“不法商贩”。
世界上哪里没有奸商？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中国为什么有坏商人，而是：他们为什么敢？
答案首先在制度。食品安全真正的威慑，不仅是法律写着最高罚多少钱、判多少年，更是要违法者相信：只要造假，就大概率被发现；只要被发现，就一定付出惨重代价。同样，监管者也必须相信：只要包庇、隐瞒、失职，自己的职位甚至自由都会付出代价。
中国今天并不缺严厉的《食品安全法》，缺的是对执法者稳定、透明而独立的监督。监管局监督企业，地方政府领导监管局，上级监督下级，纪委监督干部，而这一切最终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
于是那个最简单的问题始终存在：共产党监督所有人，谁来独立监督共产党？
地方政府一边要GDP、税收、就业和招商引资，一边又负责查处贡献GDP、税收和就业的企业，本身就存在利益冲突。严格执法的社会收益由消费者获得，而企业停产、税收下降和失业的政治压力，却可能立即落到地方官员头上。
更荒诞的是，一些公共安全事件往往遵循着熟悉的中国特色流程：
群众发现问题——媒体曝光——网络发酵——领导“高度重视”——连夜成立调查组——严肃处理——专项整治——热度消失。
这不是成熟的法治，而更像舆论驱动的危机治理。
真正的法治是什么？没有热搜，监管照样检查；没有领导批示，法律照样运行；没有全国舆论，失职者照样承担责任。真正的法治，不需要领导批示才启动，更不需要最高权力“高度重视”才执行；如果法律必须等领导发话才能长出牙齿，那统治这个国家的就不是法律，而是领导。
“鼠头鸭脖”之所以成为荒诞时代的经典，不只是因为饭菜里出现了鼠头，而是一个肉眼都能产生强烈怀疑的东西，一度可以得到“鸭脖”的结论。
于是老百姓不得不问：如果鼠头都能一度被解释成鸭脖，那么面对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三聚氰胺、农药残留、重金属和化学污染，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们？
中共食品的“特供”体系，暴露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制定公共政策的人，是否与普通人共同承担公共政策失败的后果？如果权力拥有者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规避公共系统的风险，那么他改善公共系统的切身动力自然可能降低。最好的公共制度，就是让制定规则的人和承受规则的人坐在同一条船上——不能提前坐上救生艇的人，才真正关心船底有没有洞。
中共体制真正的悖论就在这里：它相信权力可以监督市场，却不愿让社会拥有同等力量监督权力；它要求企业接受监管，却拒绝最高权力接受独立制衡。所以别再把食品安全归结为“中国人没诚信”。现代制度从来不假设人人都是圣人。恰恰因为商人会贪婪、官员会懒惰、权力会包庇，所以才需要独立司法、调查媒体、社会监督和权力制衡。
不能高铁建成了就是制度优势，奶粉出事了就是商人缺德；不能成绩都是党的领导，事故都是个别企业。
一个要求垄断政治权力的政党，就必须承担与这种权力相匹配的政治责任。既然权力都归你，责任凭什么不归你？中国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让企业害怕法律、官员害怕问责、权力害怕监督、普通人不必害怕说出真相的制度。否则，从三聚氰胺到地沟油，从鼠头鸭脖到罐车运油，换的只是菜单，不变的仍是那套出了事才“高度重视”的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