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右）于2026年3月2日在新德里海得拉巴宫，与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Mark Carney）举行会晤前一同步行。（图片来源：Sajjad HUSSAIN / 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6年9月8日讯】（看中国记者路克编译/综合）美国与加拿大之间持续升级的贸易摩擦，正在迫使渥太华重新审视过去数十年形成的经济模式。随着川普(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从9月8日起也对约200亿美元美国商品实施15%至50%的反制关税，美加这个全球关系最紧密的贸易组合之一正遭遇新的冲击。美联社报道，加拿大此次报复性关税涉及约6%的美国对加出口，而双方8月的贸易谈判已经破裂。
《财富》（Fortune）9月7日刊登巴雷特・宾利（Barrett Bingley）的评论文章指出，加拿大多年来一直谈论“转向亚洲”，但这一次已经不再只是外交口号。问题在于，加拿大与亚洲国家虽然已经搭起贸易协定、投资机制和政府合作框架，但太平洋两岸的大量企业实际上仍然彼此陌生。
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向亚洲靠拢的背景如今已不只局限于经贸领域。近期加拿大与中国重新启动中断多年的防务沟通机制，加中关系近年来从经贸、外交逐渐回暖的趋势，也开始延伸至军方接触层面。
美国市场不再稳固 加拿大被迫寻找第二条路
过去40年，加拿大商业体系基本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美国市场始终会向加拿大开放。
《财富》指出，2026年上半年，美国仍吸收加拿大约65%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虽然已经低于2024年的约75%，但依然远远超过其他市场。相比之下，欧盟和中国各自只占加拿大出口约5%左右。
这组数字实际上也点出了加拿大所谓“亚洲转向”的最大矛盾。
日本、中国、韩国、印度乃至整个东南亚加在一起，可以帮助加拿大分散风险，却很难找到一个能够真正代替美国的单一市场。《财富》也承认，加拿大未来只能同时开发多个较小市场，而不是寻找一个新的“美国”。
美加贸易争端则进一步增加了这种紧迫感。9月8日，加拿大新一轮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与此同时，双方并没有恢复正式贸易谈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川普还公开要求美国市场抵制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Bombardier），使双方摩擦进一步扩大。
对于加拿大而言，扩大亚洲市场因此越来越像是一种风险管理：目的未必是摆脱美国，而是避免下一次华盛顿政策发生变化时，全国经济再次陷入被动。
日本韩国是首选 中国市场同样无法绕开
《财富》认为，日本和韩国可能是加拿大转向亚洲过程中最容易取得成果的两个市场。
两国购买力强、商业制度成熟，而且已经通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机制与加拿大建立较成熟的贸易关系。加拿大可以向日韩出口能源、农产品和矿产，日本和韩国则能够向加拿大提供电池、半导体、机械设备和造船能力。
能源尤其成为加拿大开拓亚洲市场的突破口。
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本身已经拥有大量亚洲资本参与，而随着西海岸输油基础设施改善，加拿大原油也开始更加直接地进入亚洲。《财富》称，2026年前4个月，阿尔伯塔省对中国和韩国的石油出口分别增长122%和227%。
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可成为加拿大农产品、林产品、机械和数字服务进入东南亚的重要门户；印度和印尼市场规模更大，但贸易壁垒和经营难度也相对较高。
而在所有亚洲经济体中，中国仍然是加拿大最难绕开的市场。
加拿大不太可能在电信、关键技术及其他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全面放松对华限制，但能源、农产品、纸浆、工业材料以及部分消费品仍存在扩大贸易的空间。
与此同时，中国自身庞大的制造业出口能力也是加拿大必须考虑的问题。近期G20财长会议上，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多个经济体继续关注中国工业产能过剩和出口驱动型增长的问题，这意味着加拿大一边寻求扩大中国市场，一边又不得不防范中国制造业对本国产业造成竞争压力。
加中关系回暖 两军恢复沟通释放不同信号
加拿大重新寻找亚洲空间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与中国关系逐渐解冻。
加中军方近期恢复了中断多年的防务协调沟通。双方谈及加强务实交流与保持军事沟通，但这与重新展开联合军事训练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对加拿大而言，与中国恢复军事沟通更可能具有风险管控意义。
加拿大仍然是北约成员，也是美国在北美防空司令部（NORAD）体系中的核心盟友，在军事、安全和情报领域与美国的联系远远超过与任何亚洲国家。因此，加中军事关系即使继续改善，也很难脱离加拿大既有的北美安全框架。
换句话说，加拿大正在同时做两件看似矛盾、实际上并不冲突的事情：经济上努力寻找美国以外的选择，外交上重新打开与中国的沟通渠道，但安全体系仍然牢牢留在美国一侧。
这种平衡能维持到什么程度，将成为加拿大“亚洲转向”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舍近求远”值得吗 亚洲再大也难复制美国
但加拿大转向亚洲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舍近求远，成本究竟有多高？
加拿大与美国拥有近9,000公里陆地边界，两国公路、铁路、能源管道、电网、汽车产业和供应链经过数十年整合。大量加拿大企业把货物装上卡车，几个小时后就可以进入美国市场。
亚洲则完全不同。
加拿大企业不仅需要承担更长的海运距离和物流成本，还必须重新寻找客户、建立销售渠道，应对不同的监管制度、文化、语言以及竞争环境。
对于石油、天然气、粮食、钾肥和木材等大宗商品而言，这种“舍近求远”仍然具有经济意义，因为运输成本占最终商品价值的比例相对可控，而且亚洲拥有巨大的进口需求。
但对于汽车零部件、机械设备和高度依赖即时供应链的制造业而言，要把原本高度一体化的北美产业链整体搬向亚洲，难度要高得多。
这一点从加拿大目前的贸易结构已经能够看出。
即使经历了两年的“去美国化”，2026年上半年美国仍占加拿大出口约65%，而中国只有约5%。换句话说，加拿大失去美国市场10个百分点，只相当于目前两个中国市场的规模。
因此，加拿大所谓“转向亚洲”，真正能够实现的恐怕并不是用亚洲取代美国，而是把过去对美国近乎单一依赖的贸易结构变得更加分散。
这也正是这场转向最值得质疑之处。
如果美加关系最终恢复正常，加拿大企业是否仍愿意长期承担更高成本开拓遥远的亚洲市场？如果亚洲市场的利润率不及美国，这种政治推动下的多元化又能持续多久？
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市场真的越来越具有政策不确定性，那么即使亚洲贸易成本更高，加拿大仍可能认为这种额外成本是一笔值得支付的“保险费”。
《财富》认为，加拿大当前真正的障碍甚至并非关税，而是双方缺乏了解。调查显示，73%的加拿大人表示对韩国了解很少或完全不了解，对新加坡这一比例达到82%，对马来西亚更达到90%；然而78%的受访者又支持加拿大参加CPTPP。
亚洲企业对加拿大的了解同样有限。
这意味着协议可以由政府签署，贸易通道也可以由政府打开，但企业是否愿意真正把资金、人力和时间投入这些市场，则是另一回事。
从这个角度看，加拿大的亚洲转向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市场替代，而是一场成本很高、结果仍不确定的长期实验。
但地理和经济规律并不会因此消失。
亚洲可以成为加拿大越来越重要的第二、第三甚至第四市场，却很难复制美国这个就在国境线另一侧、经过数十年整合形成的巨大市场。
加拿大最终可能发现，所谓“转向亚洲”最现实的目标，并不是舍弃美国，而是花更高的成本，为自己购买一份不再完全依赖美国的经济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