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亦稱白江村，系高麗半島上的熊津江（今韓國之錦江）入海處形成的一條支流。
在我國唐朝初年，朝鮮半島處於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三國都想統一半島，但又都無力消滅對方，於是便向東西鄰國尋求援助，先後分別於大唐和倭奴建立了外交關係。高句麗在秦漢時代是隸屬於我漢朝的遼東地方政府，李唐有意將它收復，故它靠攏倭奴（註：即當時的日本）；新羅因與倭奴結怨，故和唐王朝親近；百濟與倭奴的關係較為密切，加之公元653年百濟、倭奴「通好」以後，就形成了以高句麗，百濟，倭奴為一方，新羅，唐朝為另一方的政治局勢。
655年，新羅王金春秋稱高句麗與百濟，靺鞨（註：居住在我國東北地區的一個少數民族）聯兵侵入，乞求唐朝出兵援助。唐高宗在遣使調解無效的情況下，先後派程名振、蘇定方、薛仁貴等將領率兵出擊高句麗，企圖牽制其兵力以減輕對新羅的壓力。然而，唐朝此舉未能奏效，支援高句麗的百濟繼續向新羅發起進攻。660年，新羅王再次向唐告急，乞求唐朝出兵救援。唐高宗遂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神丘道行軍大總管，率領水陸大軍10萬餘，從成山（今山東榮城）渡海擊百濟。百濟軍屯守熊津口（今錦江之入海口）進行抵抗，但在唐軍南北夾擊之下，很快潰敗。接著，唐軍與新羅聯兵向百濟都城泗沘進軍，不到10日，便滅亡了百濟。唐在百濟故地設置熊津等五個都督府，以大將劉仁願率兵留守。
唐軍滅了百濟之後，原百濟王扶余璋的部下福信及浮屠道琛率眾據周留城，抗擊唐軍。10月，福信遣使至倭奴，請迎立在倭奴為人質的百濟王子扶余豐，並向倭奴乞求援師。為了保住在朝鮮半島上的勢力，同時也為了緩和國內的政治危機，倭奴之齊明天皇很快就做出了送扶余豐回國和出兵援助百濟的決定。12月天皇及太子中大兄等從內地的飛鳥京遷至沿海的難波城，並成立了戰時最高指揮部。661年1月，將戰時指揮部遷至九州西岸，在於百濟隔海相望的盤瀨設置了行宮。7月，齊明天皇駕崩，太子中大兄素服稱制，是為天智天皇。8月，天智天皇任命阿曇比羅夫，阿倍比羅夫，秦田來津分率前軍、後軍和別動隊，組成了一支援助百濟的遠征軍。至9月，遣將狄井檳榔，樸市田來津等率兵5000餘人護送扶余豐返國即王位。
此前，因駐守百濟的唐軍劉仁願部被福信和浮屠的百濟軍圍困在熊津府城內，故唐高宗急調劉仁軌率軍渡海增援，府城之圍遂解。4月，唐軍44000人以水陸兩路向高句麗發起進攻。７月，唐軍進至平攘，因久攻平攘不下，乃於次年２月撤軍。是時，唐高宗詔令劉仁軌：「平攘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共其屯守。若金法敏借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舊唐書．劉仁軌傳》）可劉仁軌認為：「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心腹。.......今平攘之軍既回，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況福信凶暴，殘虐過甚，余豐猜惑，外合內離，鴟張共處，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不動也。」（《舊唐書．劉仁軌傳》）於是他一面「飛表聞上，更請兵船」；一面鎮兵伺機出擊，先後攻拔了支羅城及伊城、大山、沙井等柵，又與新羅聯兵攻克了「臨江高險，又當衝要」的真硯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而福信與扶余豐也果如劉仁軌所料，兩人發生內訌，福信被殺，百濟之殘餘力量因此嚴重削弱。
663年6月，倭奴天智天皇令倭將毛野稚子等率27000餘人向新羅發起進攻，奪取了沙鼻歧，奴江二城，切斷了唐軍與新羅的聯繫。不久，由孫仁師率領的7000名唐朝援軍也渡海到達熊津，與劉仁軌會師，唐軍軍勢因此大振。劉仁軌與諸將計議，認為：「周留，賊之巢穴，群凶所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則諸城自下。」遂制定了進攻周留城的計畫。劉仁願和孫仁師以及新羅王金法敏率軍從陸路進攻；劉仁軌，杜爽則率領唐水軍並新羅水軍由熊津江入白江口，溯江而上，從水上進攻。8月17日，唐新聯軍從陸路三面圍攻周留城，城外據點逐一被攻克，百濟和倭奴守軍相繼投降。周留告急，倭將廬原君臣領軍萬餘越海而來，準備自白江口登陸。周留城即建築在白江河口上游不遠處的左岸山地上，三面環山，一面臨水，山峻溪隘，易守難攻。當時，儘管唐新聯軍已從三麵包圍了周留城，但百濟只要能確保周留至白江一線安全暢通，就能得到倭奴從海上的支援，從而據險固守。因此，白江成為維繫周留存亡的生命線，兩軍都誓在必爭。
唐新水軍首先到達白江江口。27日，倭奴水軍也從海上抵達白江，兩軍遭遇。從當時雙方的實力來看，大唐水軍7000餘人，170艘戰船；倭奴水兵萬餘，1000多艘戰船。倭奴雖然在人、船數量上多於我方，但大唐水軍船堅器利，武器裝備優於倭奴。對於這次戰鬥，中國的史書記載簡略。在《舊唐書．劉仁軌傳》中僅有「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賊眾大潰，余豐脫身而走」的概括。倭奴史籍對此則有詳細的記敘「大唐軍將率戰船一百七十艘，陣列於白江村。戊申（27日），日本船師初至者，與大唐船師合戰。日本不利而退，大唐堅陣而守。己申（28日），日本諸將與百濟王不觀天象，而相謂之曰：『我等爭先，彼應自退。』更率日本亂伍中軍之卒，進打大唐堅陣之軍。大唐便自左右夾船繞戰，須臾之際，官軍敗績，赴水溺死者眾，艫舳不得迴旋。樸市田來津仰天而誓，切齒而嗔殺數十人，於焉戰死。是時，百濟王豐璋與數人乘船逃去高麗。」（《日本書記》卷二十七《天命開別天皇》）
由上可知，此戰唐將劉仁軌首先採用以逸待勞的戰略戰術，以旺盛的士氣，率戰船陣列於白江，因而在第一次較量中，輕而易舉地就使倭奴「不利而退」。接著在次日的戰事中，又利用唐軍之戰船高大堅固的優勢，將倭奴的船隻左右夾住，使其不得迴旋，再施以火攻戰術，焚倭奴之戰船400多艘，取得了戰鬥的最後勝利。而倭奴則是盲目冒進，8月27日剛至白江，就與嚴陣以待的唐軍交戰，被迫「不利而退」。次日競「不觀天象」，僅憑一股蠻勇，毫無秩序地向早以列成「堅陣」的唐軍衝擊，結果在「須臾之際」慘遭失敗。倭將樸市田來津被格斃，百濟王扶余豐逃之夭夭。
倭奴水軍慘敗的消息傳至周留城，守城的百濟王子扶余忠勝見大勢已去，遂於9月7日率百濟守軍及倭援軍向我天朝投降；倭奴之陸軍聞此，也不寒而慄，「相謂之曰：『州柔（即周留）降矣，事無奈何。百濟之名絕於今日，丘墓之所，豈可復往？』」（《日本書記》卷二十七《天命開別天皇》）遂於白江之戰的倖存者一道，乘船滾回了倭穴，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抗日戰爭戰爭至此結束，日本勢力退出了朝鮮半島，其入侵中國的野心也隨之破滅。
日軍在朝鮮的慘敗證明了當時日本根本不是中國的對手。損失慘重的日本深知若不趕緊求和，唐朝一旦下決心發動進攻日本連還手之力都沒有。於是日本連連派「遣唐使」赴華，對中國天子畢恭畢敬，並學習中國的文化和工藝，以此改造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