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對暴民意識還沒有什麼感性認識，我今天著重介紹我的一次調查，可以幫助大家對暴民一目瞭然。許多瞭解文革的人都知道，在文革中有三個地方發生了駭人聽聞的屠殺，一個是北京的大興縣，還有一個湖南韶陵，還有就是廣西，廣西不僅殺人而且還把人吃了。遇羅克在67年寫的《出身論》這篇文章中，他用了一個詞叫"連根拔"，所謂"連根拔"就是指北京的大興縣，用農民的俗話說就是斬草除根－－把所謂的"黑五類分子"不但本人而且還包括他的父母和子女都要殺死。後來報導大興縣事件和死亡人數的，我知道的有八十年代的嚴家祺、高皋先生《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再後來詳細一些的有97年一位叫張連和（音）先生，他在《那個時代人》那本書中寫了一篇文章，這本書上下兩冊，幾乎說得都是文革的事，但是出版後沒買多少天就被政府宣布為禁書。我有幸在舊貨市場上買到兩本－－封皮撕掉準備做紙漿，然後被人揀回來的。經朋友告知，我才買了一套。
遇羅克有一個願望：把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暴行編成一本書，以警策後人。但是由於他較早犧牲了，這個願望沒有實現。當年我跟他一起辦報紙，不僅僅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同事，所以我覺得我有義務去完成他的遺願。恰巧99年時廣東林賢治（音）先生約我寫北京大興縣屠殺事件的文章，所以我對大興縣事件作了調查。我調查的時候發現，嚴先生寫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書，介紹當時的死亡人數300多名，最大的有80多歲，小的才出身20幾天，這個事實是確實的、真實的，但是那個死亡人數是從8月25日到9月1日那幾天所謂"連根拔"的人數，不包括以後其他時間的死亡人數。我做的調查很困難，如果按照中國大陸現在的說法，我的做法也許要被算作"蒐集情報罪"－－因為在大陸現在誰也分不清什麼叫"情報"。
在調查剛開始，我利用官方的渠道，比如到檔案館或查閱報紙，結果發現在檔案館文革的資料都封存起來，根本就不允許查閱，先找到北京市檔案館，又找到大興縣檔案館，也是一樣，尤其是關於大興屠殺事件，找不到任何材料，館長親口告訴我這是不人讓外人看的。後來我想到從凶手中去調查，我工作的地點離事發的地點很近，但當我要著手去做的時候，那些凶手被告知不接受任何採訪，當然凶手本身也不願意被人採訪。好在事發時的一些當事人還活著，從他們那裡瞭解到一些真相。這次調查我曾經寫了一篇文章。……有一個小女孩（兒童），暴徒通常是用往地上摔的方式殺死兒童，有時把腿劈開，這個小孩有幸沒有被摔死，只是摔暈過去了，趕車的那個貧下中農看到她還有一口氣，動了惻隱之心，把小孩藏在車廂底下，想偷偷運到外村去，沒有想到這小孩甦醒後一掙扎掉地上了，跟著的暴徒見小孩沒死，拿著鐵鍬就像拍蒼蠅一樣把小孩拍死了。
我最難忘的，也是所有村民都難忘的，還有這麼一件事：在殺人過程中像年輕力壯的死得都比較突然，凶手怕他們報復，就藏在隱蔽處用棍棒打他們的腦袋、或者用鐵絲勒脖子、用（電線）電擊，但是對那些老人和小孩他們就沒有什麼顧慮了，有的直接對那些人說你們到那裡去該弄死你們了。其中有一個村子活埋人，被埋的有一個老太太，懷抱他的孫子，當土揚起來的的時候，小孫子對奶奶說瞇眼睛，奶奶安慰小孫子說，再過些時候就不瞇了。……非常淒慘。我說這些事情，許多人聽了都很震驚。我奇怪，什麼人在這個時候居然還下得了手？我認為，這就是典型的暴民，只有這種暴民才能下得去手。
在與大興事件發生的同時，剛才王友琴女士講了有一個叫李文波（音）老人，他被打一直忍著，紅衛兵打他的夫人，他夫人是一位非常善良老實、很懦弱的家庭婦女，李文波看到老伴被打實在忍不住了，就拿起菜刀對紅衛兵說，你們要是再打我就跟你們拚命，實際上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行凶行為，但是據說紅衛兵在奪他菜刀的時候把手劃傷了，於是就說是階級報復事件，這時站在外圍的解放軍和警察進來－－紅衛兵打人的時候他們站在一邊名曰"維持秩序"，實質保護紅衛兵行凶－－在他們的參與下把李文波老人活活打死了。我認為，更典型的是，幾天以後，周恩來在北京一個體育場主持召開了一個萬人大會，在會上宣布已經死的李文波和還沒有被打死的李文波的夫人死刑。李文波的夫人可以說是一個很無辜的人，她沒有任何反抗。
還是同樣的藉口，當時在崇文區立刻處於紅衛兵暴行的恐怖之中，當時打死了很多人，數量絕對是數以千計。我聽李文波的兒子告訴我，李文波被打死後，他也被崇文區公安局關押起來，他被關押的第一天，到崇文區（公安局）有一個幾百平方米的大院子，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第二天給他轉到其他監獄的時候，他發現突然間整個大院子都堆滿了死屍，有大人，有小孩，這些人都是第一天被打死火葬場來不及燒的死屍，連走路都很困難。
另外，王友琴女士剛才也講到了，周恩來接見了虐待李文波的那幾個紅衛兵，還誇獎他們是英雄。明明是殺人的惡魔，還要為自己的暴行找藉口，我認為這就是暴民和強權相結合的產物。
我在調查大興事件的時候，恰好在網路上發現，胡平先生寫的一篇紀念遇羅克的文章，提到為遇羅克豎立一個碑。我有一個想法，實際上應該為這些默默無聞的死難冤魂建一個碑！（鼓掌）但是，事實正相反，在中國大陸不但不可能建立碑，相反打死人的現場連痕跡都看不到了。我今天帶來了照片，其中有一張是埋死人的低窪地，當時人們管它叫"萬人坑"，現在已經被推土機推平了，種了莊稼；還有一口井，當時把人用鍘刀鍘成兩段丟在井裡，把井塞滿了，但是現在看不到了，井上面已經建了房子。
我覺得還令人氣憤的是，當時的殺人凶手－－策劃殺人行動的當時兩位公社幹部，一個姓高，一個姓胡－－到現在居然還享受了退休人員的待遇。大陸現在下崗人員非常多，我想享受退休待遇，很難！居然這種人還在享受退休待遇。當然，即使懲罰這兩個人我也覺得不太公平，因為比他們罪惡更大的，那些殺人惡魔，有的現在還被當局奉若神明崇拜，有的現在還有高官厚祿的實權。
去年出版了一本書叫《苦難的代價》，其中說了這麼一件事：有一位長年在公安系統工作的幹部，很瞭解文革期間郊區各縣的殺人情況，他認為昌平縣死的比大興縣要多，但是昌平縣死的人比較分散，所以不如大興那麼典型，一般人不知道。我居住的一個村子是昌平的燕丹村，屬於北郊農場，村民給我講了這麼一件事，在紅八月打死人的時候，這個村子沒打死人，西邊有個村子打死了30個人，北郊農場的幹部來指導工作，動員這些村民，就說毛主席說了東風應該壓倒西風，西邊的村子應該算西風，咱們東邊村子應該算東風，他們打死人了，你們怎麼沒打死人？當天就打死了7個人。可是這位所謂指導工作的人沒有受到任何懲罰，幾年以後聽說還得到了升遷。
文革到現在已經35年了，這麼長時間，我覺得很可悲的是，只有在這個地方，等於是隔了地球的另一邊，而且是在一個與發生文革毫不相關的國家才能舉辦這種研討會；在事發地，今天卻在大唱文革的歌曲，演文革期間的那種革命樣板戲，這實在是我們中國人的不幸！是極大的諷刺。在中國大陸，由於迴避文革問題、當權者沒有起碼的反思，今年3月5日中宣部還發了一個文件；禁止出版界出版寫文革以及歷次政治運動的作品。所以，我感到中國人更大的不幸是以後可能還要受到暴民意識的毒害，甚至影響到正常的生活。中共政權如果是一個理智負責任的政府，應該及早的限制暴民意識生存空間，向法制社會靠攏。這個暴民意識無論對當權者還是對老百姓都是有害的，文革當中，許多當權者挨整實際也說明瞭這個問題了，我認為，歷史不會原封不動的重演，如果有這種隱患，如果暴民意識在下一次得到大的爆發，受害的當然不會僅僅是所謂的"黑五類"，也可能是貪官污吏（對其我們也主張應該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判），最終的受害的和受害最大的還是善良的老百姓。
（此文根據遇羅文2001年7月14日在中華學人聯誼會舉辦的"文化大革命35週年研討會"發言錄音整理，未經作者審閱，原題為"遇羅克之死和紅衛兵暴力"，錄音整理：李瀟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