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極分化日益嚴重，社會公正受到嚴重傷害，民怨沸騰，工潮澎湃的時刻，澳洲僑界在雪梨舉行了紀念八九民運十三週年的座談會。
座談會由澳洲老資格的民運人士、民陣總部理事秦晉先生主持。中國工黨（中國社會民主黨）主席方圓先生，前民聯總部監事金江先生、中國工黨中央監委潘國強先生等民運人士和澳洲一些著名的作家、著名的畫家、著名的記者、著名的專業人士，著名的藝術家和電影明星出席了座談會。
在座談會上，人們最關心的是最近在中國大陸頻頻爆發的工潮。中國工黨主席方圓先生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問題。方圓先生說，從今年開春以來，北至大慶遼陽，南到廣州海口，東至上海南京，西到貴陽克拉瑪依，中部的武漢長沙，地處心臟的北京天津，全國二十幾個城市都出現了工人示威。
方圓先生說，這些示威活動，全是自發的。如果說有人發動，那末這個發動者不是別人，正是江澤民閣下。因為江澤民為首的中共核心，已經不再代表中國的工人的利益，而是代表中國的壟斷寡頭集團的利益。現在中共所推行的政策，是抽瘦補肥，殺雞取卵，竭澤而漁，空前殘酷的剝削政策。工人們停產的停產，下崗的下崗，盲流的盲流，除了起來抗爭，已經沒有別的出路。這就是官逼民反。
很多朋友談到他們回國的所見所聞。一些朋友說，改革開放前，中國大陸的物質極度匱乏，有錢買不到東西。現在是物質空前豐富，但是沒有錢買東西。一位朋友向方圓先生提問，希望方圓先生解釋這些現象後面掩藏的原因。
方圓先生回答，改革開放前，中共推行的是計畫經濟和大鍋飯制度。大鍋飯制度嚴重地傷害人們的生產積極性，也就是說，嚴重地傷害了生產效率。這是物質匱乏的根本原因。每當一個「五年計畫」開始的時候，中共不去看市場是否需要，一律放鬆銀根，造成經濟虛熱。到了一個「五年計畫」結束的時候，同樣，中共也不去看市場是否需要，大肆收縮銀根，造成市場恐慌。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供不應求」經濟危機。
方圓先生說，改革開放後，中共推行的是市場經濟和雇佣勞動制度。雇佣勞動制度是一種計件計時，按勞取酬，但又缺乏保障的制度。這種制度刺激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提高了生產效率，加上市場經濟所開發的市場潛力，是今天物質豐富的原因。生產效率提高後，產生了富余勞動力的問題，也就是下崗的問題。而市場經濟的推行，又使當年那些盲人騎瞎馬，憑主觀熱情瞎指揮所產生的不符合市場需要的企業無法生存下去，工人不得不走上社會。能生存下去的企業，也必須遵從市場規律進行產業重組和優化。重組或優化的結果，必然使一批工人停產，失業，或是「買斷工齡」。社會轉型的損失，大部分轉嫁到工人身上。
方圓先生指出，由於分配不公，社會公正受到侵害，有錢人佔人口比例太小，有消費能力，但無法拉動社會消費。工人沒有錢，農民錢不多，他們雖佔人口比例很大，能拉動社會消費，但無消費能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造成整個社會消費力低下，也就是以市場蕭條為特徵的經濟危機。
方圓先生說，現在的澳洲和世界上的一些先進國家，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和福利勞動制度。福利勞動制度和雇佣勞動制度的根本區別，是福利勞動制度是把人當成人，而僱用勞動制度把人當成工具。福利勞動制度把人當成人，就會考慮人的需要，就會注重人的尊嚴，就會保障人的基本生存。僱用勞動制度把人當成工具，需要的時候用你，不需要的時候你必須滾蛋，你怎麼活下去，你能不能活下去，那時你自己的事情。
方圓先生說，今天工人們抗爭的目的，並不是如同有人惡意歪曲的那樣--恢復大鍋飯制度。覺醒的工人們並不欣賞那個讓他們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普遍貧困的大鍋飯制度。今天工人們所爭取的，是自己的尊嚴不再受踐踏，是自己的生存得到保障。今天工人們所爭取的，不是虛無縹緲的「領導階級」特權，而是在平等基礎上的、實實在在的有工做，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有書讀，也就是自己的自由和利益得以確保的基本人權。
朋友們討論，十三年前的八九民運沒有成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的經濟在走上坡路，社會轉型剛在開始，還未傷害大多數人的基本利益。如果八九民運發生在今天，可能結果大不一樣。因為今天中國虛假繁榮，已經遮蓋不住經濟下滑的趨勢。工人的利益已經受到嚴重傷害，入世後，中國壟斷寡頭將與國際壟斷集團共享利潤，農民的利益，將如同今天的工人一樣，受到嚴重傷害。當年沉默的工人，今天無法保持沉默。到了那時，農民還會保持沉默嗎？工人，農民，不願依附權貴的自由知識份子的聯合，將開創一個八九民運的烈士們所爭取的新時代。
